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再研究”成为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学界意识到卡尔纳普的哲学思想具有政治意涵，其政治立场最直接的表达当属“科学的人道主义”主张。首先，“科学的人道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诸多立场一致，尤其是计划主义和限制国家权力方面。其次，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与革命具有在理论上解放思想和推动社会改革的意味；进一步地，卡尔纳普区分绝对价值陈述和相对价值陈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目标和政治手段的区分，认为应科学地分析政治手段从而达至更高的效率。最后，从统一科学到“容忍原则”也反映了卡尔纳普在政治问题上的包容立场，与“科学的人道主义”以宽容的态度和修正的态度对待不同的道路选择相一致。

长期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被视为远离生活的纯粹语言分析理论，属于书斋中的学问。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常常引用石里克所说的“事实已经足够证明（马赫）学会绝对是不关心政治的”作为证据。其实，这是1934年3月马赫学会被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维也纳警察局调查时，作为会长的石里克的自辩信中的话。自辩信完全没用，几天后学会被取缔。而维也纳学派与马赫学会关系密切，核心成员许多同时也是马赫学会的成员。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维也纳学派不仅有明显的政治主张，而且与法西斯主义格格不入。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狂热纳粹分子要开枪刺死石里克，也无法理解纳粹在奥地利当道之后，学派成员纷纷为躲避迫害而流亡英美。

摩里兹·石里克

事实上，马赫学会和维也纳学派汇集了许多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激进左派知识分子，许多维也纳学派成员尤其是所谓左翼不仅有明显的亲社会主义倾向，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也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而且还积极参与实际的政治运动，有其政治目标。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科学哲学研究领域新热点的“逻辑实证主义（左翼）再研究”的主旨，代表性的成果如于贝尔主编的《重新发现被遗忘的维也纳学派：奥地利学者对奥图·纽拉特和维也纳学派的研究》、卡特赖特等人的《奥图·纽拉特：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哲学》，赖施的《冷战如何转变了科学哲学：走向冰封的逻辑护坡》等。

再研究加深了学界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解，尤其提出如下新观点：(1)维也纳学派思想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根源；(2)所谓逻辑实证主义的经典观点(received views)并不为维也纳学派所有人接受；(3)维也纳学派内部存在观点分歧的左右两翼，或者如于贝尔所说的以石里克(右)、卡尔纳普(中)和纽拉特(左)为代表的三极；(4)维也纳学派内部争论，为后来经典观点在分析哲学传统内部被抛弃埋下了伏笔——如亨普尔、奎因乃至费耶阿本德、罗蒂等帮助击溃经典观点的人都出身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

在维也纳学派再研究的视域下，学界意识到卡尔纳普的哲学思想具有深层的、有待挖掘的政治和社会意涵，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研究和阐发，本文尝试着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政治意涵何以可能

作为维也纳学派标志性人物的卡尔纳普，一直对政治非常关注，在早年维也纳时期和后来侨居美国时期，他均参与过大量的政治活动，还集中表达过“科学的人道主义”的政治立场。包括卡尔纳普在内的维也纳学派与政治关系联系紧密，首先是因为当时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属于奥匈帝国的领土。1918年11月，奥匈帝国崩溃，一战结束，奥地利第一共和时期开始，各种政治力量纷纷崛起。当时，主要政党包括坚持奥地利主义马克思的社会民主党、保守右翼基督教社会党以及主张纳粹民族主义的德意志民族党，还有许多小党派，不仅展开激烈的选举战，还组织自卫队，经常发生暴力冲突。

维也纳当时是左翼力量的堡垒，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中心阵地，史称“红色维也纳”(Red Vienna)。1927年，维也纳发生严重骚乱，民主政治遭遇危机，国家社会党(纳粹)成立，奥地利开始走向反主义马克思的法西斯主义。1934年，纳粹党卫军暴动，刺死总理，史称“维也纳事件”，之后奥地利内战爆发。1938年，德国纳粹攻占奥地利，第一共和结束，维也纳学派诸人纷纷逃出纳粹占领区。

