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故里》：知识分子如何与原生阶层和解

      《回归故里》

【法】迪迪埃·埃里蓬著

王献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0年

《回归故里 》，是当今世界公认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迪迪埃-埃里蓬，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一部反思性社会学著作。

在这场极为内在又颠覆的心灵之旅中，作者坦白和反思了社会阶层、学校教育、身份建立等一系列主题，通过梳理集体决定论中不同个体的命运轨迹，剖析了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的“个人选择”是如何被影响、被决定的。

凝视标签与偏见，反思社会中的阶级差异，探讨底层民众的成长困境，为努力生活而奋力抗争的人发声，为阶级壁垒中下平民阶层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人”发声。

1. 宗教仪式承担了敦促家庭团聚的责任，维持着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孩子(我的堂兄弟、堂姐妹）之间的联系，同时，它还一再地肯定着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圈子，因为在聚会上，人们总是展现出职业、文化、阶级的一致性，而且前一次家庭聚会中的人总是出现在这次聚会中。

2. 在工人阶级中间，一定程度上的性自由无疑是存在的，至少可以说，以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这种性自由是存在的，于是这些想要以不同方式生活的人便被一些道德卫士称作放荡下流。而对于女性来说，选择自由的生活方式还具有危险性。

3. 归根结底，我所厌恶的，不是完成这个动作的人，而是这个可以催生如此行为的社会背景。也许扔瓶子的行为只持续了几分钟，但我想它带给我的是对于这种悲剧的厌恶、对于既定命运的反抗，还有因为要永远背负这段记忆而产生的，秘密的，但永远鲜活的内心伤口。

4. 谁有权说话，谁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了决定的过程（不仅是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还为人们决定了哪些问题是合理的、重要的）。当左派政党无力提出问题并承担人们的渴望和精力时，右派和极右势力就会成功地吸引他们，将他们集合起来。

5. 萨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违背人们在进行学术“讨论”时遵守的规则，即提倡“有理有据”的正统观念、排斥非传统思想和批判精神，他能在必要时“咒骂那些咒骂别人的人”，就像热内提出的这个漂亮的说法所形容的那样。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这一箴言。

6. 因为在聚会上，人们总是展现出职业、文化、阶级的一致性，而且前一次家庭聚会中的人总是出现在这次聚会中。这可能是我逃避聚会的原因，尤其是我两个弟弟的婚礼：我不可能沉浸于这种形式的社交和文化活动，它们让我极其不适。

7. 我们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自己的身份：社会秩序强加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在此基础上，通过漫长而耐心的努力，塑造了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无法摆脱侮辱和羞耻。更何况外界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们回归正轨，这便让那些我们想要忘记、有时以为自己已经忘记的感受又重新复苏。

8. 人们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一句话：“我从来都不是种族主义者……”也经常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讲话：“所以说，我不是种族主义者。”

9. 变化的不是党派，而是选民群体（工人阶级、平民阶级），一旦大环境(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他们可能会通过投票的方式彻底改变自己在政治这盘大棋中的位置，从而归入另一“历史集团”，与其他社会群体结合。但也许这种重新组合的发生会伴随一些如罢工、社会运动等形式的重大事件。

10. 在我少年时期，我们之间就存在着一道鸿沟，随时间推移，鸿沟不断扩大，以致后来我们形同陌路。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保持联系。至少我这样认为，或者我很希望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相信人可以脱离自己的家庭，摆脱自己的过去，切断与父母的联系，从而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自己。

11. 对于艺术的品味需要学习。我学习了。这是自我再教育的一部分，这种自我再教育几乎就是完全改变自己，只有完成它，我才能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社会阶级—一才能远离我过去的一切。

12. 我选择的这条路，属于那些和我拥有相同社会身份的人，而不属于那些和我拥有相同学习成绩的人(这意味着，一个平民阶级的孩子哪怕成绩优异，也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不良的道路，也就是说，总是与优秀——既是社会意义上的，也是学业意义上的——有一段距离，相比之下总是处于较低的水平）。

13. 人们给共产党投票时，总是确信自己的选择，并乐于公开自己的选择，但投票给极右政党总是一个遮遮掩掩的过程，人们甚至会在面对“外界”(我在家人眼中就是“外界”的一员）的指责时否认自己的选择......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经过充分考虑的、确定的选择。

14. 压迫的概念，以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结构上的两极分化的主题在左派政党的官方政治图景中消失了，兴起的是“社会契约”“社会共识”这样中性的概念，在这些概念搭建的框架中，每个个体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平等”？多么可耻的笑话！），人们应该忘掉他们“个人的利益”。

15. 事实上，知识分子中的风气和思想根基已经发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变化。人们不再谈论探索与抗争，而是谈论“必要的现代化”和“社会重建”；“共同生存”的话题取代了阶级关系的话题；“个体责任”的话题取代了社会对于个人命运影响的话题。

16. 我当时的基本观点便是萨特在那本关于热内的著作中写的：“重要的不是我们将自己变成了什么，而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时做了什么。”这句话很快成为我生活的准则。这是一条苦行的准则：一场自己改变自己的劳作。

