文丨侯涛12 王亚华12
1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原文载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2年第4期
引用格式 | 侯涛,王亚华.县域非遗空间分布的文化生态影响因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1(04):75-85.
摘要：
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因大规模劳动力外流所导致的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问题。基于国际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以农村灌溉集体行动为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深层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经由抽离村庄领导力、破坏村民积累社会资本、削弱农民的村庄归属感，以及降低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等中介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产生综合性负面影响；但是，劳动力外流对村庄的领导力、村民间的社会资本、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以及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理论上可以通过政策调节来缓解甚至扭转。研究结论为制定乡村振兴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参考。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治理；集体行动；劳动力外流；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改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论述中指出：“实施乡村文化人才培养工程，支持乡土文艺团组发展，扶持农村非遗传承人和民间艺人收徒传艺”，“农村非遗传承人”首次出现在我国中央一号文件中。文件随后指出：“要保护好历史名镇、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文化遗产、古树名木”，以上论述表明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与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制定已初步具备了系统性整体思维。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相对封闭，受城市工业化冲击较小，大量古老习俗、历史遗迹、传统村落得以完整保存。据笔者梳理，到2019年末，在已经确定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有63%位于县域农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至少有43%长期生活在县域。可以说在我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性保护方面，县域农村的重要地位无可取代。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逐渐加快，我国民间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农村地区正在经历民间艺术品类及其内涵的衰微或演变。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明确指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善，物质条件上的小康社会目标即将在2020年得到全面实现。但不得不承认，农村地区在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方面与城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农耕文化，是自古以来城乡居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有必要对其存在、演变规律，特别是对孕育其发展的文化生态条件进行深入探究。这项工作不仅有助于我国非遗资源更好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对培养良好乡风、提升乡村文明水平和助力乡村振兴同样有着积极意义。
国外对文化现象的影响因素规律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首先关注到了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差异与当地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并据此提出了关于文化起源、演变规律的“文化生态学”概念。随后该理论在西方得到不断修正和拓展，特别是社会因素对不同文化形态的形成影响得以强调。上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学理论传入我国，国内学者对文化生态各组成要素按影响大小和作用层次进行了重新归纳，提出了文化生态的内、外环境概念和宏、中、微观三个作用层次。在实际运用中，文化生态学理论更常见于对实体文化景观的发生、演变规律研究，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理论探讨则相对不足。从现有文献来看，多是围绕特定区域具体非遗项目文化生态条件的描述性分析，对我国非遗发生、演变的一般性规律的讨论较少，更缺乏对非遗分布规律跨地域的系统性论述和统计上的归纳分析。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非遗研究逐步向交叉学科方向发展，地理信息学、统计学等自然科学方法逐渐被运用到非遗研究中，该类研究主要运用GIS空间技术分析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理分布规律进行总结。研究发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聚集态势明显，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通过比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各类环境因素的空间耦合度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与地理地貌、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因素之间存在着较强关联性。可以说，地理信息学的应用为研究我国非遗资源分布规律提供了有力的方法支撑。然而目前该类研究对于各类影响因素的选取较为主观，缺乏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同时对于不同环境因素的影响大小及显著性缺乏统计上的检验。
