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飞舟，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6-199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并获法学学士学位。1990-1993年，就职于北京市安定医院担任心理技师；1993－199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并获法学硕士学位；1996-2001年，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并获社会科学博士学位。2002年初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书至今。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史等方面研究，著作有《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等。
起步：社会学理论中国化
周飞舟于1986年考入重建不久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虽然环境很艰苦，但学习生活也很充实。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当时社会学系尚没有现在这么专业化、体系化的教材，翻译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便成了我们的教科书和读物。由于当时著作翻译的水平不高，阅读和学习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存在着困难，大学时代是很充实的，当时觉得唯一难受的事情就是看那些晦涩难懂的翻译著作，对社会学的了解还停留在模糊的认知层面。当时大家都很好学，学生买书又很困难，学校里许多讲座都座无虚席。从社会的大环境来看，经济市场化、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思潮非常兴盛。这种风气对社会学的发展非常有益处。”社会学系重建之初，师资力量十分缺乏，老师大都不是科班出身，以哲学系、中文系等转入社会学系居多。中文系出身的孙立平老师教“社会学概论”和“社会现代化”两门课程，对周飞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孙老师的教学风格非常开放和自由，他还经常请他的一些朋友来给我们做讲座，让人大开眼界。他的朋友以自由派学者为主，思想活跃，很容易引起学生们的共鸣。那个时代的学生们是比较纯粹的，好学、有理想，与现在对未来惶恐不安的大学生很不同。当时的学生更加忧国忧民，很多同学爱说的话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自己的未来反而没有过多的忧虑。”中国社会学以社会调查为主，调查乡村经济的发展，多采取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学生们在调查和探访过程中会发现很多与想象中不同的事情，真实的社会逐渐呈现在探寻者的眼中。“社会学系从重建开始，就有一种了解中国本土社会和立足社会现实的社会调查的风气，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结合在一起的，是由当时社会环境的大气候决定的。那个时候学生们都被一种强烈的热情驱动着，当时在乎的是救国救民，其他不会考虑太多。我相信如果社会学系重建在今天，可能走的就是技术化和科学化的路子。”
周飞舟大学毕业三年后，于1993年重回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研究生学位。随着时代风气的改变，学术氛围也不同了。社会学系的风气已经趋向稳重和踏实，大家不再执着于救国救民之宏伟理想，开始想要认真地做一些实事，做一些成果出来。当时社会学系的物质条件很不好，“整个系里的办公环境非常简陋，黑乎乎的走廊，昏暗的房间”是他对那个时代的社会学系的印象。当时也并不存在做项目、做课题的情况，都是最朴素的社会调查。周老师说道：“这个时候能安心读书的北大人就是真正值得敬佩的人，能够真正不为外界所动。”与八十年代的读书风气不同，这个时代有一大批人涌向“海边”、争当“弄潮儿”，对此周老师有很独到的见解：“很多人认为北京大学是'常为新的’，是开风气之先的。但是开风气之先，实际上是逆社会潮流而动。社会上都下海，北大人坚持不下，就是开风气之先了。这就是发人所未发。'开风气之先’，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坚守，而不是去做时代的弄潮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重建、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秉承了老一辈社会学家留下的传统，注重社会调查和贴近社会现实，乡土气息很重，比较“土”、不够“洋”。“现在人人以洋为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能够独立于世、不以洋为荣是很了不起的。大气候和大潮流是非常有力的，在社会浪潮的冲击和推挤下，你怎么才能够坚持下来这是个问题。”就像周飞舟所说的那样，做任何行当都会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风往哪吹，大部分人就往哪走。周飞舟在北大社会学系前前后后有十七年，了解和认识不可谓不深，他只用三个字就表达了他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所有的感情——“了不起”，他解释道：“社会学系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不为社会潮流而动，能够保持独立自由有责任感的风气，这个风气能坚持多久很难说，但我认为已经坚持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其实这种风气和建系时的品格一致，当经济管理类院系应社会需求，开办各种培训班的时候，社会学系并不热衷于办班的热潮。很多人认为社会学系就像是穿粗布衣服散发着土气的农夫，但“有土气”也是社会人能够执着于研究和学术、心系社会的根本所在，何为“常为新”？为新贵在坚守。在云谲波诡的时代里，能坚守住一些东西才是真正的“常为新”，才是真正可贵的精神。
1996年周飞舟研究生毕业前往香港科技大学读书，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和学习环境有着明显的不同，周飞舟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述了他对两者不同特点的理解。“港科大与北大兼容并包、鼓励学生创新的校风不太一致。北大倡导火花和启发性，希望火花越多越好，百花齐放，培养人才；而港科大希望扑灭其它的火花，让学术的火花越燃越旺，最终烧成一把火，培养典型的学者。”在港期间，周飞舟在龚启圣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中国研究。“龚启圣先生是个经济学家，我在跟随他上课、做助教、写论文、做调查的整个过程中有很大的收获。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一点是做学问要有意志品格，要有坚持；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守规矩，无规矩不能成方圆，有很多事情仅凭热情和兴趣是不能做成功的，还要讲方法讲技术。”五年的培养和严格的训练培养周飞舟形成了一种习惯——想问题、做数据以及实地调查都要注重逻辑和讲究证据，使他受益匪浅。周飞舟一方面受到了规范的训练，另外一方面也深切地感受到做好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性。香港的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研究，研究思路与美国很像，多少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如何站在中国人的角度，从中国人自身来理解中国社会，是周飞舟解读中国社会现象时面对的最大问题。他说道：“美国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蓝图，如何摆脱美国中心主义的视角，客观地来看待中国社会，对中国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和解读是对社会学很大的挑战。”结合现在越来越时兴的留学热，周飞舟认为，过早地出国留学会使得自身的价值观变得不中不西，回国后往往以美国化了的视角看待中国社会，这不只对做中国研究不利，对自己也不利。“土”与“洋”都是辩证转化的，不能随波逐流，为一时的东西所迷惑。社会学研究不能追求时髦，做一个时髦的尾随者不是社会学的精神气质。
2001年底，周飞舟再次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在教书的过程中，周飞舟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并继续着自己的中国式研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土地财政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然而随着经济稳健发展要求的提出，中央政府实施了强有力的调控措施。中央政府要求的是稳定，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这就要求不能出现剧烈的社会冲突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不能搞大规模的征地拆迁。然而背后的问题是，中央的这种调控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不一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房地产业为保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慢也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要求稳健的发展，不能简单地一刀切，研究问题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实现力量之间的博弈和平衡或许是促使这一问题解决的方法。就人的行动而言，除了有工具理性的一面，还有价值理性的一面。在社会学研究中，不能简单地把人当成一个纯粹理性或者小白鼠之类的实验对象进行研究，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是理性和情感的结合。重视这样的人的研究，社会学的研究才能开出新的局面。“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制度和政治的目的都不在于效率本身，而是人本的，是制度和政治重的每个人都发展出其向善的一面。 “为新”不仅是开拓，更是一种坚守，这是我在这次采访中最受触动的地方。”土气“的外表也许是社会学系给很多人的印象，但是在这背后，采访人却从更深层的角度解读了它的价值所在。这种坚守，不仅是我系的精神所在，更是对学术的忠诚与执着。*转载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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