17. 个体归属的实现和个体的转变、个体身份的建立和对这一身份的反抗，对我来说总是相互联系、相互重叠、相互对抗并牵制的。于是最初的社会身份认同（将自己看作自己）突然受到身份抗拒的影响，这种身份抗拒不断地从我们所拒绝接受的身份中获得能量。

18. 实话讲，当时的我对工人们在工厂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并不关心，如果这里不包括抽象意义上的关心。当时，我刚刚开始沉浸在文化、文学、哲学的世界中，兴奋不已，无暇思考自己为什么有机会得到这一切。

19. 我之所以想要摆脱我的阶级和家庭(很长时间内，我对家庭、伴侣、稳定关系、共同生活这样的概念唯恐避之不及)，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从小就见证了夫妻暴力——日复一日的言语冲突、大喊大叫、疯疯癫癫。

20. 我的信仰与我进入的资产阶级世界格格不入，我所秉持的社会批判理念与我本身的价值观相互违背，我甚至不能说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价值观，因为没有谁强迫我信奉它，我是自愿地接受了这种统治阶级的理念与评判标准。在政治上，我站在工人的一方，但我厌恶自己的工人出身。

21. 我们通过对社会的学习、通过社会规则带给我们的拘束感（羞耻感），将这套社会规则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意识中。

22. 我在精神上依然属于我少年时成长的那个世界，因为我永远也无法在情感上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每当听到有人用鄙夷或事不关己的态度评论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时，我就感到不适，甚至憎恨。

23. 每次我和父母坐在一张饭桌上，我就会感觉到一种难以捉摸和形容的不适：他们说话行事的方式与我重新跻身的这个阶级差异巨大，他们会在每段谈话中肆无忌惮地表现出一种肤浅的种族主义，以致让人奇怪为什么所有话题都一定能和它扯上关系。

24. 如今，似乎只要涉及性向问题，人们高度重视对“歧视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与之相关的“否认还是昭示自己本来的身份”这些问题的研究，甚至连一些当代政治领导人都会时有提及，但若是涉及社会底层阶级受到的不公待遇，类似的观点很难在公共讨论中获得哪怕一点点支持。

25. 他们拥有的可能性——这里说的是可以想象的可能性，甚至不是实际的可能性——被他们的阶级地位严格限定着。

26. 可以这样讲：对我来说，讲述性取向带来的羞耻比讲述社会阶级带来的羞耻要容易。

27. 我父亲身上那种我所排斥和厌恶的东西，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他原本就安于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后来他地位有所提高，于是更加骄傲，即便这种提高非常有限。但工人身份也带给他无数的羞辱，并让他的生活局限得可怜。这一身份还让他处于一种难以逃脱的愚蠢之中，这种愚蠢使他难以与他人形成良好的交往。

28. 可能你会对我说，所有对逝者的哀悼都会引发生者对自己的思考，更何况逝者是自己的父母，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它本身也是哀悼的组成部分。但在此刻，这样的思考显得有些奇怪：在哀悼父亲的过程中，我渴望理解他并通过他的逝世理解我自己，这种渴望甚至超过了悲伤之情。

29. 人们不仅要通过罢工和游行来表达自己，还要将自己的诉求委托给“工人阶级的代表”和政治领导人，人们会接受所有代理人做出的决定，也会积极地附和代理人发出的言论。要成为政治主体，就要将话语权交给某个发言人，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得以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也成为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群体。

30. 即使我们成年之后所处的生活环境相较童年时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我们极力排斥过去，童年的生活轨迹以及社会化的方式依然会持续地发挥作用，因此，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总是一种指向内心的回归，一种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包括我们主动保留的那部分自我以及我们否定的那部分自我。

31. “继亲家庭”并不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新事物。在工人阶级的世界中，夫妻及家庭结构一直以来——在任何时代——都充斥着复杂、多样、中断、重组、多次重组等情况(姘居情侣、在多个家庭中交替生活的孩子，以及各自尚未离婚就开始同居的半路夫妻等类似情况屡见不鲜）。

32. 那些我曾经试图逃离的东西，仍然作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续着。

33. 我和母亲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系。我内心的某种东西被修复了。我意识到这些年我的疏离给她带来多大的打击。她为此受尽苦头。这疏离对于我，这个主动逃离家庭的人，又意味着什么？

34. 当我知道一些知识分子也喜欢干零活时，才发现人们可以一边喜欢读书写字，一边享受体力劳动带来的乐趣。这项发现给我带来极大的困惑：就好像过去一直指导我认知和实践的原理——那个从根本上二元对立的、以此为基础建构了整个世界的原理——突然变得不再稳定，因而我的性格都要开始被质疑了。

35. 这个我曾极力逃离的地方：一片我曾刻意疏离的社会空间、一片在我成长过程中充当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间，也是无论我如何反抗，依然构成我精神内核的家乡。我回到家，看望母亲。我开始与母亲和解。或更准确地说，与自己和解，与从前一直拒绝、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和解。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