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启蒙运动的浪潮如何席卷中国社会？

《辛亥革命》电影海报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影响和推动下发动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土崩瓦解，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中国社会发生巨变。

在集中关注这一历史事件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辛亥革命是旧社会一连串改革的最高峰，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与里程碑，但它并非与旧王朝分裂而孤立存在，反而恰恰是在此前经过了漫长的酝酿期。《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这本书就将研究视野聚焦到了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间。

作者李孝悌先生借用十八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启蒙运动”这个词汇或“启蒙”这个观念来指称发生在清末的文化、思想和社会运动，因为两者在一些基本诉求、论旨和流向上有相似之处，更是因为意为“开启蒙昧”的“启蒙”观念自先秦以来就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在20世纪初依然被广泛使用。（《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11、12页。下面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为何将这场运动的时间起点定为1901年？作者李孝悌先生认为，启蒙运动最初和最主要的原动力是义和团所带来的刺激。自1901年起，白话报刊数量开始显著增加，次年《大公报》创刊，大量出现戏曲、阅报社、讲报、宣讲、演说乃至各种各样的汉字改革方案以及识字学堂等（第6、7页），为启蒙思想的下沉提供了重要媒介，上、下层文化之间的交流在这些媒介中达到了空前的繁盛。

19世纪90年代，甲午战争惨败，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写的《上清帝第二书》中说“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李孝悌先生认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启蒙运动便始于此。随后，康有为、严复等走在时代前端的思想家深刻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随着新式报纸、学堂等媒介的大量出现，一般“有识之士”也逐渐深感于“无知愚民”几乎招致亡国的惨剧，纷纷筹谋对策，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众启蒙运动（第12、13、14页）。

作者李孝悌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我原本希望能对运动的组织层面作更有系统的分析，但一方面因为资料选取散布全国，另一方面因为运动的性质在开始时有相当强的自发性，组织运作的痕迹也不那么明显，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不是有系统、有层级的社会组织分布，而是文化传播媒介和形式的层级性分布。”因此，《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的主体部分从白话报刊与宣传品，阅报社，宣讲、讲报与演说，戏曲这四个维度编排章节，从相对松散且新奇的角度串联勾画出一个时代动向的基本风貌。（如果有想阅读的片段，可在文末留言，小编立马安排！）

那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与社会，它高越激昂，理想色彩浓厚，但在动荡与维新中，因袭不变、封建腐朽的一面依然存在。这意味着清末十年“开民智”的努力并未塑造一个全新的社会，1911年并不是这场运动的结束，相反，它是一个重要的开始，是近代中国“走向民众”运动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