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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丨时代使命与文化意识

编者按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省栖霞县人,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新儒学八大家”之一。

本文是牟先生于课堂之外的“文人友会”中与学生的会谈记录。

文中,牟先生提出一个恳切的愿望,希望学人都能在道德实践和文化认识上树立真实的理想,并须将这一理想植根于“时代使命”与文化意识”之中。

牟先生进一步直言,“这个时代为古往今来一大变”,变在人只对自然有兴趣而反人文,人的全部精神都用来发展文化的“量”(自然),而偏废了发展文化的“质”(人文),这是时代的大问题。他认为两者皆须重视,不可偏于其一。



各位会友,今天是我们人文友会第十二次的聚会,我们现在已引出了好多观念,牵连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例如上次(按:见《无可奈何的缺憾》)的记录第二段内所牵连的问题就很多。以后须慢慢的说出来。中国的儒家讲内圣外王,但始终在外王方面总是不够。又自墨子以至胡适之先生均在讲事功,但结果事功出不来。这究竟是甚么缘故,必须彻底反省一下。墨子当初讲事功,反礼文,但他的学问早已完了,还不如儒家讲礼文的耐久。这些问题本来不大好讲,但是我们现在又不可不弄个明白。好在我们这里不像上课,不求近功,只要有所薰习,有所引发。要想彻底了解,必须多学习多阅历,这是疏通致远的工作。现在大家要在这里将精神凝聚一下,发一个大愿望(这一时代是个整个的垮),在理智方面挥扩一下(即在思想上开扩一下)。但不是如近人学西方哲学那样专作理智的游戏,而是要在道德实践上,文化理想上能引起思考的兴趣。旧年年底唐君毅先生来信,对我们这里友会的讲法,很推崇,很赞许,认为已可稳得住,已可纳入一条轨道。但他从我们的讨论的问题内容方面,又知道大家对问题并未能深刻的接触到,即对于问题里艰难的意思不够:即未真能通过其艰难而透出来。我现在在这里把唐先生的意思转告大家,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大家须知道在这里听讲,只是作为薰习,并不要马上对这些问题都能透彻,即是提出问题也不容易。虽是讲哲学的人并不见得都对问题真了解。或者具有理想。我现在的讲法,已撇开哲学的窠臼。为了接引各方面的人,使大家均有一个理想,我想来想去,认为只有从文化意识进去,才能引起客观意识,有普遍性、客观性。

我国从孔子起,即是文化意识强。“文王既歿,文不在兹乎?”“天将以夫子为木鐸。”“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些话都表示其对时代的担当。孟子的文化意识也是一样强烈。宋明理学即是从文化意识中提炼出来的原则。北宋初期的儒者即是从强烈的文化意识开始。孙泰山﹑石徂徠﹑胡安定三人讲春秋,重夷夏之辨,转而辟佛老,具民族意识,重文化意识(如韩愈一样)。后来周濂溪和二程(程明道,程伊川) 即从这大括弧收缩进来向核心讲。于是从心性方面辨儒佛。及至朱子,中间相距已近百年,因为收缩得久了,所以最初的文化意识已渐渐浑忘。例如朱子注“文王既歿,文不在兹乎?”一段云:言文不言道,是夫子之谦辞。在朱子的意识里,道比文更精微更高远,所以认孔子只说文不说道是谦辞。这显然不妥。须知文是综合的,比道还难。道是形而上的真实(形而上者谓之道),从文向里收提炼出来的,而文则是道与器之综合。故孔子说文不在兹,实在表示其历史文化的意识与担负。朱子顺二程向里收,浸润于形而上的道之思维久了,遂认文为粗末。向里收而至于精微当然是必要的一步发展。但不要忘了文化意识。理智的思考久了,易使文化意识淡。

近时读哲学的很表现这个流弊。所以目前这个时代讲真学问,并不一定要念哲学。念哲学只是干枯的理智,并不一定就是有文化意识。举个例子来说,如爱因斯坦曾说:“亚历山大可以不知,牛顿的三大定律不可不知。”这就是说他的文化意识很淡薄,只注重了科学。我们现在要以“时代使命”和“文化意识”二者来确定先立其大。孟子说:“士尚志。”又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陆象山亦讲“先立其大”。朱子当年请陆象山在鹅湖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义利之辨) ,听讲的人很多痛哭流涕。这彻头彻尾是个道德的意识。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单以道德的意识来表现已经不够。(陆象山时已不太够。) 所以现在先从“时代使命”和“文化意识”二者,立志,立其大,把生命开开。然后即可有陆象山所谓“六经注我”的气象。陆象山当时是平地拔起,四无傍依。在现在看起来不免孤。所以现在若完全依照他那个方式进行,很少能接得上,当得起。所以依托在时代使命与文化意识上才不孤。这便是我们今日讲尚志,立其大的切实入路。

这个时代是古往今来一大变,不可白白的过去。当年宋明理学家对付佛老,还是那样强烈!这是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一切标准都没有了。这个时代讲人文很难,但亦正其时也。从大处说,十九、二十世纪以来,从中国说,三、四十年来,为甚么成为反人文的现象?这后面实有一种趣味上的根据。不过此种趣味是相当高的,这个时代,大家只对自然有兴趣,对人文则不感兴趣。自然与人文是对立的。凡研究或欣赏自然,其后面的精神都是“量”的,讲人文则是“质”的。质的,保住价值,量的,则泯灭价值。(或是否定的泯灭,或是超化的泯灭。) 大家最初是质的,以后向量的方面发展,是一解放;现在再回过头来走向质的方面,是再解放。文化上总是两条:一是质的;一是量的。二者总是翻来覆去。我们以后希望步步把它讲明。今天因为唐先生的话,所以讲这点意思。使大家对“时代使命”和“文化意识”的重要,更多一番认识。


文字|文章来源于牟宗三主讲、蔡仁厚辑录《人文讲习录》,页58-60,台湾学生书局三民文库,1996年2月初版。

来源:《新国学之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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