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还有多少古代中国的奥秘？谁也不敢说。不过，就是近年来已经发表的简帛佚籍就已经足够历史学家琢磨一阵，本世纪初的甲骨卜辞和敦煌文书两大发现到现在已将近百年，甲骨学和敦煌学至今方兴未艾，通过简帛佚籍对古代中国的重新认识，现在不过是个开端，因为这里所展示的新的古代世界实在是很陌生也很深广，没有一个长时段的清理是不可能说清它的意义的，现在的我们只是从一道刚刚推开的门缝往里看，一片朦朦胧胧。李学勤先生这部书就仿佛是把这个幽深而广袤的古代世界大门的门缝再推开一些，让我们看得再清晰一些。于是，就在这一道还不算宽的缝隙里，我们看到了古代中国的一些原来面目，它并不像过去所说的那个样子，好像要丰满得多，复杂得多。
用“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为书名，大概是以简帛研究考据校订为“矢”而以学术史重写为“的”。这不是我的推测，因为在第一篇《通论》中有一句话说得很明白，“我国的古代学术史由于这些（简帛的）发现，是必须重写了”。
“重写”在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最早大概是重写文学史，然后是重写艺术史、哲学史、文化史……，不过，“重写”两个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人们对过去的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文化史感到不满，因为简单而武断的理论框架控制着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背景，使丰富的历史现象变成所谓规律公式的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可是，由于缺乏真正能够笼罩全局的新的思路，也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文献发现，于是步履维艰，勉强重写，重写的历史也常常只是旧的历史的排列组合，仿佛《西游记》里的孙行者，虽然改了名字叫做行者孙、者行孙、行孙者，翻来复去，依然在银角大王的一声唤中落入净瓶，至少在我有限的视野中，至今还没有看到特别成功的例子。可是，以简帛的考据释读为契机的“重写”却不同，它的背后是历史文献的发现，是历史事实的变更，是历史线索的重新梳理，于是“重写”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像世纪初的甲骨卜辞之于商周史、敦煌文书之于中世史一样。
古代中国是一个最为扑朔迷离的历史学时代，头绪纷乱又支离破碎，本来不多的文献史料，在一些想象力丰富的文人那里羼入了神话的虚妄，在一些苛刻得有如酷吏的史家那里又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信古者在“五帝”前面还加上“三皇”，全不顾太史公“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的暗示，如唐代给司马迁补《三皇本纪》的司马贞；疑古者则截断众流，把《诗》以前的历史加上括号放在一边，也不管思想的历史有流也有源，如近代在北京大学讲哲学史的胡适。信古者那里好像文献史料一大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把历史学的史料库当成了杂货铺，疑古者那里几乎所有的古书都有作伪的嫌疑，小心翼翼地把古代中国的史料剔得只剩下几根骨架，好像在爱克斯光透视下的人体。近代以来，“信古”者渐少，而从乾嘉考据学那里承继下来的实证学风、从近代今文学家那里受到启发的怀疑主义，在近代科学思潮的挟裹下演出了历史学界最富于挑战性的“疑古”之风，于是，相当多的文献与旧事被摈弃在外，而剩下的史料在约化的理论背景下被编织成一条中国古代的线索。殷商信神尚鬼、周人崇天敬德、春秋礼崩乐坏、战国百家争鸣、秦皇焚书坑儒、汉武独尊儒术，仿佛已成公式，把绵绵的思想与文化的几百年历史简化成几页薄薄的教科书。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易》《诗》《书》《礼》《春秋》、诸子百家加上《史记》的古史系统，早已被古史辨以来的科学主义史学思潮冲击得七零八落，古代中国的历史记载仿佛是一件并不结实的旧褂子，在过分追求干净的人手里被反复揉搓，洗去了污垢之后，褂子也已经褴褛破碎。像《文子》《鹖冠子》《尉缭子》《鬼谷子》一大批被称为伪书的文献被破字当头的怀疑主义一下子打入另册，更不要说《周礼》和《古文尚书》，看看张心澂的《伪书通考》开列的那一堆书名就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史学家仿佛一个过分严厉和挑剔的检察官拿着一个过细的筛子，历史文献稍有疑问就不能通过他的关卡，这种方式在精确中牺牲了想象，在小心中放弃了可能，因噎废食划地为牢，既拒绝了线索，也丧失了历史的丰富。
