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先假设这是一个生物学方面的问题——当然，它也可以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国族的问题甚至哲学的问题。我还在幼稚园玩耍的那个阶段里问过我父亲同样的问题，当时（他显然没有参考什么高明的专家的高明建议）他的答复是：“从你妈的肚子里出来的。”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我追问下去：“那我是怎样进到妈的肚子里去的？”我父亲说：“你妈乱吃东西，吃着吃着就吃进去一只小虫子。小虫子又在那肚子里乱吃东西，吃着吃着就长大了。长大了不出来不行啊！肚子会破啊！没办法儿，只好把你生出来了。”孩子的问题不会因任何答案而满足，它自己会无休无止地发动——其实我不记得当时是否接受了那个小虫子的说法——我继续问：“那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从山东济南府来的。”“那妈从哪里来的？”“也是从山东济南府来的。”然后，我大约就忘了原先那个“怎么跑进肚子里”的问题。我父亲圆满地将他不能或不便答复的生物学问题转变成一个历史问题。清代辛亥革命时期地图山东济南府地图，图源孔夫子旧书网“我从哪里来？”变成一个历史问题之后，非徒吸引了一个四五岁孩子的注意力，它本身也融合了看起来比个体生物性操作更大、更重的东西，它是血缘的、家庭的、种性的、地理的、国族的以及带有信仰性格的。在为这整个首善之区的街道命名之际，命名者首先假设：不知道中国地理的人是应该在台北接受迷路的惩罚的，甚至，不知道“民族、民权、民生”以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纲领或德目的人也活该要冒绕冤枉路的危险。或者我们应该把这套设计作善意一些的解释：那些无知或忘记了中国版图（主要是省份及大城市名称）、无知或忘记了中国传统道德的人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重新学习、认识“我从哪里来？”的课程，以免迷失。如果我们真的因此而不至于迷失，那绝对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版图、一套固定的换算式，而且拒绝了那个哲学上的“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伟大的思考者。他们把“我从哪里来？”此一可谓困扰过所有人类的问题当做起点，试图为更多人生中的难题找到解答的方向。可以称之为非常不幸的是，从来没有一位哲学家在这个原初的问题后面提供过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那答案通常说的不是“哪里”，换言之，那答案其实推翻或否定了问题本身。这样说的话，哲学的“我从哪里来？”还有什么可问的呢？孩子，如果你会这样问我，我的说法平庸无奇：“我从哪里来？”使我们迷失以至于继续提出问题。换言之，它提醒我们：任何一个答案都可能经不起进一步的追问，我们只好继续提出问题，将自己保持在更广大、浩瀚、无垠无涯的迷失之中。不会比我父亲告诉我那小虫子的故事晚太久的一个冬天，应该是农历春节前不久，收音机里放着鸣锣击鼓的应景国乐。那一天，我母亲带我到厦门街汪叔叔家去找我父亲。从辽宁街到厦门街，那时得搭十二路公车，先到南京西路圆环，再转搭十三路公车。就在我们等十三路的时候，我母亲问我：“咦？我收音机关了没有？”我不记得我是怎么答的，可是我记得：在一九六一年初，一架分期付款买来的真空管收音机在我们那个家庭里却是惟一值钱的宝贝。倘若任它那样开着，耗损的电费既属负担，烧坏了零件，甚至引起火灾则是太划不来的事。我母亲随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我托付给车站旁一爿杂货铺老板娘，她自己再到对街、搭反向的公车回去查看。走前她给我买了一支棒棒糖。直至今日，我仍不能准确说出她离开了多久。也许一个钟头，也许更久一些。总之，棒棒糖吃完了，我认识了那个烫一篷鸟窝头、满嘴可怕大金牙的老板娘和她的两个小孩。两个小孩带我深入那宅子的后半截，年纪大些的女孩往我怀里挤了挤，随即顺手推开一扇木门，天光大亮，甚至有些刺眼。年纪小的从背后一路把我推出门，转个弯儿，又从另外一个门里进去。同样穿过一段又黑、又长，感觉上几乎走不完而且没有一丁点儿气味的通道。等到我眼前再度明亮灼刺起来的时候，我听见自己惊叫出声，叫声大得吓了我一跳——这里是一家玩具店。所有我玩过的以及更多没看过的玩具都在那里。我完全不记得那玩具店里有其他人——尤其是大人——那两个小孩和我玩玩这个又玩玩那个，仿佛我是他们专程请来的客人。而无论我玩什么，都会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急迫感，好像时间永远不够用，好像我从不曾也再不会有这么快乐的时刻得以随心所欲，可是这快乐里面似乎又隐伏着随时就要结束、消失、永远永远不可再得的恐慌。最后，我驾着那辆小吉普车开到骑楼下，撞见杂货铺的老板娘，还看见她身后的我母亲。在看见我之前，她显然有至少几分钟的时间以为我走失了（甚至遭遇到什么危险），她的脸色很难看，起码看起来不像她。她的嘴唇颤抖，摸我的手也跟着抖起来。“你上哪儿去了？”对我而言，那是重大的一刻。我好像突然被她提醒了一下：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短暂的几年生命里的第一次——“失去”了我的父母。稍早的嬉戏、打闹和快乐在转瞬间无踪无影，我扑在我母亲怀里嚎啕大哭了。也就在那转瞬之间，杂货铺和善的妇人、那两个看来亲切又可爱的孩子以及黑暗中那大木椅里又白又瘦的老人突然变得陌生又可怕起来。
作者: 张大春
出版社: 文汇出版社，2023-10故事完了吗？没有。在十三路公车上，我无意间把手伸进夹克口袋，发现里面多了一点儿东西：几颗酸梅、蜜饯和一小盒（平常我们要花五毛钱才买得到的）锡罐鱼松。是那个年纪大些的女孩子在不知什么时刻塞给我的。她当然不会是故意要弄脏我的口袋，但是那几颗沾满了毛球棉屑的零食十分要紧，它们重新为我唤回在惊恐中差一点抛掷净尽的回忆片段：陌生人的善意以及纯粹的快乐。我迷失了吗？那天。听来好像没有。可是我一再回忆起那几十分钟短暂的、不觉有父亦不觉有母的，充满新鲜、迷惑、无知、好奇甚至有几分可怖的冒险，那是找不到答案的冒险，那是不断提出“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的冒险。现在，孩子，让我们回到先前的那个问题：倘若哲学的“我从哪里来？”得不着一个答案，它还有什么值得提出的呢？我还是先前那个平庸无奇的说法：它使我们在迷失中不断提出问题。迷失，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项功课，它的用意是：即使答案永不出现，我仍然要换一个方式继续追问下去。同样地，我也希望你在得到一个看来确凿不移、果真就是答案的东西的时候，容有片刻的迷失。那样，我才敢于和你说说我、我父亲、我父亲的父亲……所曾经以为确凿不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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