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斌，历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近期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古区域社会史、简牍学。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本文转自“史学麒麟”公众号，原载《文史哲》2020年第6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自陈寅恪先生以来，中国中古史（一般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经历八九十年的学术积累，名家辈出，成果不可谓不丰厚。但如果对照欧美世界的古代晚期、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无论是议题的丰富性，还是成果的多元化，又显得颇为单薄。历史学的生命力，在于一代代研究者苦心孤诣，不断提出新的认识和理解，这大概就是“重绘”的意涵。然而如何“重绘”，可能性在哪里，却是见仁见智，意见未必（亦不必）一致。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缺乏深入思考，这里只能就个人近年来的学术工作，略谈感想。
最近十余年，我花费比较多的精力观察和探讨3至6世纪江南山岳文化景观的变化过程。主要是具体的山岳个案研究，先后关注过十余个地点，最近集结为一本小书出版。学术新意自不足道。在研究过程中，由于主要是考察某座具体山岳的文化景观和空间，分析相关地点的文化生成过程及其意义，就不得不进入相对微观的层面，经常做一些琐碎的小地点考证。小地点上的史料往往比较缺乏，为了拓展论证空间，不得不经常实地考察，徜徉于沧海桑田的地理环境和往往一无所存的六朝遗址中，依稀想象过去。古今印证，山川有情，唏嘘之余，往往是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最为感动的时刻。
这时候就经常会想：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吸引着我们，投入人生最多的精力于此遥远之过去？在最感性的层面上，可能还是往昔那些富有魅力的细节场景。山林往事大都不见于正史，需要借助于更加地方性的史料勾陈索隐，浮现场景。就我自己的研究体验来说，无论是在庐山宫亭庙中发生的种种神异传说，还是《真诰》中呈现的茅山信仰舞台，或是《善慧大士录》记录的乌伤县稽亭村激烈的宗教实践，那些生活在六朝社会秩序中的个人或群体，他们的喜和悲，尊严和挫折，都呈现为一幕幕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场景，仿佛鲜活于目前。
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观念之中。秩序和观念塑造着每个人的行动，这些行动又通过不断延展的关系互动网络，支持和延续着原来的秩序和观念，成为一个不断相互再生产的过程。内在的演化、断裂，或者外来的冲击，会让这个再生产过程产生变异甚至震荡，或者表现为复杂化，或者表现为简单化；具体的形态，则依存于彼时人与事的互动过程之中。而几乎所有的这些过程，原本都呈现为一幕幕鲜活的场景，有的场景是日常性的，重复而沉闷，有些是突发性的，更具有冲突性和戏剧感。从史料中爬梳发掘这些场景，描绘和构建有意义的历史画面，分析背后蕴含的结构和情境——比如权力秩序、信仰形态、文化模式，以及形成这种结构和情境的关系互动网络，从而更好地理解生活于其中的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命状态，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研究路径。
极端一点说，人的几乎所有行为，包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之类，都是秩序和观念塑造的文化现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往昔发生过的几乎所有历史场景也都隐含着深层次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关键性或突发性的重大事件。普通人和他们经历的日常性的琐碎，也都可以成为理解历史的重要入口。不过，往昔场景虽然无穷，史料却是有限。一般而言，研究的历史时段愈早，可供利用的史料愈少。像《蒙塔尤》那样细节充盈的村落史料，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而言，实在是可羡而不可得。由于史料残缺的限制，某个历史场景能否有足够的细节支撑，可以作为深入分析的对象，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这就要求研究者一方面要反复咀嚼那些人所熟知的史料，一方面也要千方百计地发掘和利用新史料，或者那些原本不那么受人重视的“边缘性”旧史料。这两条路径同等重要。不同研究者可能会有自己的偏好，或喜新，或爱旧。但新旧不过相对而言，对于传世文献有限、出土资料总量亦不乐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而言，往昔保存下来的痕迹本已不多，一切弥足珍贵，皆是理解过去的媒介，无须厚此薄彼。难点主要在于处理有限的残缺史料的能力，这需要敏锐的感觉、细腻的分析和论证技巧，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正如侦探破案，推理需要“细密”，构想要有“巧思”，还要有恰当的分寸感。处理这些限制的能力之高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者的水准，也成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技术”特点之一。
