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魏玛德国，带来了和平与希望却孕育出绝望与悲剧！

“我们输掉了战争。这一事实并非革命的结果。”人民代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1919年2月6日国民议会开幕式上的结论一语中的。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一大部分德国民众并未准备好接受这一事实。“千真万确！左派——奋起反对，右派”——这条会议记录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局面：阵线分明。无论愿意与否，共和国于战败与革命中诞生，这是无法拒绝的事实。1919年1月19日，国民制宪大会经由普遍、平等、秘密的选举产生。光是大会召开的地点就充满象征意义：拥有优美田园风光的图林根州的小城魏玛的国家大剧院。这里与德意志文化的高峰休戚相关，远离困顿的政治格局，德意志精神在此大放光芒。

▲1919年的魏玛国家大剧院魏玛——而非柏林：把制宪会议从革命战火纷乱的百万人口大都市、普鲁士的首都、帝国议会和帝国政府所在地以及国务委员会所在地迁至外省绝非示强的信号。1919年1月，上述提到的所有机构仍岌岌可危，1918年阴沉的11月里自发燃起的革命之火尚未熄灭。虽然民主共和国是前进的方向，但这一定位无论在左派还是右派中都充满争议。这个国家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中。帝国首都到处可见形容枯槁、四肢残缺的士兵，百万民众忍饥挨饿、失去工作，一时间德国城市里一片怨声载道。

这与1914年炙热的8月多么截然不同！那时的德意志人民空前统一，沉醉在战争狂热中。只有少数人冷眼旁观，主要是左派，当然也少不了和平主义者。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高呼：“再也没有什么政党之分，我只看到德意志人！”所有人都争相前来，甚至包括被蔑视为“无祖国的家伙”的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人。就连他们也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坚信德国被迫卷入了一场自卫战争，并于1914年8月4日的帝国议会上一致通过了战争债券的发行。直到1915年，帝国议会中的社民党党团开始就这一问题发生分歧，最终多数派坚持这一路线。然而，1914年8月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团体眼中绝非只有自卫，而且还包括德意志帝国的欧洲战前帝国主义以及霸权主义语境中的一部分深远的战争目的。可是直到战争结束，大部分德国人对此仍浑然不知。正因如此，民众对于《凡尔赛和约》中将世界大战的罪责全部归结于德国的战争赔款条款才会如此愤怒。1919年2月6日—1920年5月21日，在魏玛召开的国民大会，从一开始就着眼于解决德国当下面临的各种棘手难题。其主要任务不仅包括讨论制定新宪法，还包括审议德意志帝国被迫签署的涉及大面积的国土割让、经济赔款以及一系列人权歧视问题的《凡尔赛和约》。直至覆灭，魏玛共和国始终在偿还那些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赔款，因此即便将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单独放在其与生俱来的重负与软弱下书写亦不为过。可是这种片面的视角真的符合历史，真的公平吗？这个在可想而知的困窘局面下第一次尝试建立德意志民主制度的国家，难道不更加值得尊重吗？诚然，民主共和国的生机从一开始就相当渺茫，但是它并非生来便注定灭亡。魏玛共和国处于德意志帝国与纳粹独裁的第三帝国之间，对于后世研究者而言，如果缺少了对魏玛共和国覆灭及其后果的认知，是无法完整书写魏玛的历史的。它是德国现代史的一部教科书，是关于一段民主制的希望和威胁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教训。本书的论述分为两个重点，分别是1919—1930年共和国核心时期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共同语境下的宪法政治体系的诞生和维系，以及1930—1933年共和国的瓦解，在此其间，你将看到共和国历史上充斥的令人伤感的两难处境。

内容简介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魏玛共和国在革命中宣告成立。成立伊始，魏玛共和国便笼罩在不祥的征兆之下。战败的经验以及《凡尔赛和约》的强硬条款为德国带来巨额负债，左翼及右翼极端思想、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共同蚕食着人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信任。20世纪30年代初期，集体失望最终演化为绝望，传播希望、承诺虚妄出路的极端纳粹思想日益深得人心。霍斯特·穆勒在这本包罗万象的巨著中生动描绘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霍斯特·穆勒，哲学博士，教授，1943年出生于弗罗茨瓦夫，曾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哲学和日耳曼学，现任慕尼黑大学现代历史教授，是公认的德国历史学家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他领导管理慕尼黑－柏林现代史学院将近二十年。其著作包括《诸侯国抑或公民国——1763－1815年间的德国》《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欧洲》《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统治者与反叛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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