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琦，1945年生，辽宁盖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教学视导员。1978年至1981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王季思先生，专业方向为中国戏曲史。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兼及诗词曲及古代散文，著有《〈红梅记〉校注》《讲史小说史话》《元曲艺术风格研究》等。
本文转自“戏曲与俗文学”公众号，原载《文教资料》1990年第2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常常翻翻在季思先生身边学习时的作业、论文习作，重温先生密密麻麻的圈点、批语，以及给我的手札、我们一起拍的照片，是我的一大乐趣。回想在先生身边学习的三年时光，及毕业后先生对我的关心爱护，这一切，令我梦魂牵缠、终生难忘。
我第一次见先生，是在一九七八年七月间，在这之前，我只是读过他老人家的书和文章。当时，我接到中山大学研究生考试的复试通知，匆匆南下，行程数千里，从内蒙古来到广州，冒着酷热到中大报到。我们十位复试者被安排在中文系楼上住下来，傍晚时，先生和夫人海燕老师一道来看我们，他特别问到一位路途最远的、从内蒙来的考生到了没有？我局促不安地上前与先生见面。老人家笑容可掬，精神极佳。他操着带有较浓厚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叫我放松精神，好好休息，准备复试。接着，黄天骥、苏寰中老师也来看望大家。紧张的复试之后，季思先生又设茶话会招待我们，盏盏香茶，枚枚佳果，都是先生解私囊买来的，海燕老师为此忙碌了大半天。在大钟楼一间清爽的房间里，先生和苏寰中、黄天骥、曾扬华、吴国钦等老师，一块儿同我们座谈。季思老人亲切、慈祥，平易得使大家如坐春风，毫不拘谨。茶话会之后，因十位复试者中将有一半人不能来中大就读，大家都争着与先生和老师们留影纪念。天气炎热，先生陪同大家从惺亭跑到小礼堂，又到大门口，轮番与每位拍照，他精力是那么充沛，情绪是那么高昂，从老人微微涨红的面庞上看得出，他是充满喜悦和欢欣的。
先生是为学术春天的到来而高兴。先生一向视学问为生命，粉碎“四人帮”迄今十年多的时间，先生论著接连问世，同时为国家连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博士生、硕士生。
八十年代初，他还为本科生开设“宋词鉴赏”等选修课。先生手不释卷，老当益壮，为后学树立了楷模。正如他在一九八四年《春节抒怀八首》所述，他时时进取，淬砺奋发，从不以年迈懈怠：
“看花老眼早朦胧，新觉听歌右耳聋。
曲苑低徊成往事，书城黾勉策新功。”
我读研究生期间，生活是较为艰苦的。先生和师母时常来宿舍看我们，关怀备至。然而在学习上，先生对我们要求却非常严格。记得《史记》单元的作业送交先生之后，我自以为写得还不坏，没想到作业发下来，令我面红耳热，先生赫然在上面批道：“为什么用文白夹杂的语言写东西？你们这代人应该用纯正的语体文写作。”当然，先生也肯定了我的观点，有不少地方画了一连串的圈圈，那自然是有个人心得体会的地方。从那以后，我特别注意克服文白夹杂的毛病，一旦进步了，先生总是很高兴。他在我“元剧单元精读”之后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批语：“从个人生活中接触到的事实谈起，较亲切有味，摆脱了一般评论的格调，语言也平易可读。”在关于南戏注解、评说的一篇作业中，先生批道：“注解很认真，评说写得更好，文字亦活泼有趣。”
后来学年论文，我选择了唐传奇《虬客传》进行探讨，先生看了以后很高兴，他写了一大段评语，足足有二百多字。其中特别肯定了我在语言和写法上的进步，认为“是一篇相当完整的论文”，再加加工，就将更好。我的平时作业，先生几次推荐到刊物上去发表。今天我能写出一点东西，多得力于先生的悉心指教。