学界普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属于一个群体、民族、国家的共同财富，具有极强的公共品属性，这为借鉴公共经济学和公共事物治理相关分析方法探讨非遗资源的运营、保护等问题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新公共事物研究触角向文化领域延伸，已有国外学者利用公共事物治理的一般研究范式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公共物品的定义、属性、治理困境进行了相应论述，文化遗产的治理问题正逐渐被纳入到公共事物治理的规范化分析框架中。本文试图借鉴公共事物治理研究中常用的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结合文化生态学理论构建文化公共事物治理问题的一般性研究框架，并以此对影响我国县域非遗资源分布的环境变量进行识别，进而通过统计学方法检验不同文化生态要素与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可能存在的作用关系，以此揭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演变规律，进而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科学参考。
一
县域非遗空间资源分布及问题提出
（一）县域非遗空间分布及城乡比较
国务院先后于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4年公布了4批共137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含3145个子项）。与此同时，我国文化主管部门分别于2007年、2008年、2009年、2012年和2018年命名了5批共计3068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其中以县级（含县级市）单位申报的非遗传承人共计1309人，占非遗传承人总数的42.67%。从县域非遗传承人的区域分布来看，西部地区占比最高，为39.80%，中部和东部地区占比分别为30.94%和29.26%，县域传承人最多的5个省份分别为浙江、河北、山西、贵州、河南。
利用Arcgis10.1软件绘制我国县域非遗传承人的核密度分布图，同时与市域非遗传承人的核密度分布进行比较，见图1。可以发现，与市域非遗传承人更多向东南沿海城市和各省会城市集中相比，我国县域非遗传承人分布相对更加分散，每万平米公里县域非遗传承人密度在17人以下。而市域非遗传承人密度最高的北京、上海可以达到每万平方公里100人以上。县域非遗传承人相对集中的区域有4个，分别是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中南部和河南北部；华东地区的浙江、福建东部、江苏和安徽南部；西南地区的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西北地区的青海西宁和甘肃兰州的周边县域。
国家级非遗名录共包含10个子门类（见表1），县域非遗传承人以从事各表演艺术门类和传统手工业为主，这与城市非遗传承人的组成结构基本相同。分门类来看，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俗类非遗传承人主要集中在西部县域；传统医药、传统戏剧类非遗传承人主要分布于中部县域；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曲艺类传承人主要分布于东部县域；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两类非遗传承人的东、中、西地域分布较为均衡。同时不同门类非遗传承人的区域城乡分布出现分化，如传统医药、曲艺、传统戏剧3个门类的城乡差距较大，非遗传承人更多城市集中。从经济价值来看这3个非遗门类均有着较强的市场需求和盈利能力，也是历史上较早完成与农业分工的成熟行当，具有历史悠久的职业传统，因而更容易吸引非遗传承人向经济发达区域及城市消费市场聚集。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非遗项目职业属性是分析非遗传承人分布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二）自然、文化因素与县域非遗空间分布
县域非遗传承人所处生活环境最接近于非遗资源的原生环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所孕育和依赖的域内自然、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已经在成为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共识。我国各民族都有浓厚的自然崇拜传统，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传统音乐创作中无不闪现着中华民族源于自然赐予的灵感，同时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也为不同文化交融与传播创造了天然屏障，为本土文化的稳定传承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图2中可见，我国较好保持原始自然生态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同时西部也成为上述门类县域非遗资源及传承人的主要集中地。
在工业化与市场经济浪潮席卷下，能保住固有特色的传统村落成为包括非遗在内传统文化的最后容身之地。传统村落保留状况背后是地方文脉延续状况的重要标志，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系统性保存的重要体现。从图2可以看到，我国传统村落的全国分布主要集中于华北、东南、西南地区，与图1我国县域非遗传承人活动区域高度重合。这说明，物质文化条件与人文环境的完整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的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实中如民俗、传统技艺、传统舞蹈等诸多非遗项目不仅诞生于以传统村落为代表的乡土社会，并且均以传统村落作为必要的文化空间和传习、展示场所。可以说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区域文化生态的表里关系，地区文化系统的完整性成为非遗资源保存状况的重要条件。