维也纳学派就诞生于如此的政治环境中，如卡尔纳普所言，“在维也纳小组中，我们所有的人对我们国家的以及欧洲和全世界的政治事件都有着强烈的兴趣。”134在革命与反动的斗争中，维也纳学派诸人基本都支持进步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及其主张的奥地利主义马克思——这是一种将主义马克思与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乃至逻辑实证主义等融合起来的民主社会主义改良主张，属于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因而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批评。维也纳学派成员尤其是纽拉特参与了奥地利主义马克思的理论建设工作，很多人加入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卡尔纳普没有入党，但对时事政治非常感兴趣，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自认为属于学派左翼。维也纳学派所有成员都赞成拒斥形而上学、“统一科学”、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标，但对于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内部却存在着保守右翼与宽容左翼的争论。右翼以石里克、魏斯曼为代表，接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主张纯粹语言分析，而哲学工作就是澄清科学语言。左翼以纽拉特、卡尔纳普、弗兰克和齐尔塞尔为代表，接受马赫主义的传统，具有宽容的实用主义倾向，并受到主义马克思的影响，主张哲学与科学平等合作，哲学工作不仅局限于语言分析之中，而是要关照实践。卡尔纳普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兴趣和观点，还受到纽拉特和爱因斯坦的重要影响。在思想自传中，卡尔纳普专门谈到纽拉特思想对他的影响，也详细谈到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交往和对他的影响，而爱因斯坦同样思想左倾，同情社会主义。

尤其是纽拉特关于思想的社会历史条件分析的观点，得到了卡尔纳普的赞许，这一观点明显有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点的烙印。正是因为卡尔纳普承认历史文化因素对科学实践的积极影响，因此他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做出了非常高的评价。并且，他还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工人教育和成人教育工作——“红色维也纳”时期，包括公共卫生计划、医疗服务体系、工人教育计划等社会主义革新活动在维也纳如火如荼。显然，如果说右翼的石里克都不能完全摆脱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他的“理论研究去政治化”主张不过是纳粹暴政下的一种政治选择，那么卡尔纳普的理论研究工作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只会更紧密，因此讨论其哲学思想的政治和社会意涵就是可能的。

侨居美国之后，卡尔纳普仍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而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和许多侨居美国的维也纳学派其他成员一样被作为“亲共分子”而遭到调查。1954年，卡尔纳普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态度，在发表于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工人日报》左翼宣言上联名，而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调查，最终被认定为没有参与破坏性的政治活动，但参与了共产主义的政治组织的活动。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整个美国的分析哲学日益从左翼激进立场转向右翼保守立场——晚年卡尔纳普也只能如此以求自保，最后基本上退回到纯粹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非政治领域当中，这就是赖施所谓“走向冰封的逻辑护坡”之意，也是当代分析哲学保守气质的历史原因。

“科学的人道主义”：基本政治立场

卡尔纳普政治立场最直接的表达当属他所谓的“科学的人道主义”主张。对此，他的直接表述包含三个主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人类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保护者或者仇敌，因此人类的任务就是去做一切可以改善人类生活的事情；第二个观点是：我们相信人类有能力来这样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即免除目前所受的许多痛苦，使个人的、团体的乃至整个人类的内部和外部的生活环境基本上都得到改善；第三个观点是：人们一切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都以有关世界的知识为前提，而科学的方法是获得知识的最好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把科学看作改善人们生活的最有价值的工具。”

显然，这包含对科学的实用主义理解，同时继承了马赫的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即认为科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目标是服务社会发展，这与第一代实证主义者如孔德等人的立场是一致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读者容易被他著作中的逻辑分析的细节所吸引，而忽视他对哲学和科学的实用主义理解的一面。即使在最著名分析代表作《世界的逻辑构造》也一开始就指出，科学哲学工作要重视人的联合，关心个体的自由发展。

“科学的人道主义”思想主要包含了如下政治倾向：(1)和平主义，反对将科学滥用于战争和破坏性行为，反对军国主义。(2)反对愚昧。人类的幸福必须也可以由自己来实现，不能寄希望于神灵、君王和伟大领袖，而应该通过发展科学来获得。(3)计划主义（社会主义）。卡尔纳普承认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尤其表现在对计划行为的肯定上。他认为，在工业时代，有组织经济生产和实现世界和平均不能指望各种力量自发的相互作用，而是需要进行合理的计划。存在着两种计划：

一种是消极计划，目标是消除产生人类痛苦的各种根源，如战争、贫困和疾病等等；另一种是积极计划，目标是改善个体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种计划都是必须的。反对国家至上。最高目标是个体福利，而不是国家权力，要防范由于强调计划可能导致的国家权力过大的危险。(5)保护自由民主。只有自由和民主的环境，才能让科学更好地发展，更好地被用于改善人类生活条件。反对专制和独裁，支持政治的多元和宽容。卡尔纳普支持决定论，但认为决定论并不否认自由意志——