先生为我们上课多在家里，他专门为我们几位研究生准备了椅子。他授课时按单元，分专题，是非常认真的。先生特别注意将他称之为“点石成金”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他常爱说的一句话是“学术乃天下公器”，一向反对保守。他在鼓励后进、培养学术人才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一方面他严格训练我们在校勘、注释等方面的基本技能，主张脚踏实地，打好基础；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年轻人走乾嘉学者那样的老路。他在国家教委关于学位评议原则的老专家座谈会上，作题为《为新一代学者、专家的成长开辟道路》的发言，说：“我们要求的是观点和资料的结合，即主义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中国语言文学的历史现象和现状的结合，而不能为辑佚而辑佚，为考证而考证（尽管这些工作也需要有专人去做），把新的一代引向乾嘉学者的老路。”这个观点，他平时反复告诫我们。
他能及时发现学生的长处和每一点进步，在肯定和赞扬我们一些研究生能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古典作品并有所发现和创造时，概括为“钻进去，出得来”六个字。所谓“钻进去”，即是要老老实实下功夫读书，首先是真正读懂要研究的作品，这是不容有半点含混的；而所谓“出得来”，则是指不为前人成说所囿，能用马列主义的历史观点和文艺观点来分析古代作品，力求得出科学的、恰如其分的结论，并能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只懂得“钻进去”，埋在古书中，创造力则受到压抑，有时只能搞考证、校勘、注释，却很难写出有真知卓见的评论。相反，还没钻进去，或钻入不深，就急于跳出来，原著还没吃透就大发议论，结果不是将古典作品捧上天，就是贬到底，这种教训以往不乏其例，且很深刻，年轻学者们当引以为戒。
先生很重视基本功训练，看我们的文章极为细致。有一次，我们做校注方面的作业，我在注《红梅记》第二出《泛湖》时，将“柳浪闻声到壁萧”（【梁州序】）中的“壁萧”二字据上下文改作“碧霄”，并出一条校记。先生看后，大为赞扬，在课上作为例子举出来，同时批评了个别在校注训练中不很认真的同学。有些地方，先生则用小字写道：“恐不确，再查。”或划一问号，其严谨和慎重于此可见。不过先生以为严谨并不等同于拘谨，我们知道，先生思路敏捷，又很活跃。有一次他谈元剧方言俗语时，讲到变通，认为写文章和做别的事一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不留余地；也不能说得过死，一成不变。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还主张在专深基础上尽量博一点，什么书都读一点，触类旁通，互相发明。一次在先生家谈起读书，他谈到打下坚实基础之后可以博杂一些，博杂未必是坏事，问题是怎样博杂；一味博杂，一杂到底，当然不行，多方面汲取营养却是值得提倡的。当我说到我一星期抽一个半天到图书馆随便翻翻，一方面放松一下，一方面开阔一番时，先生连口说：“好！好！只要安排得当，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先生很关心我们读书，除了规定必读的书目，有时也随时告诉我们哪些书应该抽时间读读。大约是一九七九年吧，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一人在宿舍看书，大草坪在放露天电影，故整幢宿舍楼特别安静。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使我好生奇怪。开门一看，竟是先生和海燕老师。先生劈头问我：“怎么不去看电影？”我说吃过饭有些晚了，怕没有好位置，就不看了。先生问我在看什么书，随手从案头拿起一本，是解放前印的陈中凡先生的《中国韵文通论》，先生说：“陈中凡先生还是我的老师呢！当时他很年轻，当助教。是你自己的书吗？”我赶忙说，是家里长辈给我的。一边说，一边找出一本一九五四年版白色封面的《西厢记》，告诉先生说这书我保存了二十多年。先生很感兴趣说：“这个本子连我自己手头都没有哩！”
那次先生和我谈了许多怎样读书的道理，他知道我在通读《元曲选》及《元曲选外编》时，不住点头，后来还将他通读过几遍的线装本《元曲选》借给我们参看，那上面先生加了三种颜色的批语，都是密匝匝的蝇头小楷。线装书天地宽大，大多写得满满的，这使我悟到先生校注《西厢记》为什么那样得心应手。他对元曲方言俗语特别熟悉，日本人特别重视先生所注西厢，原因即在于此。通读元曲，对照先生批语，使我得益匪浅，受用无穷。