（三）职业传统与县域非遗空间分布
表1反映出不同非遗门类的地理分布差异背后可能与非遗门类的经济价值与职业传统有关。实际上非遗项目的经济价值与其职业传统有着密切联系。古代工商业、娱乐业的社会化分工最早都是从农业兼业活动中独立出来。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达的宋元时期，越来越多的行当因市场经济发展而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成为可以供家庭谋生的专门行业。此时期不仅手工业分工更加细密，戏曲、曲艺等娱乐行业也独立成为专业行当。从事这些行业的兼业农户在脱离对农业最后依赖的同时，与非遗技艺的维系关系也从习俗、实用性上维系完全过渡到经济维系，随之对原生环境的物理空间依赖减弱而逐渐向市场端集中。非遗门类中的传统戏曲、传统医药、传统技艺等非遗门类依然保持着较强职业性质，其传承延续也一直是由市场关系维系与主导的。因此，其对地区经济波动与市场需求变化也会更为敏感，而对原生自然、人文环境的依赖性相对较弱。而对于民俗、民间文学、传统舞蹈等无职业传统，仅靠传统习俗维系的非遗门类，其对于当地自然生态、人文环境的依赖性往往更强。
为观察不同职业属性非遗传承人的地理分布差异，本文将全部非遗传承项目划分为强职业属性与弱职业属性两类。划分办法依据非遗传承人所从事非遗项目是否具有职业传统及其内含的经济价值高低判定，得到我国不同职业属性县域非遗传承人的区域分布情况（见表2）。
从不同职业属性县域非遗传承人绝对数量来看，强职业属性非遗传承人从东部县域到西部县域依次递减，而弱职业属性非遗传承人依次递增。无论强、弱职业属性非遗传承人数量，东部与中部人数均较为接近，说明强职业非遗项目传承人更多向东部及中部地区集中，而弱职业属性非遗传承人主要生活在西部地区。从各地区非遗职业属性内部结构分布来看，从东部县域到西部县域强职业属性非遗传承人占比依次递减，表明县域非遗中的强职业属性非遗资源有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趋势的同时，职业属性结构在各区域之间加速分化。利用Arcgis10.1软件绘制不同职业属性县域非遗传承人的核密度分布图后发现，强职业属性县域非遗传承人更多向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江苏，中部地区的河南、河北、山西集中。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县域传承人则更多向西南地区的贵州、湖南，西北地区的青海集中（见图3）。
（四）问题提出
通过上述分析，我国县域非遗传承人的地理分布与其所在区域的自然、文化、经济特点有着较强的相关性；与此同时，不同职业属性县域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规律不同，各环境因素对不同职业属性非遗项目的分布影响可能存在差异。那么，县域非遗资源地理分布有何规律可循？各因素对不同职业属性非遗资源分布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以上将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下文将借鉴SES框架结合文化生态学相关理论进行环境变量的识别与分析。
二
非遗资源的SES分析框架构建
SES框架即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是由Ostrom在 2007年提出用于分析公共池塘资源治理问题的一个逻辑框架。该框架将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知识运用到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二者复杂关系的分析中，为描述、阐释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以及社会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全景式描述框架和跨学科的共同语言。SES框架可分为内、外两部分。其中框架内部包含了4大基本系统：资源系统（RS）、资源单位（RU）、治理系统（GS）和使用者（U）。这4个基本系统及其包含的描述变量对特定行动场景中的互动（I）和结果（O）直接产生影响。以上6个构件又共同构成了人类管理各类资源系统的内部结构，并同时受到位于框架最外层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S）和相关生态系统（ECO）两类变量的共同影响。可以说SES框架将社群与自然、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关系进行了连接，提供了对公共池塘资源全局性的认识框架和系统的变量检查方法，SES框架各构件包含了多级子变量，为诊断社会生态系统复杂性提供了科学指引。
SES框架为我们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类公共池塘资源的产生、演变规律尤其是对其有效治理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SES分析框架之所以可以被应用到非遗资源的治理问题分析，首先是基于物品属性考察非遗资源具备一般公共池塘资源的所有属性这一性质。如果比较非遗资源与社会生态系统的常规研究对象，还能发现他们之间存在更多共性之处。例如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特定自然地理和资源条件，其中包含了大量与当地自然资源匹配的适用性知识和生产技能，这与同样具备上述属性的灌溉系统、渔业资源等SES框架常规研究对象并无二致。本文考虑到文化遗产与其他公共池塘资源对文化系统内环境的依赖性差异，特别将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中的文化因素作为文化内环境条件予以强调。按照我国文化生态学者对文化生态的亲疏圈层关系分类，本文将文化生态分为文化内环境和文化外环境两类，其中文化外环境即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自然地理状况等处于文化系统外部的各种因素，即SES框架外层的相关生态系统（ECO）和社会、经济、政治背景（S）；文化内环境是一定区域内同一文化系统中的不同但相关文化门类之间交互作用并彼此提供的环境氛围。本文借鉴文化生态因素这一分类方法，在社会生态系统（SES）分析框架中加入未被考虑的第三类环境变量，即反映文化内环境条件的特定文化背景（S-c），以增强SES框架对非遗资源治理问题分析的适用性。由于该框架适合分析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所有文化遗产公共池塘资源的有效治理问题，不妨称之为文化遗产的社会生态系统（CH-SES）框架（图3）。