“我没有赖欣巴哈的观点：如果物理学保留严格决定论的经典立场，则我们不能有意义地说出抉择、作选择、作理性的决定、对我们的行为负责等等。我相信，即使在强意义下的决定论的世界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完全有意义的。”

政治活动不是空谈形而上学的绝对善之追求，而是要落到实处，尤其是通过科学来促进经济发展，使人民获得切实的福祉。并且，科学是统一的，指导社会治理的社会科学同样要遵循一般科学原理和方法，科学知识不仅要运用于提高物质福利，还要帮助提升精神幸福。这一点“科学人道主义”与纽拉特的“社会技术鉴定书计划”[注]的主旨相似。纽拉特将该计划视为一种社会技术构造，企图创建一个由自由而乐观的人们组成的群体，将未来社会定义为“一种合作的努力”，并以整体论方式建设新的社会秩序。

总的说来，“科学的人道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诸多立场是一致的，尤其是计划主义和限制国家权力方面。社会主义、计划主义必须要和自由、民主制度有效地协调起来，才能实现“科学的人道主义”的目标，这恰恰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要义。实际上，卡尔纳普终生对民主社会主义颇为支持。并且，他反对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认为“在以我们哲学工作为基础的态度和目前在所有其他生活领域中颇有影响的思想态度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亲缘关系”，早年在柏林时还着力研究过政治问题，试图理解世界大战为何爆发又应当如何结束和避免的问题，后来还研究过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问题。“科学人道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贯穿了他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反形而上学、区分两种价值陈述、“统一科学”和容忍原则的观点之中：反对形而上学，因为它是无意义而无效用的；区分两种价值陈述，便于同时将科学与自由结合起来；要统一科学，因为统一知识更有利于科学服务于人类福祉；而提倡语言分析中的容忍原则，便于更好地、更多地统一不同领域的知识，甚至包括某些传统被认为形而上学的东西如他所谓的相对价值陈述。总之，“科学的人道主义”是奠基于科学与科学哲学的政治主张，影响了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研究，或者说与他的科学哲学立场是一致的。

希拉里·怀特哈尔·普特南

反对形而上学的政治意涵

关于反形而上学，卡尔纳普有一段总结性的概括：

“哲学家宣称他们的问题与经验科学不同层次，形而上学家会追寻比经验科学更深的目标、本质和终极原因。但是逻辑地分析，却发现形而上学命题什么都没说，只是空洞的语词排列。形而上学的概念，包括伦理学，没有理论内容，应该被拒斥。我们应该把哲学限制于非形而上学和非伦理（非评价）的哲学问题之中。”

为什么要拒斥形而上学呢？逻辑分析表明：“形而上学整个是由……假陈述组成的。”也就是说，按照意义证实标准，形而上学术语是无意义的假概念，包含这些术语的陈述无所断言，均应从科学知识中加以清除。卡尔纳普又分析了形而上学假概念产生的原因，认为它们很多如开端(principium)是因为在意义的历史流变中失掉了旧的意义而又没有获得新意义，因而成为失去意义的空壳，却被形而上学所保留和讨论。并且，他又主张将哲学改造为科学的哲学，即将之限制于厘清科学逻辑基础的科学语言逻辑分析，那么形而上学也要从新哲学中清除出来。

形而上学究竟是什么呢？卡尔纳普认为，形而上学并不等于神话，谈不上真假，甚至称不上“工作假说”(working hypotheses)，因为它完全推不出能经验检验的陈述。很多形而上学假陈述产生于英语中“to be”一词的用法有逻辑上的毛病，或者是概念的“类型混淆”。整个形而上学不过是无应用标准、因而无意义的语词的堆砌。在卡尔纳普看来，人们堆砌形而上学不是为了描述事态，而是为了“表达一个人对人生的总态度(Lebenseistellung，Lebensgefuhl)的”，抒发某种人对环境、社会、事业以及自身遭遇的情感。

在“红色维也纳”，拒斥形而上学具有很强的政治意涵。以基督教社会党为代表的保守的右翼力量，在理论上与神学-形而上学传统有紧密的一致关系，后来崛起的奥地利纳粹与德国纳粹一样偏好形而上学。实际上，卡尔纳普专门批评的形而上学家海德格尔就得到纳粹的礼遇——“卡尔纳普与海德格尔不仅在哲学方面处于对立的两极，而且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也完全对立”。德国思想家对束缚于传统的形而上学历来就很推崇——比如黑格尔主张哲学就是哲学史，他在政治上也是非常保守的和坚持国家至上的——这可能是阻碍德国前进并导致德国走向纳粹的思想原因之一。

