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诗词体性与传承：张宏生自选集》自序，转自“程门问学”公众号，旨在阅读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如果把考上研究生视为走上治学道路的开始，则今年正好是四十周年，因此，对我来说，出版这本自选集尤其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1982年春，我负笈南下，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追随程千帆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85年初硕士毕业后，留在南京大学任教，同时在职继续随程千帆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专业名称是“唐宋诗”，千帆先生开的课程是“八代诗研究”“李杜诗研究”“苏黄诗研究”“校雠学”等，精读的专书有《古诗笺》、《唐宋诗举要》、李白和杜甫的诗集、苏轼和黄庭坚的诗集、《四库全书总目》等。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专业名称是“唐宋文学”，千帆先生安排的课程是《诗经》研究、《楚辞》研究、《论》《孟》研究、《左传》《战国策》研究、《庄子》研究、《史》《汉》研究等，学习方式仍然是以精读专书为主。从课程安排可以看得很清楚，千帆先生注重点面结合，尤其是到了博士生阶段，虽然专业名称是“唐宋文学”，但安排的课程和精读的著作都在先秦两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南学术的传统，如黄季刚先生一生就特别在《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八部书上下功夫，以之为根本。千帆先生指导博士生，基本上也是这个思路，但根据每个学生的基础以及以前的学历，又有不同的调整。这样的阅读，至少有以下的考虑：首先，古人所谓文学，并不完全是今天的文体观念，只有将文史哲结合起来，才能了解得更清楚；其次，研究唐宋或唐宋以后的文学，必须对前代的基本典籍有一定的了解，因为，那些典籍正是后代的最重要的资源，掌握了这些资源，就可以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第三，精读任何一部重要典籍，都无异于浏览了一部该典籍所在部类的发展史，这样对古代学术就不会陌生。我的小学和中学阶段基本上和“文化大革命”相始终，和不少同龄人一样，经常慨叹基础薄弱。在千帆先生看来，老老实实把一些最经典的著作通读下来，基础自然就有了。
从专业的角度看，我治学的主要方向是诗学和词学两个部分。
我研治诗学从杜诗入门，得到了先师千帆先生的具体指授，当时指定的精读书目是《杜诗详注》，参以《钱注杜诗》《杜诗镜诠》《读杜心解》等，基本上涵盖了清代杜诗学著述的最精华的部分。1985年初，我刚考上博士生不久，程先生看到我在杜诗研究方面稍有积累，不仅此前已有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而且在修读“李杜诗”这一门课程时，还写了好几篇相关的读书报告，因此就提出让我和他联合撰写若干篇研究杜诗的论文。程先生的治学始于研究杜诗，他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杜陵先生诗心说》。有相当长的时间，他采用苏轼的“八面受敌”法，每年读一遍杜诗，每一遍选择不同的问题去读，后来出版的《〈杜诗镜铨〉批抄》就是部分读书心得的记录。但虽然千帆先生对杜诗有非常精深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长达二十年的政治原因，他却没有机会将大部分心得公开发表出来。1978年被匡亚明校长聘到南京大学后，他曾经开过杜诗研究专题课程，后来也到别的大学讲过杜诗，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讲义。程先生指导我撰写的主要是四个方面的内容：杜甫的七言律诗、杜甫的咏物诗、杜甫诗中所反映的晚年心态，以及欧阳修和苏轼以禁体物语咏雪的诗和杜诗的关系。撰写的时候，程先生先指示一个大致范围，但并不具体说明，而是让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充分发挥，写完初稿后交给他，他从材料、观点、逻辑、章节安排、语言表述等不同方面做非常细致的批改，然后我根据他的批改写出第二稿，他再进一步批改。如此等等，反复打磨，就不断提升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边写作边补课，比如撰写《杜甫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时，不仅对杜甫之前的七律创作作了全面考察，而且由于涉及李商隐、韩偓、元好问和钱谦益诸人，就通读了他们的诗集，从而对七言律诗发展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有所掌握；而撰写《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时，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宋代的诗论和画论，而且由于涉及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也通读了他们的诗集，从而对唐诗和宋诗的传承关系有所了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对程先生的治学方法有了更多的体会，如资料考证与艺术评判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分析并重，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充分注意各种互相联系着的因素，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努力从中抽象出一定的规律。这四篇论文写出来后，有两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另两篇分别发表在《文学遗产》和《文艺理论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评价。