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李学勤先生在我们的一个小型讨论会上作了一次半即兴的演说，这就是后来由李零等人整理，发表在《中国文化》第七期上的《走出疑古时代》。演说的内容比发表的要丰富得多，不过大概的意思就是结语中所说的：“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从弥漫的怀疑风气中走出来，对古老的说法多一些承认，给现存的文献多一些信任，重写古代中国的学术史，这似乎就是本书的意思。
走出“疑古”的时代，说来容易做来难。有人早就提出，历史学应该经历“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据说是冯友兰先生的发明。不过据我看，从“信古”时代到“疑古”时代，因为伴随了科学与实证的思潮，变化比较清晰与明显，但从“疑古”时代进到“释古”时代并不容易，因为释古必须有古可释。古史的文献资料摆在历史家面前，是信是疑总得有个态度，不可能半信半疑。在“信古”立场看来，所有可信之古史均在应释之列，这并不成问题，从“疑古”立场看来，所有古史之可信均在应审之列，解释只能解释那些通过审查的资料，这也不成问题。可是“释古”究竟应该解释哪些“古”，是把流传的神话、传说、历史一起解释，还是只根据那些筛选过的资料解释，实在还是一个问题。“释古”与“信古”“疑古”并不一样，后者是史料的甄别，前者是史料的使用。所以，“释古”与其说是一个必经阶段，还不如说是历史学家心目中期待的一个理想结果。冯友兰先生在《古史辨》第六册的序言里也说“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疑古派）审查史料及（释古派）融会贯通两阶段”，换句话说释古派也是从怀疑开始的，如果没有可以真正成立的古代历史文献，释古派其实无古可释。真正能够使“释古”成为现实的，必须等待新的史料如这些过去埋藏在地下的文献的重新面世，这些不为世人所知已久的“秘籍”的出现，不由得人们不去重新理解古代中国的原来面目，不由得人们不去重新解释古代中国的知识世界，新资料对旧文献，出土的佚籍对现存的经典，于是“释古”成为可能而“重写”将成必然。
不过，在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之前，其实要作很多基础的功夫。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在这本书中，李学勤先生尤为用力的是在实践他那次演讲中所提到的古籍“排队”，即“用今天出土的这些材料设立几个定点，然后把其他的古书排进去”。学术史说起来首先是古人著述系列的历史陈述，写学术史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资料的长编，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之前一样，资料孰先孰后，却是关系到学术史脉络的关键所在。过去出土的如子弹库楚帛书、近年出土的如睡虎地秦简，银雀山、张家山汉简，马王堆汉帛书，就是重新建立文献系统的几个定点。按照李学勤先生的思路，这是一个可以分为三步的程序，首先是对出土简帛佚籍本身进行校勘、考证，确定其成书年代（而不是写定年代或入葬年代），然后将现存典籍与其比较，根据其文字、词汇、思想，参照有关记载，辨别它们的早晚前后，并对它们进行排队，最后才是依据这种次序清晰起来的文献系统，来阐述学术与思想的变化。