先生待人宽厚，性格开朗，有时他也和我们聊天。花城花树多，光是中大校园里，就有许多树我根本叫不上名。先生到宿舍来看我们，我问先生窗外开紫红色花的阔叶树叫什么，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那是红花羊蹄甲。接着他谈了不少关于花和咏花的诗。
先生爱花草，前年读到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簪花饮酒和跨马游街》，我觉得分外亲切。文章一开始写道：“正当中山大学康乐园春暖花开的时候，我窗前葱笼郁勃的树丛中悄悄地冒出一树盛开的龙爪花，使我联想起唐人墓壁上的侍女，在高髻云鬟上簪着一束鲜花。”先生的文章到了一种精纯而又入化的境界，你一过眼非读完不可。先生这段话使我回忆起中大那如火的杜鹃，朝霞似的凤凰树，还有那红得惊心动魄的木棉花，使我的心又一下子飞回中大校园。
有好几次，外地学者专家来中大讲学，我踏着月色扶先生到招待所，一路上问这问那，关于学问，关于人生，关于花，关于诗，乃至关于“玉轮轩”的得名，关于黄宾虹画《翠叶庵读曲图》的来历······先生问：“听说你也写新诗？”我很窘迫，不好意思地说：“学着写过一些，不成样子。”“写过旧体诗吗？”“也试过，但怎么也不像那么回事，没有那股味儿。”先生沉默有顷，说旧诗词清规戒律太多，你们这代人不写也罢，但要懂得它基本的作法。倒是可以试试曲子，相对说来，曲比诗词自由一些。但写出味儿来也不容易。
先生有时也讲些往事给我们听，他对他的老师吴瞿安怀着深厚的感情。在先生《西厢五剧注》初版时，吴梅先生曾在书的扉页上戏题曰：“不爱六经爱五剧，西厢浪子是前身。”先生又自题卷末云：“汉宋诸儒语太酸，六经日对古衣冠。一般饱暖思淫欲，又把红楼说部看。”吴瞿安是很喜欢季思先生的，已故段熙仲先生曾亲口对我说过，在他们同学中，季思先生年纪最小，又是后来插班进来的。季思先生没来之前，写旧体诗词段老可以称雄，待季思先生来了，段老则要屈居季思先生之后了。后来我问过先生，先生笑了，说这是段老谦逊。
南京是先生读大学的地方。这里有他在东南大学时的许多同学，如唐圭璋、任半塘以及已故的钱南扬、段熙仲诸先生，因此，他常来南京。每次来，我们师生之间总要畅谈很久。
一九八五年先生来南师大参加唐圭璋先生八五寿诞庆祝活动，同时还要到扬州参加任半塘先生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但他不顾身体疲乏，登上我住处所在的山头，又爬上六楼，来到我的住所，说要看看我的工作环境和家小。那天先生特别高兴，从下午两点一直聊到夜色降临。话题转到上课问题上，先生说，要努力上好课，首先要做一个完全合格的老师。上课和科研的关系要处理好，两者之间从来就不矛盾。先生还仔细看了我的书架，问我缺些什么书，说以后寄些书来给我。
先生从扬州返宁，将任半塘先生的《唐声诗》赠我，同时还将孙诒让赠先生父亲的一幅横卷复印件送我，上面有先生识跋：“右瑞安孙仲容先生于周礼政要编成后题赠先公的八首诗。孙先生不仅是我国近代大学问家、大教育家，还企图沟通中西学术，为民族致富强，这是了不起的。书法亦挺拔秀润，别有一种学者的气度。因此复制二百份，以供亲友的鉴赏。”
一九八一年我分配到南师大工作后，先生常有信来，多所鼓励，亦询及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一九八三年夏黄天骥老师来宁，回广州后向先生谈起我的情况，我也去信说我很喜欢先生的《自题玉轮轩二首》，请先生书于宣纸，以为纪念。先生立即复函：
星琦同学：
天骥自宁返校，谈到你的工作、生活近况，至为快慰。嘱写小诗二首，随函复上。我近况还好，但手颤加剧，多不便耳。
此问
佳胜
季思 七月二十一日
先生在手颤加剧的情况下，还满足了我的要求，使我心里十分不安，因而也就更加珍惜先生的墨迹。诗中的“薪尽火传光不绝，长留双眼看春星”等诗句，表达了他老人家对后辈学者的殷切希望，我决心不负先生所望，加倍努力，不断进取。
十多年来，先生每有新著出版，总要赠我，别的书，先生也常寄赠，其中有两书特别值得珍重：一是钱南扬先生的《戏文概论》，上有“季思学长教正，南扬敬赠”字样，是钱先生亲笔，先生将它转赠给我；另一种是任半塘先生的《唐戏弄》二册，一九五八年作家出版社版，扉页上任先生用毛笔写着“季思先生指谬，半塘敬奉。”季思先生转赠我时用钢笔写了一段话：“一九五八年，半塘先生自成都以此书见寄。越二十七年，我来扬州师院，半塘先生复以新版《唐戏弄》相赠，因以此书转赠星琦，以志一时师友渊源云尔。季思记于中山大学之玉轮轩，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先生还加盖以“王起季思”的印章。