在有限的残缺史料中发现和构建往昔画面，让人想到电影导演通过镜头讲述故事。电影镜头之前，最基本的元素是一幕幕事先设计好的场景，通过演绎、拍摄和剪辑、拼合，最终呈现为连缀画面而成的叙事。而好的导演，也往往会在叙事之中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容，比如对人生、对社会的反思性认识，特别是个体生命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这种思考方式，与历史学者颇为类似。只是相比起来，历史学者无法自己主动设计场景，同时也受制于残缺不全的史料，只能“带着镣铐跳舞”（闻一多《诗的格律》），从仅存的只言片语甚或考古遗存中发现场景，描绘画面，构建过去。虽然无法像电影导演一样自由驰骋想象力，但仍然也是希望将自己觉得感动而有意义的历史瞬间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在文字的画面中了解往事，体验历史美感，反思过去的权力秩序和文化传统。
举一个《北齐书》中的场景为例。东魏武定四年（546），高欢率大军围攻玉璧城数月不下，最终因病回师：“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男儿和歌，英雄涕泪，无疑是一幕让人感动的场景。而如果暂且从这种豪壮哀感的情绪中离开，从历史学的理性角度观察，这幕场景其实包含着很多理解当时历史的线索。一个最基本的提问就是：为何在高欢去世之前，会出现这样一幕场景？当然可以说，这只是高欢本人的偶然行为。可是如果联系到东魏时代的政治结构和权力秩序，就会发现这个场景有着更深层次的历史情境。
高欢特意要接见的“诸贵”，简单地说，是围绕在他身边以血缘、地缘等要素联结起来的勋贵集团。他们主要来自六镇边境，很多都是鲜卑军人或敕勒酋长，掌握着高欢集团的主要军事力量。“诸贵”和高欢有着相似的早年社会化过程，熟悉的是游牧、农耕混合地带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对于他们来说，鲜卑语和敕勒语代表着草原，也代表着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同。《北齐书·高昂传》曾说：“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高欢去世前的哀感场景，强调的文化符号是敕勒歌，高欢亲自和之，用的自然也是鲜卑语或敕勒语。这固然是暮年伤感，一时情绪，怀念当年六镇边境的生活，但同时也是在传达着文化认同的信号。换言之，这个场景看起来是像是随意的行为，其实蕴含着政治习惯、权力关系、草原语言与文化认同等多种历史要素。这些在现在的学术分科中分属于政治史、民族史、语言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但当时则是汇聚在这幕感人的场景之中，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瞬间。
如何通过这个“画面”观察和分析当时的历史？或许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需要分析高欢接见的“诸贵”，具体包括了哪些人？在东魏政治集团中，这些人究竟具有怎样的权力？这种权力又如何在当时的制度体系和政治习惯中运作？其次，“诸贵”们主要是鲜卑（或者鲜卑化的）人，通用语言也是鲜卑语，但出场的为何是敕勒歌，而不是鲜卑歌？鲜卑和敕勒两种人群及其文化认同，在北境社会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第一个层面的讨论，以往基本属于政治史范畴，方法则是人所熟知的集团分析。东魏最核心的“诸贵”群体，主要来自怀朔镇，如果化用谷川道雄先生一篇论文的题目（《武川镇军阀的形成》），或可概括为“怀朔镇军阀的形成”。至于这些勋贵群体内部的关系建构和权力分配，却又不仅仅是传统政治史，还涉及到民族史问题。草原边境的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习惯，是否会影响到这一集团的组织方式？这种内亚视角的提问，也很值得注意。第二个层面，以往基本属于民族语言学和俗文学史的讨论范畴，主要关注和分析的材料，则是《乐府诗集》卷八六收录的那首著名的《敕勒歌》。实际上这一层面的学术内涵远远不止于此，只是因为涉及材料极少的北族语言和文化，研究难度很大。
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这幕场景背后的结构和情境，但以往很少结合起来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现代学术分科之弊。在此多说一句，学术分科，或者更具体一点儿说，历史学内部各门类的区分，如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文化史、文学史等等，一方面强化了某种更为专业性的视角，使得相关研究更加专门深入；一方面也往往带来相当程度上的自我封闭，遮蔽了更加丰富的研究视野。“我是做政治史的”“他是做宗教史的”——在类似的边界设定下，研究者会习惯于仅仅是在边界以内分析问题。而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多元而复杂，往往同时呈现多种“专门史”的内容，很难画牢自限。