举一个例子。如《楚帛书与道家思想》中论证楚帛书的下限是公元前三百年，他把这一时间点置于《老子》到《淮南子》也就是战国到西汉的道家思想系统中。他发现，马王堆之《观》一章的神话系统中，与《老子》一样，没有包牺，而楚帛书《四时》一章亦同，可是《文子》则在神农与黄帝之间加上一个包牺，因此要晚于上述几种典籍。但七十年代定县汉墓曾出土《文子》，《文子》应早于《淮南子》，《〈鹖冠子〉与两种帛书》又根据马王堆帛书《称》与《道法》两章中一些段落与《鹖冠子》的承袭关系指出两种帛书应早于成书于秦始皇前的《鹖冠子》，因此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而在同一节中又对马王堆《黄帝书》进一步加以讨论，他根据“五正”这一思想的痕迹，指出在马王堆《黄帝书》与子弹库楚帛书《天象》及《鹖冠子》之间有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对典籍加以系连，那么，本书指出，《黄帝内经》引用过《黄帝书》，是《黄帝书》早于《内经》，《战国策》之《燕策》引过《黄帝书》中之《称》，《燕策》明记在公元前三一四年左右，则《黄帝书》应早于此时，而《黄帝书》与《国语》之《越语》中范蠡的言论大有相似，而《越语》中范蠡语为实指，又比《黄帝书》之泛论来得早，这样，思想的传承系统就渐渐清楚起来，我们不妨将这些结论列出一份文献的次序表：
这样，对于道家的神话系统、关键概念、思想倾向的历时性梳理似乎就容易得多了，对于过去一直不得要领的道家思想与黄老之学的传递转承关系也有一定的文献线索，而对于道家与兵家的纠葛，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启发。
丰富的简帛佚籍传递了纷纭的消息，在本书中包含了多种多样的有趣的信息，仔细看看，发现在似乎简单的对勘、考证、比较中，有相当多的课题隐藏在简要的叙述之中。张家山汉简《盖庐》与现存的《越绝书》及已佚的《伍子胥》之关系，睡虎地秦简与《墨子》中之《城守》及墨家禽滑釐一派在秦地流传之痕迹，马王堆帛书《称》与《逸周书》之《周祝》及其与《慎子》成书之先后，此外，如张家山汉简《引书》与《老子》、《算术书》与《九章算术》、马王堆帛书《易》与今本《易传》，几乎每一个话题都是一个课题，且需时日深入研究。也许是李学勤先生太匆忙的缘故，也许是出土文献来得太多的缘故，本书在相当多的地方是一闪而过。但是，就是这一些看来简单的提示，给人们留下了相当有趣的启发。不妨看一个例子，如对于治文学史的人来说，关于马王堆帛书《称》与《周祝》可能均为太祝六辞之隽语集成的说法，关于放马滩竹简中的传奇故事与后世志怪小说有渊源的说法，是否都是可以作为文学起源的话题，而对文学史家有拾遗补阙的启示？
什么是“学术史”，我与李先生的看法并不相同。据我的体会，似乎李学勤先生的“学术史”三字用的是旧义，其实包含了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思想史、文化史在内，范围颇广，本书所论既有儒、墨、道、阴阳、五行、兵、法诸家形而上的思想，也有制度、法律及民间生活等形而下的内容，为了方便，我们姑且按照这一称呼，把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演变历史统称为“学术史”。
历史学对于古代中国学术史的描述，自从本世纪以来，渐渐成就了一个难以挣脱的范型，章太炎还相信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到了胡适的眼里，就成了不合情理的伪说，过去史传对于诸子的记述，到了古史辨派的时代，就大多不可信了。剔除可疑的伪说，留下证据确凿的记载，按照进化论的秩序，想象学派之间的矛盾，填补史料匮乏而出现的空白，用思想进化的逻辑修复理路的环节，人们已经构造了一个条理清晰、线索分明的古代中国的“学术史”。但是，当出土文献不断面世时，这个完全可以自圆其说并且十分清楚的历史叙述，就出现了问题。问题之一就是，过去为诸子百家所排列的时代先后秩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一些被排在后面的著述现在看来要排在前面了，过去一些被剔出去的著作又要挤进学术史的行列了。《周礼》似乎成书时代要比我们能够接受的还要早，《易传》看来至少要放在战国中期而不是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礼记》的一些篇目大概也不是汉儒的凭空编造而是渊源有自的先秦著述，《吴越春秋》在《日书》的比照下也可以相信它“包含着年代较早的内容”，《说苑》《新序》被证明它们所记载的先秦史事确实不是刘氏父子的向壁虚造，就连《孔子家语》《孔丛子》这样的书，也可以在出土的简帛中找出源头，而被当做古籍辨伪范例的《古文尚书》，是否孔安国伪造也渐渐成了疑问，至少《文子》《尉缭子》《尸子》《鹖冠子》的由伪而真，就使过去看似定论的古书序列充满了疑窦。