利用CH-SES框架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治理中各组成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以下全景描述：在相关自然生态系统（ECO），社会、经济、政治（S）背景与相关文化背景（S-c）的共同影响下，非遗资源的行动主体（U）按照治理系统（GS）制定的一般程序规则，从非遗资源系统（RS）中提取资源单位（RU），在各利益相关主体互动（I）过程中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习、保护、生产等一系列活动，最终得到非遗资源利用的社会、生态、经济综合绩效评价结果（O）。该框架实际上为方便研究文化遗产相关治理问题提供了一套可供选择的变量体系。根据文化生态学理论，相关自然生态系统（ECO）、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S）和相关文化背景（S-c）共同构成了非遗资源滋养孕育的原生环境，而一旦发展成熟，这些环境条件又共同为其稳定传承、发展壮大提供了天然条件和内在动力。所以对图4中实线框外3类背景变量作为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适用于对非遗资源系统的初始容量或某一时点的资源可利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图中表现为对文化外环境因素（S、ECO）与内环境因素（S-c）因素对非遗资源系统（RS）总容量及分布状况的影响机制分析。
三
SES框架下县域非遗空间分布的
文化生态影响因素分析
在运用SES框架对公共池塘资源治理问题进行分析时，第一步工作是根据研究目的，运用该框架进行问题诊断，并在各组成构件中选取关键变量进行相应分析。由于本文考察对象为我国县域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规律，以及验证不同地区非遗资源禀赋差异背后的文化生态因素。映射到CH-SES框架便是实线框以外的相关生态系统（ECO）、社会、经济、政治背景（S）、特定文化背景（S-c）3类文化生态背景变量与实线框内的非遗资源系统（RS）的互动关系。非遗资源管理的集体行动情景分析非本研究关注重点，所以本文姑且假设实线框内6个构件在我国各地区发展水平与影响力度不存在差异而暂不考察。
（一）变量选取
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作为一种活态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禀赋不能用其实物载体数量，如手工艺制品数量、演出场次、录音录像或文本档案保存数量来衡量其非遗资源丰富程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化于传承人的手工技艺、知识技能或风俗习惯，且其传承只是通过传承人和被传承人之间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因此一个地区的非遗传承人数量最能代表该区域非遗资源的存量情况。所以本文选取各地的非遗传承人数作为因变量来反应当地县域非遗资源的丰富程度。
关于自变量选取，相关生态系统（ECO）情况用非遗传承人所在地拥有的自然保护区面积来代表，数据来源于生态环境部网站公布的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2015年版）；社会、经济、政治背景（S）选取了传承人所在地一到三次产业GDP，地区常住人口总量和当地人口迁徙情况代表。其中的国民经济数据和人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由于第五批非遗传承人公布时间为2018年5月，经济与人口总量数据时点为2017年末。当地人口迁徙指数代表本地人口因外出打工等原因向外迁徙情况，2020年以前数据不可得，本文用2020年春运期间从小年到除夕各省市的入境人口占比平均值来表示，数据来源于百度网迁徙数据。对于特定文化背景（S-c）指标，本文选取了非遗传承人所在区域的物质文化遗产保存情况，包括非遗传承人所在县域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和传统村落数量两类解释变量两个指标。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整理了我国从1961年到2019年共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传统村落为2012年到2019年先后5批列入文化旅游部与财政部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古村落，数据来源于住建部网站。各变量选取情况及预期影响方向参见表3。
（二）模型构建及运行结果
为检验各环境变量对区域非遗资源存量影响的稳健性及观察不同层次下影响差异，同时借鉴文化生态学宏观、中观、微观分析思路,分别从省级、市级、县级3个层面构建县域非遗资源的文化生态影响因素模型。根据不同层级数据的连续与离散特点，宏观、中观层面数据采用连续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微观层面数据采用离散变量的二元logistics模型。首先构建省级和市级层面县域非遗资源分布的影响因素模型。
模型1：
模型1中因变量Y代表各省、市的县域非遗传承人数量，反映当地县域非遗资源存量情况；Xi为影响非遗资源存量的文化生态各解释变量，β0到βn为常数项和各自变量系数，ε是未被解释的残差项。回归前先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剔除相关系数较高变量后，省级回归方程保留了其中6个自变量，分别是自然保护区面积X1，一、二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2、X3，本省县域国宝数量X7和传统村落数量X8。市级回归模型则保留了表3中除X4以外的7个自变量。
在构建县级层面影响因素模型时，由于具体到各县级区域内非遗传承人数较少，县域的非遗传承人数多为1或0，适合构建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设Y=1、0分别代表对应县域有非遗传承人和无非遗传承人两种情况。同时将相关生态系统（ECO）和特定文化背景（S-c）变量X1、X7、X8设定为0-1变量，代表该县域有无自然保护区、国保单位或传统村落的情况。