后来，和师兄莫砺锋以同样方法得到老师指导的一些论杜文章汇集在一起，题为《被开拓的诗世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们在后记中曾这样写道：“在千帆师亲自给我们讲授的课程中，杜诗是一门重点课。除了课堂上的讲授之外，平时也常与我们讨论杜诗。在讲课和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固然常有经过点拨顿开茅塞之感，千帆师也偶有'起予者商也’之叹。”因此，这些文章“既作为我们师生共同研读杜诗的一份心得，也作为千帆师指导我们学习的一份教学成绩汇报”。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集大成式的诗人，从杜诗研究入手，就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这确实在治学道路上让我受益无穷。
不过，尽管我治学的入门之处在杜诗，也对唐诗下了不少工夫，但是，我在诗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却是体现在宋诗上。这和我自己的学术兴趣有关，也和当时的时代有关。
我在宋诗研究方面出版了3本著作。第一本是《感情的多元选择——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现代出版社，1990年），主要是对自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临安，至元朝统治基本上巩固下来的几十年间文学史上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历史的考察，着重探索在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动中，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修养的作家以何种态度、何种方式对待改朝换代的现实，其心灵活动有何发展变化，又是怎样反映时代的。这本书尽可能地将作家的社会选择和其具体的生活情境联系起来，理解其作为一个人而不得不面对的种种矛盾，并予以“同情的理解”，所突出的乃是文学史即心灵史的观念。宋亡元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全面取代一个汉族政权，从这个角度出发，能够看到当时文学的一定的独特性；同时，中国历史有着多次王朝更替，该书通过宏观的把握和理论的总结，从作家情态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上，对易代时期的文学进行探索，也做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思考。
第二本是《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对于南宋的江湖诗派，以往学界关注较少，有些工作需要从头做起，因此我首先进行了文献的清理，发现残本《永乐大典》中保存着九种江湖诗集，明、清人的影、抄、刊本江湖诗集也有11种以上，再加上当时一些笔记、诗话、书目中的记载，就使得确定江湖诗派的成员有了原始依据。江湖诗人在当时和后世，也往往被称为江湖谒客，这是指他们在生活中，每以诗歌为谒具，奔走势要之门，干乞钱财。根据这个特点，我探讨了江湖谒客行谒的内容和方式、谒客阶层的形成、谒客的出现与幕府、荐举制的关系、当世显人和谒客自身对行谒的态度等，从而认为，从文化上看，宋代以来，士大夫以其拥有的文化知识参与国政，而较少像唐及先唐那样依据门第，因此其社会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江湖谒客虽然总的说来社会地位较低，但他们在那一特定的时代里，却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的种种表现，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理解，特别是加深对其双重性格的理解。另外，文学与出版的关系也是这本书中重要的关注角度。陈起以一个书商之力，促成了一个如此规模的流派的形成，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书中详细分析了陈起为江湖诗人选诗，有目的地组稿刊刻，以及提供陈氏书铺作为活动中心等事实，说明了这位书商在诗派形成中的重要的声气鼓吹和组织联络作用，并进一步指出，这与南宋商品经济的发达密切相关。另外，这本书在具体操作中也有一些特定的考虑，即特别重视比较，如考虑到江湖诗派与中晚唐姚贾一派颇有渊源，所以常常以此为基点，与唐代作家作纵向比较；考虑到江湖诗派是打着反对江西诗风的旗号走上诗坛的，所以把与江西诗风的比较放在重要位置；又考虑到江湖诗派在整个南宋诗歌的发展中处于低潮，所以也注意与南宋前期诸大家做比较，以说明诗风的发展变化。
第三本是《宋诗：融通与开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和前面两本不同的是，这一本是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展现出来的，里面有若干篇从南宋返回北宋，体现出我对宋诗的进一步探索，如思考“以文为”诗与“以文为赋”和苏轼《和陶诗》的特色等，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元祐诗风的形成及其特征》一文。这篇文章指出，进入元祐，北宋诗坛出现了更新换代，以苏轼为首的诗人群体聚集在京城，既有一定的共性，更有不同的特色，共同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时代。这篇文章选择诗歌群体进行研究，试图梳理时代、个体、群体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入口不大，涉及面却较多，希望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思考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此被有些学界同人称之为“中观”研究。1996年7月，《文学遗产》举办首届优秀论文评奖，很荣幸的是，这篇论文榜上有名。过去的四十年间，我在学术研究上曾获得过很多奖项，但《文学遗产》的这个奖项是我尤为看重的，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由业内人士做出的评判，而且从提名到评审，操作上都非常规范，我至今记得获知评奖结果时的意外之喜，而在此之前，我甚至完全不知道有评奖这回事。