问题之二就是，过去看上去很清白的纯粹思想家也不那么纯粹了，那个时代的学术史也不是仅仅由那些思想家的思想表述构成的了，在今天考古发现的简帛文字中，数术、方技、兵家、法律方面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子弹库楚帛书、银雀山汉简《孙武兵法》《孙膑兵法》，马王堆汉帛书《五十二病方》《导引图》，张家山汉简《汉律》《引书》《脉书》，睡虎地秦简《秦律》《日书》等等，这一方面说明《七略》《汉志》对古代文献的分类恰如其分地显示了当时学术的现实，一方面说明只看重儒墨道法思想序列的思想史或哲学史并不吻合社会的实际水平，就是那些看似虚玄的思想，其实也有其非常凿实的知识背景。像孔子思想，虽然多数在谈社会伦理等形而上的话题，但其思想却与殷周之礼仪有极深的渊源，马王堆帛书《易传》中之《要》就说到夫子自道“吾与史筮同途而殊归”，所谓“殊归”只是“我观其德义耳”，仔细想想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明白学术史“同源而异流”的脉络。又像道家及黄老之学，表面上多是在谈天道等超越之思，但实际上与古代天文历算占卜医方之学难解难分，如《越语》下范蠡之论“时”“天时”，李学勤先生就指出“看似抽象，实与阴阳数术相通”，与“战国至汉初盛行的黄老道家及阴阳数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李学勤先生此书在这两个问题上都为我们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通过地下简帛与现存典籍的考察为部分学术史文献重新排了次序，纠正了过去的偏颇与失误，通过各种文献之间的关键词语、思想表述的比较为学术史寻找了知识背景，使学术史的描述更贴近当时的文化土壤。不过，在这两方面我还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首先，是对于古代文献的某些记载是否仍应保持一些怀疑与警惕？“走出疑古时代”的意味并不是“回到信古时代”。为了矫枉，过正当然难免，但是有时太过相信古书中的某些成说，又有些令人疑惑，本书中有的地方在考证古书时过于凿实，如从某书传承系统的记载寻找简帛佚籍的具体传人，从文献与文献的一些相同段落或词语论证彼此的承袭关系，我以为多少有些过于落实。古史记载难免挂一漏万，儒分为八，传承系统已经不太清楚，道有多家，就是一个老子加上一个庄子，其前后的师承授受也还是谜，偌大的中国，上下几百年，文化流传的脉络和知识教育的系统实在不是一两部《史记》说得清楚的，与其一一对号入座，不如雾里看花；而现在考古发现也说明，同书异源、同源异书、分分合合、拆拼组合，是战国古书的常事，那时既没有署名之利，又没有版权之争，思想流派之间也没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辗转抄撮，钩玄摘要，改头换面也极平常，所以字面或句子的相同未必一定有直接关系。其次，是关于先秦思想流派的互动关系，本书指出了思想流派的交叉影响，也指出了阴阳数术五行思想对各种思想的渗透，但是我总是觉得，阴阳五行在战国时期究竟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流派，还是一个当时社会的总体的知识背景，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阴阳五行在古代中国是从天文、历算、礼仪、占卜、历史、神话等等知识中被人们逐渐体验到的一种宇宙观，数术方技以此为基础的土壤，儒道思想何尝不用它为自己的背景？庄子说“道术为天下裂”，思想者各持一端，不过“本是同根生”的渊源则使他们在知识背景上不会相去太远，所以，不必说“晚周到西汉初阴阳家思想盛行”，从而影响儒家如《洪范五行传》，也不必说楚帛书中之语句，证明道家对阴阳家有影响，有可能阴阳五行四时八方的思想在当时本来就是“资源共享”的。《太史公自序》里“论六家要旨”将先秦思想分为儒、墨、法、道、名、阴阳，只是汉代人为整理历史思路时，对此前纷纭的思想史的主观概括，有了这种后设的框架，历史与思想才能清理得有条有理，但我们却不必以为先秦思想世界真的已经自报家门竖起了大旗。