此外，先生每有诗词新作，往往以复印件见寄，如一九八七年中秋先生寄来《水龙吟》词复印件，又以钢笔在后面写下一行小字：“从中你将会联想起康乐园的大好秋光和青春脚步。星琦同学弟如见。季思九月二十八日。”
每每见此，我的脑际总浮现出康乐园纵横交错的小路，马岗顶附近知名与不知名的花树，西区的几个池塘，以及大钟楼、大草坪，仿佛又回到了康乐园，仿佛又从西区宿舍往东区先生家走去，聆听先生的教诲，品尝海燕老师那甜甜的银耳羹。
先生是老一辈学者中较早力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一位。老人思想活跃，勇于探索，学术成就为海内外所注目。在《玉轮轩曲论》已出的三编及《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中，有些文章我是反复看过的，我最喜欢的是《元人杂剧的本色派和文采派》《从〈凤求凰〉到〈西厢记〉》以及关于论述关汉卿剧作的几篇；一九八五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更是高屋建瓴，于反思中见出冷峻，又于冷峻中见出深邃，总觉常读常新。
我们师生间讨论问题，有时见解也不一致，先生特别鼓励我们要有独立见解。他说，在《西厢记》作者问题上，他与陈中凡先生在报刊上反复争论过，可他与陈先生师生友谊又是非常深的。先生说，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是好事，是学术气氛活跃的表现。他还举了一九五六年关于《琵琶记》讨论的例子，当时徐朔方、陈多先生同王季思先生、董每戡先生论争很激烈，徐朔方是先生的学生，陈多是董每戡的学生。先生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这些都反映了先生胸怀之博大，以及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这种治学态度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和发扬的。
先生常爱说的一句话是：“聪明人要下笨工夫。”勉励我们刻苦读书，有所建树。前两年读书无用论和社会上一切向钱看思潮严重，我写信向先生倾诉，先生来信鼓励我，语重心长，推心置腹：“你不怕个人生活苦一些，而为学术前途感到苦闷，我也有同感。所不同的是我的子女都已成立，无后顾之忧，工资也较高，不像你们那么窘迫。但是，改革旧体制，发展生产力，是目前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中国的形势也一定会好起来的。”他在信中嘱咐我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努力为党和国家多做贡献。同信还寄来先生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会上的发言》一文（刊《学术研究》一九八八年五期），文前黑体字提要赫然在目：“学术上提倡锲而不舍的坚毅精神和独立不移的坚贞品格，反对随波逐流的风气。”先生信中没有明说，却在这里告诉我怎样对待事业。老人家分明是让我耐得寂寞，鼓励我坚定信念，克服困难。
先生常说，做学问要坐得住冷板凳，不能什么风热就趁什么风。更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把学术当做敲门砖。要有自己的独立目标，不为任何冲击所动。这些有关做人做学问的教导，对我的影响至为深刻。
你在《文教资料》中发表的稿子写得很有感情，也见出你在康乐园学习的认真。但有三点需要改正：
一、我七九年为本科生开的课是“诗词鉴赏”，不是“宋词鉴赏”。
二、我初进东南大学时陈中凡先生是教授，不是助教。
三、“不爱六经爱五剧，西厢浪子是前身”，是浙大龙泉分校一位不知名作者嘲讽我的诗，不是吴瞿安先生在我《西厢五剧注》扉页上题的。这可能是由于我晚年说话乡音太重带来的问题。下期《文教资料》付印前望能更正一下。
我与海燕近况都还好。只是我白内障渐深，看书、写稿多不便，今夏南大纪念小石师等三先生的会不能去参加了。
此问
季思
（199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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