对于哲学史，卡尔纳普是持保留意见，主张更多地运用科学知识最新发展来批判哲学史理论。因此，形而上学摆脱不了保守的、回到过去的、右翼的甚至反对革命的气息，而逻辑实证主义要对形而上学革命，就有在理论上解放人们的思想和推动社会改革的意味，这也是奥地利主义马克思者的目标。当然，运用逻辑实证主义对主义马克思的改造，区别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只能走向“第三条道路”。并且，对哲学的逻辑化的改造，追求有效实用的科学知识，也能启发人们从科学的方式重新理解政治活动。事实上，当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提出以科学知识为根据，以精确的方式来重构社会秩序，让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卡尔纳普所称的形而上学也包括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这就引向了科学的价值无涉论。卡尔纳普认为，价值或规范的客观有效性“是不能用经验证实，也不能从经验陈述推出来的，因此它是根本不能（用意义的陈述）断言的”，很多道德问题或政治问题正是因为混淆了事实与价值问题而导致的。因此，所有伦理、人生的问题应该从科学和哲学中驱逐出去，或者说，它们并没有科学方法来断定真假，这意味着人的自由选择和自由意志在其中起主要作用。

进一步地，卡尔纳普区分两种不同的价值陈述：绝对价值陈述和相对价值陈述。如果某个行为本身在道德上就是善的，针对它的价值陈述就是绝对的或无条件的，而如果某个行为就其会导致某个目的来说是善的，针对它的价值陈述就是相对的或有条件的。在卡尔纳普看来，相对价值陈述是有意义的陈述，可以进行经验讨论和逻辑分析的，这就提出了政治目标和政治手段区分问题。目标可以自由选择，但对于实现某个目标的政治手段，可以也应该进行科学的分析，使得行政施政因更合乎科学原理和方法而更有效率。这是符合“科学的人道主义”将自由、民主与科学结合起来的主旨的，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理论家麦·阿德勒(Max Adler)等人批评“伦理社会主义”——试图瓦解科学基础而以伦理和价值问题为基础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是一致的。

“统一科学”思想的政治意涵

《世界的逻辑构造》研究目的是提出科学的“构造系统”，即关于科学的对象或概念的认识论的逻辑系统。构造系统的任务是把所有概念都从某些基本概念（基本对象）中逻辑“构造”出来，或者说所有概念都应该能还原到基本概念，于是从基本对象出发可以逻辑地推导出所有的概念，从而形成完整的构造系统，所有概念在其中都有其位置，所有的对象形成一种有等级的序列。因此，在构造理论看来，所有的科学领域面对的“只有一个对象领域，因而也只有一种科学”。对象分为四大种类：自我心理的对象、物理的对象、他人心理的对象、社会人文的对象（精神的对象），其中自我心理的对象为低等级对象，物理的对象为中间等级对象，他人心理的对象和社会人文的对象为高等级对象。这些不同等级的对象都可以还原为最基础的对象：基本要素和基本关系。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不同分支乃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概念均可以向基础概念一步步地还原，所有科学都属于统一科学的一部分。

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卡尔纳普以自我心理学的现象主义为基础构建其统一科学的系统，后来，卡尔纳普受到纽拉特的影响，对心理现象进行物理化的分析，逐渐确立了以具有主体间性和普适性的物理主义为基础的统一科学，即科学统一于物理语言。统一科学语言的想法，与他对世界语(world language)的支持是一致的。统一科学语言能增进不同学科之间的思想交流，而世界语能够增进不同文化的思想交流，从而有助于世界的和平。无论如何，世界语已经成为语言学家的一项紧迫任务，这是一项具有重大的政治意涵的任务。把心理学、人文社会科学纳入到统一科学之中，具有强烈的社会和政治意涵。卡尔纳普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概念上没有本质差异，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是完全合理的，从物理主义的角度理解人际关系、社会现象和政治活动也完全是合理的。这就导向运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原理、方法和知识来理解和治理整个社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暗含与社会工程和技术治理相一致的立场。这一点在纽拉特的思想中就得到明显的体现。

