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民族志是可供分享的记录，从这一理解中可以得到四点启示：
（1）研究者观察到的以及最终分析的数据、发现与实地观察的过程不可分割。
（2）研究者在做田野笔记的时候，要特别关注被研究者赋予事件的意义以及他们的关注点。
（3）同步性的田野笔记有助于研究者对他人生活和关注点进行更加深入、连贯的记录。
（4）田野笔记应当记录人们日常生活和活动中社会性互动过程的细节。
“方法”和“发现”不可分割
参与并发现他人日常生活的模式是田野研究方法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些“方法”决定了研究者的所见所闻。如果实质内容（数据、发现、事实）是所用方法的产物，那么实质内容就不能独立于方法之外。研究者的发现与他是如何发现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方法不容忽视。更准确地说，它们应该构成田野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田野研究者自己的行为、所处的环境和情感上的反应会影响他观察并记录他人生活的过程，所以他就很有必要记录下这些因素。
从这一点来看，将田野笔记的数据和研究者的反应，将田野笔记的记录和研究者的日记（Sanjek 1990c）截然分割开来是错误的做法。虽然田野研究者可以将他自己的言行从他所观察到的他人的言行中分离出来，认为后者没有受到前者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分割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扭曲了研究过程和田野“数据”的意义。首先，这种分离将数据视为具有确定意义的“客观信息”，与抽取信息的方法和抽取信息的人没有关系。这样，在做田野笔记时，研究者自己的行为，包括他的“个人”感受和反应，都被认为是独立于或者无关于事件的，而只有那些出现了其他人的事件才被视为“发现”或者“观察”。第二，这种分离假定研究者“主观的”反应和理解可以并且应该通过与“客观的”、非个人的记录的分离开来而加以控制。最后，这种控制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个人的、情感的体验受到贬低，被视作危及客观数据的“污染物”，而不被认为是有助于洞见重要过程的渠道。
在田野笔记中将方法和实证联系起来有以下好处：促使人们意识到“发现”是研究者在田野环境中随时都可能遇到的，而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此外，阻止或者至少阻碍研究者轻易接受某个人对事情的看法和对重要性的把握，而把某个人的看法和把握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完整的”和“正确的”看法。更准确地说，“已发生的事情”是某个研究者根据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向特定对象给出的一份文本。从以上几点看来，研究者通过把方法和实证联系起来，增强了自己对被研究者所处的多重的、情境的现实的敏感度。
对本土意义的追求
一些研究只关注他人的行为而没有系统审视这些行为对于被研究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与这些研究不同，我们认为民族志就是致力于揭示、描写本土性意义。参与的最终目的在于接近被研究者，以此来理解他们的经历和行动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所具有的意义。
田野研究者必须尽力在做田野笔记的过程中捕捉和保留本土意义。要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必须认识到并且减少他们对他人生活和行为的预设和偏见。他们必须处在被研究者自己的语境中，对他人的关注点做出响应。由于田野笔记是关于他人的，他人的关注点和行为是研究者通过同情的沉浸而获得的，所以田野笔记必须反映和传达作者对这些关注点和行为的理解。因此，田野笔记是经过研究者个人以及他自己的观点过滤后的、关于社会成员的经历和关注点的书面记录；田野笔记为研究者，而不是社会成员，记录了后者的经历、意义和关注点。
学者们一开始认为，一些关注“多声重叠”（Clifford and Marcus 1986：15）的民族志，或者试图让被研究者“说出他们自己的声音”的口述史和女性主义民族志（Stacey 1991）能够有效避免研究者的介入。但是即使在这些情况下，研究者仍然在选择观察什么、对什么提问，或者在大的方面确定访谈的性质和目的，通过这些行动研究者不可避免地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参见Mills 1990）。
同步做田野笔记
有人认为田野笔记充其量是拐杖，在最坏的情况下还会束缚手脚，相反，我们认为田野笔记使得我们可以深入理解田野研究者是如何捕捉和阐释他人的行动和关注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野笔记展现了研究者对他人生活、惯例和意义的细微而复杂的理解。
正如前面讨论的那样，田野研究者为了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就试着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去，学会像他们那样经历事件并赋予事件意义。因为时间的流逝会冲淡研究者在最初接触某种未知生活方式时所产生的想法，所以他们在学习和再社会化的时候，立即记录下这些微妙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研究者在田野中待了很长时间，那么他最初在适应和发现他人认为有意义的东西时产生的感觉就会慢慢消解；早期对微妙结构和潜在紧张的感觉就会变得迟钝。简要地说，田野研究者不是一下子了解他人的关注点和意义的，相反，研究者不断在先前的洞见和理解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洞见和理解。研究者应该如实地同步记录这些过程和阶段，而不是根据最终对意义和重要性的阐释来重构这些过程和阶段。田野笔记帮助研究者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当时的情况，这就让对这些情况的深入反思和理解成为可能。
田野研究者所得到的关于被研究者和他们的日常活动的发现也是同样的道理。研究者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要尽可能真实地把它们记录下来，保存它们具体的、即时的特征，要不然等到将来回忆的时候就已经忘记了很多细节，讲不出所以然。当研究者为了编码和分析重读田野笔记时，会从当时写成的笔记中发现很多与众不同之处，也会抽取出生动的记忆和形象。此外，在最终的分析中运用田野笔记中的精彩描述，可以创造一种立体感和多样性，以防止过度概括所带来的平面化。
描述互动细节的重要性
田野研究者接近他人以理解他人的生活方式。为了保持并向读者展现他的接近程度，他就必须详细描述一些有趣的情境和事件。当然，学界从来就没有一套判定田野笔记是否达到“足够细节”的绝对标准。观察和描述的接近程度取决于研究者的兴趣点，而他的兴趣点受到自身个性、理论倾向和所属学科的影响。然而，大部分田野研究者倾向于采用一种密切的或者“微距”的方式（Geertz 1973：20—23）来观察事件，并在田野笔记中用详细精致的细节重述发生的事情。
除了对“微距”的关注，我们还采用了互动论的视角，因此我们希望研究者能够密切详细地记录互动的过程。首先，互动的细节促使研究者对方法和材料之间的联系变得敏感，并且能够跟踪和分析这种联系。既然田野研究者的发现都来自于自己与他人的互动，因此观察和详细记录互动的结果和情境就非常重要。第二，记录下活动的细节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和跟踪事件的过程，因此，有助于更好地对田野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过程性的阐释。我们认为田野研究尤其适合用来记录社会生活的过程以及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建立起来的意义（Blumer 1969）。如果研究者关注互动的细节，那么他就更可能看到超越固定、静止的实体之外的东西，更可能在动态之中把握社会生活。我们建议研究者做田野笔记的时候详细描述互动的过程，以及社会成员如何在这些互动过程中创造和维持特殊的地方性社会事实。
选自《如何做田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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