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科尔沁右翼后旗农牧民愤怒地推倒一座墓碑，扒掉一座小庙。这块日本人为一个改写中国历史的侵华日军大尉所立的墓碑终于倒塌，遗址至今留存，成为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座墓碑供奉的就是日本关东军大尉中村震太郎，一个被爱国的中国军人秘密处决的日本间谍，也正是这起“中村事件”成为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
1931年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交给中村震太郎一项特殊任务：化装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在横切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
中村震太郎大尉冒充“黎明学会干事农学士”，与他同行的有井杉延太郎，还有担任向导的蒙古人和白俄分子。他们装扮成中国人模样，拿着日本颁发的居留侨民护照，借旅游考察的名义，从海拉尔出发，前往大兴安岭和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调查。
1931年6月25日清晨，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4人骑马鬼鬼祟祟地由北向南驰来，连长宁文龙立即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冲了上去。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逼住了中村一行。
中村满脸堆笑地对连长宁文龙说：“弟兄们，我们是日本农业学会的，到贵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说着，顺手从皮包中掏出一包海洛因递过去，然后交出了护照。宁文龙仔细地看完护照后，抬头看着眼前的这几个人。
中国屯垦军不大相信中村的话，对他们进行搜查。结果从中村身上搜出了以下物件：
1、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一张中日文同比例军用地图、一张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透明纸作业、一张洮索铁路路线图，附有一张立交桥梁涵洞断面图、一张自测自绘的草图；
2、两本笔记本，一本记载昭和六年（1931年）1月，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他作为情报科情报员赴兴安岭一带活动以及在东京驿站送行的情况，另一本记录了中村所经过的地点，如洮南、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渡河、扎兔采木公司等；
3、两封报告书，主要报告了中村本人所遇到的人与事；
4、3份表册，一份是调查兴安岭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官兵数量、营房车辆马匹辎重分布情况。一份记录了中村所经之处的水源、土壤、气候和风土人情。另一份记录了满人和汉人的分布情况、物产及牲畜的数量、森林矿藏分布情况。
证据确凿，真相大白，这人明显就是日本派出的间谍。如何处置日本军事间谍呢？当时在场的关玉衡团长焦急地思考着。关东军在沈阳、旅顺口、海城等地驻扎着大批军队，对东北早已经垂涎三尺，此时派遣军事间谍进行侦察，用意是再明显不过了。
若放了他们，就等于放虎归山；若不放了他们，日本在中国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一旦走漏风声，日本人会设法要回中村，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事关重大。关玉衡作为团长，在这紧要关头，只有征求部下军官们的意见了。
董平舆副团长态度明朗地说：“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秘密处死。”军官们讨论后一致认为，处死中村，理在我方。会议一致决定：待取得中村口供后，立即将他们一行4人秘密处死。
当天夜里，在中国屯垦军第三团中尉副官赵衡的监斩下，第四连连长王秉义等人用绳子将中村一行绑起来，嘴里塞了棉花，悄悄地用马车拉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秘密处死。然后，又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马匹处理掉，以免留下痕迹。
5月25日凌晨，关玉衡团长带着中村的间谍证件和物证赶往大兴安岭屯垦区公署报告处理中村一行的情况，并将这些物件送给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获悉后立即复电，命令他们“灭迹保密”。
事后，日本特务机关采用种种办法，得知了中村被处死的详细情况。于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1931年9月13日，东北军宪兵司令陈兴亚奉张学良将军的命令，带领宪兵20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秘密派人将关玉衡团长接到沈阳保护起来。然后，东北军公开宣称已将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逮捕，令其听候处置。
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向中外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以此麻痹中国当局。24小时之后，日本军队就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事端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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