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一号”水下文物打捞工作在电视上得到直播,让我们都成了白马王子,见证到睡美人醒来的一刻。
当陶瓷鉴定专家陈华莎女士对着镜头展示刚刚浮出海水的青花瓷器,让一个个典型民窑风格的图案重新闪耀在阳光下,一种好奇也自然地随之闪耀:是谁,当年以那么自信的态度、那么纯熟的技巧,画下了这些浑朴却生动、逸趣恣纵、游戏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纹样?可能对整个世界的审美风貌发生了或隐或显影响的明朝民窑画工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冯梦龙所编《醒世恒言》中,《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就呈现了一位明代景德镇瓷器画工的形象。此人姓杨,是制瓷胎匠人邱乙大的老婆:
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个马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磁器为业,四方商贾,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就中单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窑户家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尽可度日有馀。
这一对夫妻都是雇佣工人,受雇在瓷窑作坊(“窑户”)工作,男方负责需要力气的制胎工序,女方随后在器胎上绘制花草、人物。
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备受推崇的翠丽画纹,居然有可能是出于明代女性之手,这样的说法与我们的成见实在抵牾,以致将之视为小说虚构,不予采信,似乎是一种很自然的态度。更让人情何以堪的是,小说中,这位具有艺术才能与精湛手艺的杨氏只是个典型的城镇小市民,粗俗,狭隘,泼辣,最要命的是她不贞洁,有暗地偷情的毛病。可惊处在于,小说并未对她的作风问题做过多指责,而是叹息杨氏违背了“舍财忍气”的做人道理,在处理儿子与同龄伙伴的无谓纠纷时破口伤人,得罪了比她还要泼辣的“绰板婆”孙氏,结果意外地导致她与孙氏等十一人接连丧命。
小说并没有在杨氏的创作生涯上落任何笔墨,这对陶瓷史研究来说实在可惜。实际上,《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算得上一篇典型的黑色小说,出现其中的所有人物都如杨氏一样,展示了人性的缺陷。“地下新添恶死鬼,人间不见画花人。”对于杨氏被逼上吊,小说给出了如此的结语,两句之间在语境上的触目对比形成惊心的效果,倒是最能概括通篇的风格:一方面冷静地拒绝粉饰现实,一方面仍对卑俗生命的毁灭,对这些卑俗生命中所包含的那些美的成分的一同毁灭,满怀惋惜。
就是这样,以一种半是庸俗世故、半是佛家的悲悯宽宏的杂糅态度,叙事过程娓娓的展示,这是一群不乏勤谨的普通人,仅仅因为存了这样那样的机心,酿就尽成输家的悲剧。其中固然有“奸诈百出、变诈多端”的十足恶人朱常、赵完之流,但大多都是邱乙大型的不“晓得”“利害”的愚野村夫与小市民。由此,却把明清时代中国南方经济繁荣局面的创造主体——城镇市民与乡村农民的具体风貌予以了留影。
明代的景德镇等名瓷产地是否真的有过女性“画花人”?如果有,是否普遍?这一问题固然引人兴趣,但可能因为缺乏更多资料,难于考证清楚。至少可以说,这篇小说以两个虚构的人物“杨氏”与“邱乙大”为彼时的制瓷工匠描绘了画影,再以邻居铁匠白铁、开酒店的王公乃至朱、赵两家佃户等人物,展示了瓷工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生态。明代的制瓷巧匠们大约就是“杨氏”、“邱乙大”这样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前现代城镇中的小市民,然而,也正是他们,创造了“青花瓷”这一科技的、经济的、文化的、美术的奇迹。
还该注意的是,除非有确切证据证明,明代瓷窑中没有女画工,否则,就不能凭空否定“杨氏”的可信性。须知,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史证功能往往是惊人强大的。总之,这条线索提醒着,如睡美人一样从长眠中醒来的,应该不仅是深海沉船这类实物,还应该有对于“画花人”等往昔工匠的记忆。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资格轻视历代的“杨氏”、“邱乙大”塑造世界历史的力量:早在“南澳一号”深海长眠之前,也早在冯梦龙编辑《醒世恒言》之前,在15世纪,欧洲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尼德兰画家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的《受胎告知》一画中,就出现了一只模仿中国青花瓷器的青花陶瓶,瓶中插着象征圣母之处女纯洁的百合花枝!
(《北京青年报》10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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