有一次与李学勤先生同车，我冒昧而直率地提到我读此书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可是有很多课题却在此书里滑门而过，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从内容到文字，都有些太匆匆忙忙的味道。现在想来，这也许是过分的苛求，因为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实在给我们提出了太多的挑战，丁公村的陶文是不是文字？良渚玉琮到底是不是通天的法器？濮阳西水坡蚌壳堆就的龙虎之形是否天象中的青龙白虎？凌家滩玉龟玉版的图案究竟象征了什么？这些都不必说了，就说出土的简帛佚籍，它的出现使得清代考据之学的求证方法与近代疑古思潮的史学成果连带它的原则都受到了严厉的质问，更使我们从“定论”中得来的古代中国思想图景发生了裂纹，让我们重新思索古代中国文明，古代中国学术史也许从此不再是少数思想家连缀起来的序列，而是一个活生生地存在过的生活过的世界，不再是那几十种著述前后相继的单薄的线索，而是相当多的思想、方法、知识交织起来的绚丽而丰富的历史。那么，一个人的研究能力是难以穷尽其奥秘的，李学勤先生的这部书能够揭示如此多的问题，能够提出如此多的课题，使旧的关于古代中国的学术史的叙述范型动摇，这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开卷有益”了。
不久的将来也许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向人们挑战，因为地下出土的文字类资料还很多很多，至今还有许多不曾公布。等到公布之后也许还会有更多的疑问需要人们去解决，因为过去被视为当然定论的古代中国学术史，现在看来已经显得简略与草率了。据说，地下发现的简帛佚籍将要给古代文明史增添很多东西，据说，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要给古代典籍平反很多个冤假错案。这实在太好了。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酝酿着变化与更新，可是至今步履艰难，有人希望靠价值评价上的转换，有人期待着分析理论上的变化，有人则尝试在叙述形式上的革新，但是，我以为，有可能真正的突破恰恰是在以典籍的发现与考据为先导的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中。
地下埋藏的佚籍还能给我们多少次惊喜与困惑？我们还将多少次被迫修改我们的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不知道。只知道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事业，它不断地证明，又不断地被证伪。隔着若干个时代，历史家在推断、揣摩古代的情形，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我们面对着当代思想的诘问，又面对着古代资料的挑战，在不断的叙述修改修改叙述的智力运作中，我们与古代对话，体验着古人的心情与思想。在这种时刻，我们特别期望的就是，能够更多看到地下埋藏的古代中国的奥秘，因为每一次发现，都使今人与古人的距离短了一些。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于京西寓所
文章来源：《读书》1995年11期
上午听到李学勤先生离世的消息，心情很沉痛，但并不感到愕然。因为先生罹患重病已经很长时间。人生有来有去，先生走了，感情上让我很难过，但客观上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遗憾，是他病重后不便探视，没有能去到病房里，和先生说说心里话。
有些人说，李先生城府较深，轻易是不会和人多谈心里话的。这也可以说，是我在1992年刚调到历史所工作时，在那个单位，人们私底下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大千世界，各人自有各人看法，事出有因，话出有缘，对此不必深究。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为人处事的方式，在这方面，世界上也并没有绝对一致的准则。人家不想和你讲，有时，也许只是个性的差异；有时，也许是生活经历使然；有时，也许这些满世界嚼舌头很喜欢对别人评头品足的人，还需要问问自己：人家为什么非同你讲不可？
人和人相接触，有时只是一种感觉，或者说只是一种缘分。感觉有了，缘分到了，我想，恐怕没有什么人真的不想和别人交流，不想向别人表露一下自己的真实感觉和看法；若是内心怀有真性情，恐怕想不说，也很难抑制得住。