模型2：
模型2中因变量Logit（P）为经过logistics变换后的因变量，是当地有非遗传承人概率P(Y=1)与无非遗传承人概率P(Y=0)比值的自然对数。Xi为各解释变量。回归前对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保留了本县是否有自然保护区X1、工业国内生产总值X3、县域人口数量X5、是否有国保单位和传统村落X7、X8共5个自变量。随后运行Stata14.0软件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主要结果见表4。
（三）模型结果分析
从省级数据回归结果来看，模型总体通过1%显著性的F检验。相关文化背景（S-c）两个变量和相关生态系统（ECO）变量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国保单位和传统村落数量两变量均在99%置信水平下显著，省内县域每增加1处国保单位和传统村落，县域非遗传承人数相应增加0.197和0.069人；代表相关生态系统（ECO）的自然保护区面积系数在95%置信水平下显著，省内自然保护区面积每增加100平方公里，本省县域非遗传承人数相应增加0.079人；社会、经济、政治背景（S）中代表当地经济社会条件的一、二产GDP系数均不显著，表明从省级层面看，经济条件对当地非遗资源多寡并无直接影响。
从市级层面回归情况看，整体回归显著水平良好，回归方程通过1%显著性的F检验。县域非遗传承人数量与相关文化背景（S-c）条件相关性显著，市内县域国保单位和传统村落数量每增加1处，相应地市的县域非遗传承人数分别增加0.149和0.040人。社会、经济、政治背景（S）中的两个人口变量均在99%置信水平下显著。所在市县域人口每增加100万人，当地县域非遗传承人数增加0.844人；人口迁徙指数每上升万分之1，县域非遗传承人数则减少2.394人。上述结果表明，从市级层面来看，相关文化背景（S-c）条件和社会、经济、政治背景（S）中的人口因素对当地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有着显著影响，而相关生态系统（ECO）因素和社会、经济、政治背景（S）中的经济因素对县域非遗资源多寡无显著影响。
从县级层面回归结果看，模型总体显著性良好，回归方程通过1%显著性的F检验。与宏、中观模型一样，相关文化背景（S-c）是影响当地是否有非遗传承人的最重要因素。县域内是否有国保单位（X7）和是否传统村落（X8）两变量系数转化为OR值分别为1.449和1.567，意味着对于拥有国保单位或传统村落的县域，县域内同时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概率约为无国保单位或传统村落县域的1.5倍。县域常住人口变量通过10%显著性检验，表明从微观层面看，人口因素对县域非遗传承人数依然有一定影响，但从显著性来看要弱于市级层面。
综上所述，从省级到县域视角，县域非遗资源存量与区域内相关文化背景（S-c）之间均有着极强的相关性。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传统村落、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内环境条件。这意味着无论传统村落中的庭院街道空间，还是作为国保单位主要构成的古代建筑空间，共同组成了各非遗门类传习活动所需的重要物质空间条件。省级宏观视角来看，非遗资源的丰富程度与当地自然保护区面积呈显著正相关，体现了我国乡土文化具有较强的自然借鉴传统和“亲自然”属性；从中、微观视角来看，县域非遗资源与当地社会、经济、政治背景（S）中的人口因素显著相关。我国的工业化历史进程伴随着县域人口外流和乡村空心化等现实问题，在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加大的同时也造成了以县域非遗传承为代表的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
四
职业属性与县域非遗资源空间分布
前文对非遗资源县域分布描述分析时发现，职业性质强弱可能影响县域非遗传承人数量及其区域分布，因此有必要围绕不同职业属性非遗资源存量对各类文化生态条件的敏感度差异问题进行讨论。关于环境因素对不同职业属性非遗资源的影响差异，首先，相比于无职业传统的非遗项目，具有职业传统的非遗项目因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职业属性能有效避免来自工业化与社会分工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因传承人谋生择业需要而导致的传承断代影响。不同于农耕社会，现代分工体系下大部分农村居民迫于生计走入城市参与到工业分工，势必造成非遗脱域问题并影响其传承活动。而当从事的非遗项目兼具较强的生产功能时也能更好应对市场化分工带来的生存与传承危机。其次，具有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的传承延续更多由市场需求主导，因此具备更强的脱域传承能力，其对原生环境的地理、文化依附性往往更弱。此外，经济发展伴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强，市场需求增长对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的传承更为有利，非遗生产与保护活动之间更容易形成良性互动。
（一）模型构建及运行结果
分别对不同职业属性县域非遗项目依照模型1和模型2构建县域非遗资源的影响因素模型，为检验不同变量的影响层面同样包含了从省级到县级3个子模型。模型设定、自变量选取、单位设定与前文相同不再赘述。运行Stata14.0软件得到表5结果。
（二）模型结果分析
表5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层面下的弱职业与强职业属性非遗模型均通过1%显著水平F检验，表明无论对于弱职业属性还是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文化生态条件都是影响地区非遗资源存量的重要因素。从文化内、外环境各构件的影响显著性与符号来看，相关生态系统（ECO）、社会、经济、政治背景（S）、相关文化背景（S-c）3类条件对不同职业属性非遗资源的影响产生了分化。