词学研究是我的另一个主要学术方向，但是选择这个方向，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偶然。1984年底，我刚刚完成硕士论文答辩，已经决定了留校任教，并考上了博士研究生，可以在职攻读学位。这时，千帆师找到我，说现在《全清词》的编纂进入到一个特定的阶段，急需人手，希望我能够加入进去，帮着做点事情。《全清词》的编纂是李一氓先生主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时确定的项目，下达到南京大学后，由程千帆先生主持其事，并成立了编纂研究室，除了程先生和负责庶务的一个同事外，正式的编纂人员还有4位。我加入之后，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参加了从访书、编目、撰写小传、校点词集、辑佚等整个过程，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编纂工作很不顺利，甚至造成长期停顿，这也成了程先生晚年的一个心结，曾经不止一次地和我谈论此事，希望将来我能够将这个大工程继续做下去。我觉得，我有义务完成老师的这个心愿。于是，大约从1994年起，我就调整方向，开始对清代词学展开研究，2000年后，更主持了《全清词》的编纂，算起来，和这一领域发生关联，已经差不多40年了，研究成果包括1998年出版的《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清词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读者之心：词的解读》（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的《经典传承与体式流变》（南京大学出版社）。而自2019年到现在，又已经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成果，有待整理。因此，对于词学，尤其是清代词学的研究，已经成为我的研究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我在清代词学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广，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层面：（1）和宋代词学结合起来探讨清词，因为我认为，宋词创作虽然非常兴盛，但宋人对于词的观念仍然相对保守，因此，不少因素都是在宋代刚刚尝试，不够充分，这些，往往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较为稳固的一些形态；（2）由于认识到词学的不少要素在宋代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因此，清代词人又往往具有一种创作自信，不仅把同时代人放在词的经典化历程中加以认识，甚至也希望进行自我经典化；（3）清词创作中有着强烈的对话意识，既和前代如唐宋词对话，也和清代不同阶段的词学对话，在对话中认识传统，也认识自己，并展开创造；（4）清代词人的时代意识很强，他们非常关注新出现的事物，会及时引进词的创作中，从而在题材上不断出新，特别是咏物词的创作很有成就；（5）清代词坛上虽然时有词派更迭，但这种更迭往往不是完全的颠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对了解古代文学中的流派提供了一些新认识；（6）文学和世变的关系在宋词的发展中已经表现出来，而到了清代，从明清之际的易代书写，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心灵感受，以及清末民初的社会变化等，都给人更为深刻的印象。（7）词学史上，理论和创作脱节的现象颇为常见，但在清代，理论家往往以具体的创作去实践自己的理论，体现出较为自觉的意识；（8）清代女词人的创作形态更为多样，在不少方面，如日常化书写等，都有所创新。以上这些只是一个粗略的表述，但也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清词研究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在这个领域，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除了上述两个主要方向，我还对其他一些领域有所涉猎。
1980年代末，南京大学哲学系赖永海教授和台湾佛光山合作，确定了一些和佛教相关的出版项目。承蒙永海兄的信任，约我承担了其中的两种。一种是为《中国佛教经典宝藏》丛书撰写《辅教编》译释一书（佛光出版社，1996年）。《辅教编》是北宋名僧契嵩所撰，主要阐发佛儒相通的道理，以回应欧阳修为了恢复儒家道统而进行的排佛之举。契嵩的这部著作在儒释相融的思潮发展中，接续前人的思想遗产，将佛教的政教和伦理功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并从哲学意义上，为宋代理学体系的建立做出了贡献，甚至对二程、吕祖谦、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种是为《中国佛教百科丛书》撰写《诗偈卷》一书（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无一例外地在诗歌的国度中打下了烙印。佛教与诗歌的关系，一方面是僧人利用诗的形式表达思想，构筑形象，另一方面是佛教特别是禅宗通过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反映到创作中去。《诗偈卷》精选历代僧人所写的诗偈和士大夫所写的佛理诗197首，对中国诗歌史上的这个独特现象加以讨论，除了指出相关作品中的佛理禅意之外，也特别注重从文学表现手法上揭示其特色。由于承担这两本专书的撰写，那段时间对佛教下了一些功夫，因而也写出了一些反映诗歌和佛教关系的论文，如苏轼和《楞伽经》的关系，惠洪艳情诗的佛学背景，严羽诗论和禅学的因缘，以及陈起所编纂的《圣宋高僧诗选》的特色等，算是一个特定阶段的副产品。