李学勤先生学术地位高，工作太忙，我从事的专业，同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距离较远，他也比我年长很多，所以，虽然一同在历史所工作了十多年，但直接的接触，还是非常有限的。
第一次面对面地正式谈话，是我刚做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的时候。当时李学勤先生是历史所的所长，同时还分管历史地理研究室。
似乎就像是针对别人说他光挂名不管事儿之类的闲言碎语而讲的似的，李学勤先生一开口，就和我说：“德勇啊，我做这个所长，重点考虑的，就是学科建设。我们历史所是国家的重要学术单位，抓学科建设，抓住学术，就是我的主要工作。让你来做这个研究室主任，不光是因为你年轻，还因为调你来历史所的时候，我就认真看了你的材料，现在只有你最适合这个岗位，你一定要努力做好这项工作。”谈话中间，李先生非常具体地向我指出了研究室中现有人员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一点儿没有敷衍的场面话，没有回避任何实际问题，直接点到了每一个人的名字，没有一丝一毫很多人讲的圆滑和世故。这就是我对李学勤先生最初的直接印象。
因为学术是纯真的，所以真学者往往都会有些长不大，甚至会有些调皮。这一点，我和业师黄永年先生接触太多太密，所以感受得最为清楚。其实，李学勤先生也是这样的真性情人。
我在历史所的时候，当上副所长以后，“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学术委员会的各种日常事务性活动，都由我来主持，所以不能晚去。李先生虽然不当所长了，却依然还是学术委员，而他做事有很好的习惯，即遵守时间（其实我当不当这个副所长，一般也都是这样）。我不能迟到，他恪守时间，而别的人，大多都是稀里胡涂，学者和文盲，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样，在会议室里，就常常是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空等那些大爷的到来。
无聊等待的时候，人往往更容易放松，也就更容易透露出自己天生的性情。
在这当中，有一个故事，我是讲过的。这就是他患病去协和医院诊断，挂了专家号也没看明白，最后是自己给自己确定了病症。聊起来，我颇感诧异：“协和的专家，怎么会这样？”李先生指指外面的长安街马路说：“德勇啊，什么是专家？外边儿马路上的人，看我们这大楼里不也都是专家么？”一句话，拍死社科院大楼里多少“专家”？更拍死口口声声号称历史学研究“国家队”的社科院历史所多少“专家”？讲这话的人“世故”么？讲这话的人“圆滑”么？我感受到的，只是一位纯真的师长，在和你谈调皮的孩子向小伙伴讲的真心话。
还有一次，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即将召开的会议，是评学术研究成果奖。闲谈间谈到历史所某位专家的一项研究成果，李学勤先生和我说：“德勇啊，我真佩服某某，那个问题，总共也就那么几句话的材料，他竟然写成了这么厚一本书？你说他是怎么写的呢？”由于马上就要主持会议，这次，我反倒碍于身份“矜持”起来，一时不知道怎样应答好。也许，是他深知我一向快人快语，所以忽视了我的尴尬；也许，是他那颗调皮的心实在抑制不住，李先生马上又重复了一遍：“德勇，你说他怎么写的呢？真是有本事！”
同样是谈论某些人的所谓“学术研究”，有一次在历史所学术委员会讨论项目资助事之前，他指着某位很张狂的人申报的上边儿领导特别挚爱的大项目说：“这课题好是好，可怎么做呢？”不要以为这话很平常，只有始终保持一颗学术的心，才会自然而然地这样想，才会脱口而出这样讲。
我在历史所的时候，张罗起来一件事情，这就是办了一份所内研究人员的学术年刊，名之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李学勤先生很支持，刊名还是他帮助拟定的。在讨论这份年刊的质量追求时，许多人都谈到了前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即所谓《史语所集刊》。一些人认为，应当以此刊为标杆，努力向它看齐。针对这样的看法，李学勤先生在会上公开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史语所非彼史语所。”意即今天在台北出版的《史语所集刊》，水平已经远不能与国民政府东撤之前相比。
