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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吾金 | 克尔凯郭尔向主观世界的回归

摘要:本文认为,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是向主观世界返回。首先,他主张返回的主观世界不是群体的,而是个体的;其次,不同个体的主观世界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再次,个体的主观世界是在自己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克氏的探索为我们的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般说来,哲学研究大致上有以下三条不同的进路:一是侧重于对人的主观世界的研究,二是侧重于对人所面对的客观世界的研究,三是侧重于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媒介物(实践、经验、语言或现象等)的研究。假如说,奥古斯丁、帕斯卡尔、笛卡尔、贝克莱、康德和费希特是第一条进路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霍尔巴赫和谢林是第二条进路的代表人物,那么,马克思(实践)、杜威(经验)、维特根斯坦(语言)、胡塞尔(现象)恐怕就是第三条研究进路的代表人物了。事实上,在第一条研究进路上,还有一个代表人物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遗忘的,他就是我们这里正要加以讨论的丹麦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记得西方人的谚语是“本乡无先知”。然而,当波洛(Roger Poole)在其论文中喋喋不休地抱怨“丹麦哲学从未认真地对待过克尔凯郭尔”①时,克尔凯郭尔早已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并被尊为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克尔凯郭尔生活、学习和写作的时期,正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谢林的思想在丹麦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凡是读过克尔凯郭尔著作并留意过这些著作的注释的人,都会发现,他阅读并引证过黑格尔的许多著作。众所周知,在黑格尔去世后10年,即1841年,曾在德国哲学界被黑格尔的巨大身影遮蔽得几乎无处存身的谢林,又重返柏林大学讲台,开始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系统的清算,而克尔凯郭尔正是这些讲座的热心的听讲人之一。②虽然谢林对他青年时期的同学黑格尔后来在德国哲学界独占鳌头始终抱着一种怨恨的情绪,但在19世纪初,当他们在耶拿一起共事的时候,还是很好的朋友。当时的谢林已在德国哲学界崭露头角,而年龄比他大的黑格尔则仍然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中。然而,正是黑格尔,在其第一部哲学著作《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中准确地阐述了谢林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德国古典哲学表现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运动,而在这一运动中,康德和费希特侧重于从主观世界的角度来探究哲学,而谢林则在斯宾诺莎哲学的冲击下,摆脱了费希特的影响,侧重于从客观世界的角度来探索哲学。黑格尔敏锐地发现了蕴含在谢林哲学中的这种新的思想倾向,从而为谢林哲学做出了准确的历史定位,而谢林自己则“当局者迷”,对自己思想的历史处境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下。③其实,谢林要感谢黑格尔的地方并不一定逊于他要谴责黑格尔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明白了,黑格尔和谢林思想的流行,意味着第二条研究进路——侧重于对客观世界的探讨——的思想倾向在当时德国和丹麦的思想界都占据着主导性的位置。

正是克尔凯郭尔,通过对这一主导性思想倾向的反叛,重新把哲学引回到第一条研究进路,即侧重于从主观世界的角度来探索哲学的进路上。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同一条研究进路上,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倾向也不同于笛卡尔、贝克莱、康德、费希特这些哲学家。人所共知,这些哲学家都从属于理性主义的传统,在对主观世界的探索中,他们注重的无非是“理性”、“自我”、“感知”和“我思”这样的环节。或许可以说,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倾向与奥古斯丁、帕斯卡尔更接近一些。说他的思想与奥古斯丁接近,因为他们都从属于基督教思想家这个大的范围之内,都把献身于基督教及其上帝作为自己思想的最高目标;而说他的思想与帕斯卡尔接近,因为他们都把某些非理性的因素,如“欲望”、“激情”、“无聊”和“有罪感”等理解为主观世界的基础性部分。然而,即使存在着某些共同点,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作为旷古未有的奇才,克尔凯郭尔在对主观世界的开掘中,走出了自己的新路。

首先,克尔凯郭尔所要返回的主观世界,不是由群体(the masses)的生活和精神构成的,而是由个体(individual)的生活和精神构成的。克尔凯郭尔认为,在群体中,精神总是趋向于对客观世界和客观性的追求,从而完全把个体的主观精神世界淹没了,因而他不喜欢群体,他喜欢的是孤独的个体,或者换一种说法,他希望个体永远处于孤独的状态下,他甚至把自己的墓志铭也写成了“这个个体”(the individual)。因为在他看来,个体只有处于孤独的状态下,主观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才会充分地展示出来,而这种丰富性不但是坚持第二条研究进路的哲学家们所看不到的,也是坚持第一条进路中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家们所看不到的。与传统的哲学家不同,克尔凯郭尔所理解的“个体”不是单纯理性和思维的载体④,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存在物。在他看来,事物存在着(is),惟有人生存着(exists),而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并不是现成的,事先被决定的,而是自由的,充满着各种可能性与意外性,而这些特征正是以个体的主观性的无限丰富性为基础的。而这种主观性主要体现为个体在其生存活动中敞开的非理性的精神世界,如欲望、激情、焦虑、孤独、有罪、绝望、信仰等。事实上,正是通过对个体在其生存活动中必定会遭遇到的这个神秘的、非理性的内在世界的披露,克尔凯郭尔为我们揭开了主观世界中最底层的一个领域,即非理性因素的领域,从而充分展现出他的哲学思维的原创性和另类性。