1996年至1997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了解到哈佛大学于1879年曾聘请戈鲲化前来教授中文，于是在哈佛档案馆和哈佛各图书馆（也包括耶鲁图书馆）广泛查阅，并得到诸多友人的帮助，终于对戈鲲化其人以及他在哈佛任教的情形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回国后，于2000年出版了一本专书，其后又以《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戈鲲化的时代、生活与创作》为题，于2016年出版了增订本（凤凰出版社）。戈鲲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美国大学教授中文的学者，与此同时，他在美国也展开了不少文化活动，对于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本书的写作原是机缘凑巧，而其产生的影响也出乎意料。不仅中美文化史、中美教育史研究界予以关注，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给予重视，甚至语言学界也感到兴趣。著名语言学家、中国音韵学会会长鲁国尧教授就专门指出，了解戈鲲化赴美教授中国官话所使用的语音系统，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有着重要的价值。这说明，某些原来被我们所忽视的现象中，可能蕴藏着很大的学术空间。戈鲲化在美国时和东方学会会长、耶鲁大学教授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时有交往，我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一些通信，以及戈鲲化写给卫三畏的诗，这些也引发我对卫三畏与美国汉学的起源展开研究。美国汉学在其起源时，两个重要代表人物中，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在哈佛大学任教，一个在耶鲁大学任教。直到现在，这两所大学仍然是北美汉学研究的重镇。通过回顾历史，可以对这一现象得到更深的理解。
仍然是在美国从事学术交流期间，我了解到，美国的一些学术同道正在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明清女诗人的研究，当时在北美汉学界，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而这一研究在国内却显得有点冷清，因此就想做些促进的工作。2000年5月16日至18日，我在南京大学主持召开了“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得到海内外学者的热烈响应，参会者共50馀人，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会议论文集题为《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于2002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对于这次会议，有学者认为可以和耶鲁大学于1993年召开的同类型学术会议相媲美，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而我本人也由于这个机缘，继续在这个领域有所探索，出版了《传统内外：清代闺秀诗词研究》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这本书把男性创作的诗词视为大传统，把女性创作的诗词视为小传统，认为女作家的创作，既有向大传统靠拢的一面，也有和大传统疏离的一面，在彼此的互动中，展开了一段女性书写的历史。其中关于诗歌创作中的咏物、纪行、寄外诸题材，词的创作中的对经典的认识，女诗人的才名焦虑和性别意识等，都体现了我对这个特殊群体创作状况的一些思考。
说到治学的专业方向，还应该特别提出来的是古籍整理，其主要形态是对《全清词》的编纂。其实，在我的心目中，编纂这样一部大型词总集，其意义并不比撰写了几本学术专著要小。自2000年我接手这个大工程以来，20多年过去了，已经出版的成果是《顺康卷补编》4册（2008年），《雍乾卷》16册（2012年），《嘉道卷》30册（2020年），其他两卷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清代的词作数量庞大，有大量的课题可以展开，但由于缺少整理，过于零散，也给研究工作造成不便。20多年间，我带着编纂团队做着采访、编目、撰写小传、校点辑佚等工作，虽然不免琐碎和枯燥，但对于古籍整理有了更多的体会。有学者曾做过统计，说是这二十年间，研究清词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大大增加，认为和《全清词》的陆续出版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事。至于我自己，虽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项工作中，但在研究上也并不是没有收获。我的不少写作灵感都是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也有力地说明，文献整理和理论探讨是一个密不可分整体，离开了前者，往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回顾四十年的学术历程，心中有着许多感慨。虽然“文化大革命”十年荒废了很多，但和许多前辈相比，我们这一代还是幸运的。走上学术道路之时，正是众声喧哗，思想解放，充满宽容，鼓励探索的1980年代。一路走来，总的来说，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还算平静，学术生态基本上良性发展，学术的标准大致上得到建立，各种层面的学术交流多元且不断深入。在这个过程中，学术固然得到提升，研究的格局也不断扩大。至于在这个格局中，我的研究在不同领域进行转换，也都有一定的收获，却不一定是个人刻意的选择，而往往是由于工作的安排、生活的际遇、教学的需要，自然而然形成的，里面有一些奇妙的因缘，至今想来，仍然非常感念，于是缕述如上，以为序。
张宏生
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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