理解了这些，再来看那首著名的《敕勒歌》，就有了新的感悟：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如果只是一首草原上的普通民歌，是很难有机会被转译、收入华夏书写系统的，——一定需要某种契机。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敕勒歌》的契机很可能就是六镇之乱后边境人群的内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和文化混融过程。《北齐书》中的场景就发生在这种情境下。《乐府诗集》卷八六引《乐府广题》，特别提到了这个场景，并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敕勒歌》来自草原边境，但在这个场景中，歌者斛律金、听众高欢和“诸贵”，却都是已经离开了草原边境的人。《敕勒歌》的唱和，作为一种仪式和文化再现，唤起的一方面是他们对草原边境生活方式的怀念和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内迁“鲜卑车马客”在文化的异乡所产生的漂泊沧桑之感。而在六镇边境，鲜卑或鲜卑化的镇民，敕勒酋长和部民，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后者“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更具有草原特征，《敕勒歌》或许因此成为代表性文化符号。
这样承载着丰富文化意蕴的场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在上演。这些是历史中最令人感动的音符。对于我自己而言，最希望去做的，就是试图捕捉住这一幕幕的场景性瞬间，透过画面理解他们在结构和情境中的生命感。他们如果是普通人，那就践行“眼光向下的革命”；更有可能是大人物，那么就“重回帝王将相”。近年来的史学潮流，强调要更加关注普通人的历史，但研究普通人的历史未必一定先进，研究帝王将相也未必意味着落伍和陈旧，刻意区分二者，不过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而且由于史料遗存的不均衡，也使得往昔最精彩的“日常”往往集中于社会上层，普通人的历史很少被记入文献，不易寻觅。实际上身份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所经历的场景是否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更有意义的历史瞬间，而相关的细节史料又是否能够支撑起分析和论证，只有如此才可能真切刻画历史中的生命与尊严。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最根本的是如何理解生活在往昔历史中的人们，以及他们在喜怒悲欢中创造的历史过程。任何口号性的学术潮流和方法，不过都是方便一阐提人成佛的易行法门，研究者对此需要抱有足够的警惕。
文章开始提到，中国中古史研究经历八九十年的学术历程，学术积累和分析话语传承有序，蔚然可观。对于后学者来说，这一点既是幸事，又是烦恼。学术史上常见的现象之一，是草创期的问题意识和概念，往往会在理论意义上被继承和经典化，本来的意义在学术演化中逐渐被遗忘，有时候甚至会更进一步，彻底演化为概念游戏，在职业生存和刻意求新的口号驱动下，无意识地生产着可能连研究者自己也觉得模式化、琐碎而平庸的专业论著。当下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学术困境，以我的粗疏，当然不敢妄下判断。仅就个人的研究体会来说，尽可能破除刻板印象和模式化的分析话语，走向原本多元、生动的历史场景，在总体的文化关照下刻画、呈现和分析场景背后所承载的秩序和观念，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下、思考未来，也许是值得留意的一个方向。
中古史研究只是现代中国历史学的一隅。侯旭东先生在新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中提到：“走出西方生产/中国消费、社会科学生产/史学消费的格局，仅凭愿望无法实现，需要的是脚踏实地深入研究与思考，从史学根本处入手。”对于中国历史学面临的迫切问题，即如何走出模仿西方，走出理论生发能力的贫乏状态，他给出的建议是“脚踏实地地深入研究与思考，从史学根本处入手”。具体而言，则是“反思既有的提问方式与使用的概念，真切地立足这片土地上的人类经历，发现内在于过往生活实际的问题，归纳现象，提炼概念，构筑解释，在与古人、今人的反复对话中构建史学认识”。笔者在近年的学术实践中也常有此感触，汉语学术的自立和现代中国历史学的理论生长，需要踏踏实实地回归对往昔人群和社会的理解和观察，从中构建新识。时间如流水永在流逝，社会情势和文化语境不断变化，生长经历于其中的历史研究者，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关怀之点；立足今日，观察历史，提问方式和意旨亦当随之而变化。唯其如此，学术方能不断焕发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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