其次,克尔凯郭尔对个体的主观世界的返回和对群体的拒斥,并不表明他所倡导的个体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说的“单子”(monad)一样是没有窗户的、自我封闭的。实际上,在莱布尼茨那里,单子只能在上帝创造的所谓“先定和谐”(the pre-established harmony)中才能相互沟通,而在克尔凯郭尔这里,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上帝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沟通的空间。说到“沟通”(communication),尤其是“直接沟通”(direct communication)和“间接沟通”(indirect communication),我们必须把基督教思想史上使用的这些概念与克尔凯郭尔赋予这些概念的特殊的含义严格地区分开来。

众所周知,在16世纪,欧洲发生了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在这一运动之前,欧洲的基督教信徒(作为个体)与上帝的沟通总是通过教会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每个个体与上帝之间的沟通本质上都是间接沟通。然而,教会的腐败表明,它不可能再充当个体与上帝之间的媒介,而宗教改革运动冲击的正是教会的权威,改革后的新教更倾向于个体与上帝之间的直接沟通。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中曾经使用过“不可见的教会”(invisible church)这样的概念,其目的无非是虚化教会,倡导个体与上帝之间的直接沟通。

与基督教思想发展史上的上述情况不同,克尔凯郭尔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直接沟通”和“间接沟通”的概念。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一部分署的是真名,另一部分署的则是假名(即笔名)。一般说来,署真名的作品是宗教方面的,署假名的作品则是美学或哲学方面的。这两种作品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它们各自的内涵上,也体现在它们各自的写作风格上,而沟通上的差异则主要体现在作品的写作风格上。一般说来,克尔凯郭尔把署真名的作品理解为与其他个体进行“直接沟通”的载体,而把署假名的作品理解为与其他个体进行“间接沟通”的载体。在前一类作品中,他以简捷明快的写作风格直接阐述自己认定是真理的东西;而在后一类作品中,他主要采取了与苏格拉底的“助产术”(midwifery)相类似的风格,即运用启发性的、诱导性的和暗示性的语言,以喜剧的、反讽的、寓言的、假设的等种种表现方式,与其他的个体进行沟通,以便“把人们骗入真理中”(to deceive men intothe truth)。

那么,克尔凯郭尔通过“间接沟通”究竟要把人们“骗入”到什么样的“真理”中去呢?我们发现,他的思想的特异性正在于,他并不引导人们去追求自然科学家或传统的哲学家所主张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理,即如何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去符合客观世界,相反,他告诉我们,“主观性就是真理”(Subjectivity is truth)。也就是说,真正的真理隐藏在主观性中,而“以最具激情的内在性去占有和把握一种客观上的不确定性,就是真理,就是一个生存着的个体所能达到的最高真理”⑤。在这里,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内在性”(inwardness)也就是主观性。在他看来,个体在生存中面对的是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而真理就在于个体以主观的、冒险的方式,勇敢地投入到这种不确定性中,做出自己的决定。

再次,克尔凯郭尔对主观世界的回归体现在他对个体在其生存活动中所做出的主观选择行为的高度重视上。众所周知,黑格尔提出了“正题—反题—合题”这一著名的三段论,而克尔凯郭尔则把这一三段论理解为描述客观世界的概念辩证法。在理论层面上,这种辩证法可以被阐述得头头是道,似乎显现为永恒的真理,但在个体必须面对的生存活动中,这种辩证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在个体的生存活动中,能够把“正题”和“反题”统一起来的“合题”常常是不存在的。个体在生活中必须面对各种可能性,但他一经选择了某种可能性,其他的可能性也就长久地,甚至永远地对他封闭起来了。在生活或生存活动中,个体根本不可能期待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之间出现什么“合题”,而只能在这些可能性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就像一个人走到三叉路口,他是不可能把方向不同的两条路一起走下去的,他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走这条路,要么走另一条路,这里不可能有任何“合题”。事实上,克尔凯郭尔以假名出版的著作《非此即彼》(Either/Or)正是对黑格尔的上述辩证法的解构,把“非此即彼”的意思发挥出来,也就是“正题—反题—没有合题”。在他看来,“非此即彼”才是生活或生存活动中的真正的辩证法,他把这种辩证法称作“质的辩证法”(qualitative dialectic)。⑥

那么,这种“质的辩证法”的本质是什么呢?克尔凯郭尔认为,这是个体在其生存活动中展现出来的主观辩证法。其实,任何个体的生存活动都是由一连串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活动构成的。事实上,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克尔凯郭尔短暂的一生就是由三次决定性的选择活动所构成的:

第一次决定性的选择是:在与雷吉娜订婚后数月,克尔凯郭尔突然单方面解除了与她之间的婚约。当时他刚从哥本哈根大学毕业,是与雷吉娜一起开始普通人的世俗生活,还是把自己的一生无保留地献给基督教神学事业?他心中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他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选择:中断与雷吉娜之间的关系,把自己的生命无保留地献给神学事业。

第二次决定性的选择是:主动向《海盗报》发起挑战。《海盗报》是当时哥本哈根的一家非常有影响的报纸,专门披露名人的隐私、轶事和丑闻。在通常的情况下,名人们要么竭力避开这家报纸,要么努力与它搞好关系,但克尔凯郭尔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开对这家报纸发表评论,进行挑战。《海盗报》终于按捺不住了,刊登了关于克尔凯郭尔的讽刺文章和漫画,由此而演绎成他和这家报纸之间的旷日持久的论战,从而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也许这正是克尔凯郭尔做如是选择所追求的结果。

第三次决定性的选择是:在他父亲生前的好友明斯特主教逝世后,公开发表文章对他的思想进行抨击,在当时的宗教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克尔凯郭尔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与明斯特所代表的正统的神学思想划清界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克尔凯郭尔的一生忠实地实践了他自己所主张的这种“质的辩证法”。

谁都不会否认,不同的个体会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做出不同的选择,但这类主观上的选择活动是否有规律可循呢?克尔凯郭尔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把个体能够做出自主选择的时段区分为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他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青年时期的个体本质上是审美的,即把感性的追求理解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唐璜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中年时期的个体本质上是伦理的,即把理性地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苏格拉底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他篷头赤足,整天在市场里走来走去,找人辩论,目的就是阐明每个个体必须遵守的伦理原则的重要性;老年时期的个体本质上是宗教的,即把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亚伯拉罕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上帝考验了他,而他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因为他信仰上帝。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个体在其生存活动中的选择活动大致上是按照审美的、伦理的、宗教的次序来展开的,而这一次序又是切合一般的个体的精神发展史的。

综上所述,克尔凯郭尔以自己的方式,把哲学重新领回到对主观世界的探究中。尽管他对主观世界的探索不无偏执之处,但他毕竟向我们展示了哲学研究的一条特殊的路径,而这条路径对于深入反思现代文明社会的人的本质来说,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它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奥古斯丁的一句名言:

人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⑦

注释:
①Rog er Poole , Theunknown Kie rkegaar d:Tw entieth-ce ntury receptio ns, fr om A.Ha nnay andG.D.Marino edited :The Cambridg e Companio n to Kirkegaa 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 ss, 1998, p.49.
②与克尔凯郭尔同时听讲的还有恩格斯。恩格斯还撰写了一些论文来批判谢林, 捍卫他心目中的哲学界的 “ 宙斯” ———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学说和辩证法思想。
 ③人们常常把黑格尔的思想称之为“客观唯心主义” , 尽管黑格尔哲学也侧重于对客观世界的探索, 但他更愿意把自己的思想理解为“ 绝对唯心主义” , 而“ 绝对唯心主义” 不但超越了“ 主观唯心主义” 和“ 客观唯心主义” , 而且正是这两者的扬弃了的统一, 它既体现为唯心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也体现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没有把黑格尔作为第二条研究进路的代表人物。
④有趣的是, 在当代哲学家中, 也有一些哲学家坚持从单纯理性和思维的角度来理解人, 如美国哲学家普特南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钵中之脑” 的假设。但这样的假设总是蕴含着一个自明的理性主义的前提, 即把人的存在归结为他的大脑的存在, 而完全忽视了他的躯体和四肢, 仿佛人像海母一样, 是用大脑在海水中行走的。我在另一处也谈到过对中国著名的小说《西游记》的看法。乍看起来, 这部小说涉及到四个个体, 即唐僧、孙悟空、沙和尚和猪八戒。其实, 这里只有一个个体, 唐僧是这个个体的大脑, 孙悟空和沙和尚是他的四肢, 而猪八戒则是他的躯体。假如把猪八戒这个形象抽掉,《西游记》就失去了它的感染力, 变得苍白和无法卒读了。
⑤S.Kie rkegaar d,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Philo so phical Fragment, Edited and Transla ted by Howa rd V.Ho ng and Edna H.H ong.N.J.:Prince to n University Press,1992 , P.203.
⑥众所周知,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起来, 并进一步把形而上学解释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从此以后,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语境中, “非此即彼” 就成了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的代名词。其实, 深受黑格尔思想影响的恩格斯没有区分开两种不同的辩证法:一种是黑格尔式的概念辩证法 , 这种辩证法有利于思辨, 但对实际生活毫无用处;另一种是个体生存的辩证法, 这种辩证法肯定, 个体的生存活动正是由一系列非此即彼的选择活动构成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 有所不为, 才能有所为” 也正是这个意思。今天, 我们应该为“ 非此即彼”正名, 恢复它在生存的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⑦奥古斯丁:《忏悔录》 , 周士良译,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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