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论》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是一本社会学的名著，它并不是要教人如何自杀。法国人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在书中试图说明的是：一个人自杀要怪到社会因素上去。在此之前，布洛维从未想到过，个体行为如何为不受控制的社会因素所限制、影响。这个新奇的观点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冲动：“我要成为社会学家。” 年轻的布洛维很快就准备好离开英国，寻找自己的田野。1960年代，世界各地的反建制与左翼运动正风起云涌。很自然地，他把眼光投向了转型中的第三世界。先后游历了南非、印度之后，布洛维来到了刚独立四年的赞比亚，进入赞比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的亚普·范·韦尔森（Jaap Van Velsen）。此时整个非洲充斥着关于社会主义和改革的激动人心的辩论，赞比亚更是向这位年轻的学生显示了一个新兴国家的全部活力与乐观精神。 一方面出于对英美资本控制下的赞比亚矿业公司的兴趣，一方面也是为了挣钱，凭借着学习数学的背景，布洛维申到了铜带省（Copperbelt）矿业公司人事研究部的一个职位，负责设计薪酬体系。工作期间，工厂内部肤色歧视的持续性令布洛维感到十分震惊，他秘密地观察着这个新兴独立国家内部黑白种族的薪资结构，并写成了《铜带省的阶级肤色：从非洲进步运动到赞比亚》（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 F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Zambianization）一书，找出了再生产——铜矿中的种族秩序——的更为广泛的力量。该书一经出版就在学术圈内外广为流通，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 F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Zambianization 1972年，布洛维获得了硕士学位，前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求学。在芝加哥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智识碰撞，布洛维也已经为更加实践地投入这个世界做好了准备。他再次走向工厂，在市郊的联合机械厂里找到一个机械操作员的职位。车间里虽然同样充满了危险和辛劳，但工人似乎自发地认同管理者的期待，努力地工作着。这一切似乎与马克思主义者所描述的“强制”（coercion）不符。布洛维开始思考：“为什么工人如此努力地工作？”基于在联合机械厂的经验，布洛维写成了《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一书，揭示了工人的“同意”如何被制造出来。 1976年，几经坎坷之后，布洛维终于在伯克利找到梦寐以求的教职。他开始教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的课程，一半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重建，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列宁、葛兰西和法农；另一半组织起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涂尔干对马克思、韦伯对列宁、福柯对葛兰西、波伏娃对法农。但他依然时刻关注着象牙塔之外的世界。
在上课的布洛维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东欧巨变之际，布洛维又回到了车间。他先是应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的邀请来到匈牙利，在香槟厂、纺织厂、机械厂等做工；其后又与克罗托夫（Pavel Krotov）结伴来到俄罗斯北部的科米共和国，在一家生产壁橱的企业中当机械工。之后十多年里，布洛维仍然不断重返俄罗斯，利用短期工作机会与走访，对经济转型之下的生产体制与性别议题进行研究。他大多数的暑假也都被用来进行田野，其间，他关于劳动过程研究的另外两本代表作——《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辉煌的过去：匈牙利通往资本主义路途中的意识形态与现实》（The Radiant Past：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也先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