你说在今天的中国古代史学界，还有几个人敢讲这种大实话？很多所谓“学者”，为了能被某些海外国外的机构请去“讲学”，不管多么恶心的话他都能讲，也都会讲。我见到的，只有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公开讲过和李学勤先生类似的评语。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学人，谁更像是“名利场”上的市侩？当然，历史所的老先生们，当时不止一个人附和了李学勤先生的说法，那时的历史所，是有一批具有人格尊严也不乏学术风骨的学者的。
像所有的人、像所有的学者一样，李学勤先生当然有他的缺点，但我们生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谁又是一尘不染的圣人呢？当我们追随于前辈先贤身后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首先从先辈身上学习的，是他们勤勤恳恳献身于学术的精神，是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当然也还有我们应当取法、愿意取法的优良行为方式。
李学勤先生今天走了，我感到更深切遗憾的，还不止是在他病后，没有机会陪他聊聊天，说说我对他的理解和感受，更加遗憾的是，我一直想单独向他当面道谢，感谢他对我成长给予的巨大帮助，现在，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在我还没有调到历史所工作的时候，就听到有很多人在背地里议论纷纷，说李学勤先生太忙于自己的研究了，舍不得花费精力多帮别人的忙。可是，我在历史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却恰恰相反，很多人在打着他的旗号，利用他的名望，搞项目，弄课题，评奖项，他都帮着写推荐，写评语，写序言，等等，几乎是来者不拒。反倒是很多人好处拿完，转过身去就四处骂娘，真不知天良何在。
按照学术界的“规矩”，我和李学勤先生没有一点儿师承关系，所从事的专业，也沾不上多大的边儿，同时我本人又生性耿直，不会顺情说好话讨人喜欢，李先生是没有任何必要和理由对我多加提携的。可是，作为一个学人，在我的社会经历当中，李学勤先生却给了我最最重要的帮助。
1994年8月，我在历史所晋升为研究员。那一年，我35岁，任职副研究员的期限还没有满，申请的是破格晋升。这种情况，在今天早已司空见惯，当时在大学里面也已经做过一些，但在社科院，还是头一遭，免不了众说纷纭，说啥的都有。经过一番周折，算是很顺利地通过了审查，度过了学术生涯上的这一重大关口，个中情形，我却是一无所知。
大概是在职称评上两年以后，才分别从几个不同渠道获知，李学勤先生不仅在历史所初审的会议上力主我的晋升，在社科院的职称平定终审会上，他也是极力夸赞我的学术研究，并在会下，更为重要的是，李先生为我这次职称晋升，还专门给社科院人事局的局长写了封几页长的长信，详细说明我的学术能力，请求人事局领导予以特别的关照。
了解李学勤先生学术地位的人，应该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当时能够那么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卡，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当然是李学勤先生的大力推荐。
我生性愚钝，除了做事比较努力、也比较踏实认真以外，是没有任何优长之处的。但我想，即使是一个天资过人的人，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可能不同程度地都得到过别人一些帮助；假如这些帮助是发生在你人生路上的关键时刻，那这些帮助就会对改变你的命运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就我个人而言，李学勤先生就是那位在关键时刻帮助我改变人生命运的师长，我会永远铭记和缅怀他给予我的恩德。
2019年2月24日下午14:30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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