卡尔纳普主要是从科学语言逻辑构造的角度看待科学统一的，而纽拉特在此基础上将科学的统一进一步与社会计划、管理经济(administrative economy)等技术治理主张联系起来，并将统一科学视为社会主义统一劳动的基础。应该说，纽拉特对统一科学思想的发挥从逻辑上与卡尔纳普的统一科学思想并不冲突。后来，卡尔纳普支持纽拉特发起的“统一科学运动”，认为采用统一的科学语言，对科学成果和方法进行综合是科学的紧迫任务，共同组织出版“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

卡尔纳普主张科学统一的物理语言，并非要抹杀不同科学及其对象的种类差别，他反对的是把不同学科研究对象视为互不相关的领域，主张关注不同领域的相关性。因此，后期卡尔纳普强调抽象语言的“容忍原则”。1956年，在讨论抽象对象问题时，卡尔纳普提出了容忍原则。科学中存在很多抽象科学概念，并不能完全地还原为经验，很多经验主义者认为它们应该从科学中清除出去。卡尔纳普反对这种立场，认为接受抽象对象与经验论原则和严格科学思维是不相冲突的，必须区别对象系统存在的外部问题与系统内某个对象存在的内部问题，在系统内部引入抽象对象并不涉及任何实在性的断定，这只是一种新的说话方式而已。接受某种的抽象语言形式与否，乃至在任何一门科学中接受某种语言学形式与否，在卡尔纳普看来最终取决于它们作为工具的效率和所取得的成果。这说明他对待科学是宽容的，具有类似纽拉特所谓的“民主的科学”的立场。除了抽象概念接受问题，对于比可证实性原则更加灵活的意义标准，卡尔纳普比石里克等维也纳学派右翼是更宽容的，这也是被他认作左翼的重要原因。

在1963年出版的《思想自述》中，卡尔纳普如此表述容忍原则：

“我对各种哲学语言的形式所持的中立态度是以下列原则为根据的：任何人都有使用最适合于自己目的的语言的自由。我对这个原则终生坚信不渝。”

此时，“容忍原则”并非局限于科学语言中，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类语言当中。至此，“容忍原则”包含着在政治上允许不同的声音、给不同的人以选择自由的意涵，突出反映了卡尔纳普在政治问题上的包容立场，这与“科学的人道主义”是一致的，以宽容的态度和修正的态度对待不同的道路选择，尤其是对“第三条道路”的同情。

显然，“容忍原则”是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乃至约定主义的标准。卡尔纳普也承认，“容忍原则”意味着语句的接受和拒绝永远含有约定的成分，但是他认为这不意味着真理是约定的，因为除了约定之外接受和拒绝永远都存在非约定的客观的成分，并且很多情况下客观成分压倒了约定成分。实际上，探讨测量问题时，他也陷入测量约定论的矛盾中。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测量规则是约定的，但又不是完全约定的，因为“为了决定哪一种约定能与自然事实不相冲突地作出来，事实的知识是必要的；并且为了避免逻辑的不一致，又必须接受不同的逻辑结构”。在于贝尔看来，容忍原则暗含科学发展的有效性或实用性标准，这种有效性的评估对于当时试图以科学方法建立民主社会的社会民主党而言，无疑是有力的辅助理论。

结语

有人指出，这种对维也纳学派左翼的政治哲学解读是分析哲学对于自身发展的目标、方法和对象之焦虑的结果，因而想从学科的起点处即维也纳学派中诸人的思想中找到证据以发展批判性和政治性的新分析哲学或科学的政治哲学。英美分析哲学的传统试图要走出日益逼仄的逻辑“鸽笼”，介入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讨论，就必须在政治上具有批判性。逻辑实证主义再研究把目光转向维也纳学派，试图在源头上发现政治性的成分，甚至像于贝尔认为维也纳学派左翼其实提出了早期的科学政治哲学。也有人认为，维也纳学派左翼并没能提出科学政治哲学，他们与奥地利民主社会党的改革方案的关系是模糊的，即使是纽拉特也没有坚持科学政治哲学的观点，而科学政治哲学与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并不能完全兼容。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维也纳学派左翼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及其思想与其政治立场的一致性，至于说这种关系到底有多强，维也纳学派左翼是否提出了一种科学政治哲学，可以进一步研究。维也纳学派左翼的相关思想，对于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试图建构以科学为基础的政治哲学比如技术治理理论，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由此出发的政治哲学不一定是分析的政治哲学，只能说肯定是一种科学政治哲学。

本文出处：《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文章采编：雪球

排版：初尧

审核：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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