具体来看，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对相关生态系统条件的依赖性增强，省级模型中的自然保护区面积系数由上文的0.079上升至0.126，县、市模型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对自然生态的依赖性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对自然生态具有显著依赖性，这类非遗项目离开原生自然环境后的脱域生存能力较差。这可能是因为如民俗等弱职业非遗项目与当地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且传承活动主要靠传统习俗和生活习惯予以维持，因此二者表现出更为紧密的依存关系。经济条件中，强职业属性非遗资源在省级层面中与当地工业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省、县两个层面中则与区域农业经济规模显著负相关。而弱职业属性非遗资源在省级层面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并不显著，在市县层面则分别与工、农业经济规模显著负相关。这表明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总体来说对于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的传承具有积极意义，而对于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的传承总体是不利的。从人口因素影响来看，市、县级层面中常住人口规模与人口迁徙情况对强、弱职业属性非遗资源的影响方向与显著水平基本一致。相关文化背景（S-c）两个条件对弱职业属性和强职业属性非遗资源影响方向相同，显著性大体一致。甚至从市、县级模型系数大小来看，与弱职业非遗项目相比，强职业非遗项目对当地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依赖性更强。以上结果表明，无论强、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物质文化遗产均存在着紧密的依存关系，在保护实践中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切不可割裂看待。
综合上述结论，职业属性差异下非遗资源分布规律产生了明显分化：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表现出较强的自然生态依赖性和应对经济发展冲击的脆弱性。强职业非遗项目对自然生态条件具有弱依赖性，并能更好应对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冲击，甚至从一、二次产业发展规模影响来看，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变化过程对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更为有利。区域人口因素与文化内环境条件对不同职业属性非遗项目的影响基本一致。非遗活动的经济学本质是一种文化生产行为，弱职业与强职业属性非遗文化生产活动的差别在于生产成果主要用于自消费还是通过市场交换供他人消费。因此稳定的人口规模成为两类非遗传承的共同必要条件。无论强、弱职业属性，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相互依存的共生性特征尤为显著。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与其赖以存在的当地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等特定文化空间保护同步进行，不可顾此失彼。
五
结论与展望
本文借鉴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对我国县域非遗资源地理分布规律及其背后的文化生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一、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等相关文化背景条件与县域非遗资源表现出紧密关联性与共生特征。物质文化遗产是滋养孕育非遗资源的直接环境条件，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组成的文化空间进行整体性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二、“人”的因素是县域非遗保护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稳定的县域人口规模不仅是保证非遗传承“后继有人”的必要基础，同时更是维持一些具有职业传统非遗项目存续的必要市场条件。三、宏观视角下自然生态条件对县域非遗资源的分布影响不容忽视，尤其对于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而言，原生自然环境成为除物质文化遗产外最重要的文化生态因素。四、经济条件对不同职业属性非遗资源分布影响产生分化：其中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更容易受到来自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冲击，对于此类非遗资源围绕传统场景的生活性保护值得提倡，与此相反，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更容易从经济发展过程中获益，因此在保护实践中应更多融入生产性保护手段。
以上结论为我国非遗资源系统性保护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随着近年来“两山”发展理念和“双碳”政策的不断落实，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积极社会效应开始逐渐显现，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县域文化生态正在得到一定恢复和改善。在文化生态系统性保护实践方面，2019年末我国正式从之前命名的21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确立了首批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覆盖县域达71个，标志着我国围绕县域非遗保护为核心的文化生态保护工作正式步入实践阶段。根据《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文化生态保护区对符合文化生态要求的乡镇、村落、街区等重点区域以及开展非遗传承所依存的重要场所进行清单式管理，保护内容除非物质文化遗产外涵盖了与非遗密切相关的实物、场所及周边自然生态环境。可以肯定的是，县域乡村已经成为我国践行非遗生态性整体保护理念的最重要实践载体，并将不断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及注释略】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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