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诠文衡道”公众号，原载《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编后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与曹道衡合作。旨在阅读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游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近两年来，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的同志屡以编辑出版先生的论文集为言。今年春天，编辑部和游珏、游宝谅同志取得联系，并委托我们代为整理编定。这自然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事。
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初，我们就曾以编辑文集提请先生考虑，但由于当时先生计划中要撰著的论文很多，想等一个时期再行结集。不久，风云突变，就碰上了十年浩劫。及至拨云雾而见青天，先生已年近八旬，仅有的精力全部投入了《楚辞注疏长编》的工作，未及杀青，乃遽尔谢世。
《楚辞注疏长编》的未竟之业，由金开诚同志在继续完成；而当时结集的请求，则成了我们的责任，不禁令人百感交集。
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博大渊深，我们忝居弟子之列，虽然格于自身的学力而不能窥其堂奥，但仅就所理解的一部分来说，已经仰之弥高，因此而常在私下感叹学问二字之不易。
先生和青年学生谈话，总是强调治学要有深厚的基础，指出古典文学学习中的“关卡”太多，因而必须具备历史、地理、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等多方面的知识；至于偏重在哪一方面以及掌握的广度和深度，则可以因人而异。而归根结底，这些知识又总要来之于读书，不肯读书，其他就无从谈起了。
这些看来是极为平凡的语言，我们在聆听的时候，虽也唯唯称是，但理解其实是很浅薄的。及至年事加长，阅历稍多，才进一步领会到先生这一教诲的真正含义，而逝者如斯，对自己没有能认真读书，又已经追悔莫及了。
真理往往是朴素的，用不着华丽的装饰。先生对后学的启迪训导，正是他平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先生以楚辞研究名世，实则他的治学方面极广，举凡先秦经子以迄近代诗文，除过去所谓“俗文学”这一部分以外，很少有未曾涉足过的领域，而且多有精到的意见。
惜乎建国以来，先生主要的精力在于培育人材，没有太多的时间从事著述。他的一些意见，往往在授业解惑的过程中以不经意出之，有的我们当场笔录，有的事后作过追记，然而一九六六年秦人一炬，至今竟无从见得片纸；先生谢世，丰富的学术宝藏也随之归于天上，这真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
先生平生别无嗜好，惟以读书为乐。孔子所谓“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爱因斯坦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到达这一境界，才有条件成为真正的学者，而这又是和消遣自娱或急功近利如风马牛之不相及的。我们在大学毕业以后，经常去先生的燕东园寓所，每次进门，总是看到他坐在那张旧书桌前全神贯注地读书直到听见脚步声他才抬起头来。这一印象之深，现在想起来还恍如昨日。
和我们谈话的内容则永远是学术，循循善诱，娓娓不倦，有时甚至忘记了当天其他预定的安排。正是出于乐趣和热爱，先生穷年累月地在学术的园地上辛勤地开垦耕耘，不论风霜雨雪，六十年来专注如一，博极群书，取得了令人景仰的成就。
记得在一九五四一——一九五五年，先生和何其芳、余冠英先生多次讨论过《诗经》，和何其芳先生讨论过《楚辞》。讨论的深入细致完全不同于一般学术会议上泛泛的交换意见，倒颇似鹅湖之会的深入切磋自然，气氛是十分融洽的。
三位学者工力悉敌，各以自己的专长互相启发补充。我们先后随侍在侧，确乎有眼界大开之感。讨论中，先生的意见偏重于对前人成果的辨析，探讨其异同得失，历历如数家珍。对这样深厚的功力，何、余两位先生都作了很高的评价。
在古典文学界，先生齿德俱尊，行辈也比较高，有的年轻同志就以为先生的观点、方法比较保守。这是一种由于想当然而产生的误解。观点和方法是时代的产物。先生生于清季江西临川的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里，在北大国文系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以后，五十岁时又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可以说一生经历了三个时代。
以总体而言，先生的学风谨严，植根乾嘉，一贯主张在充分掌握原始材料而不是辗转稗贩的基础上寻求结论；反之，“游谈无根”则是他习惯使用的最严厉的批评语言。从各个不同时期看，先生早年才华焕发，锋芒毕露，敢于大胆怀疑古人成说和前辈学者的结论，对当时传入的新方法，则勇于吸收也善于吸收。
在这一时期的论著中，可以看到“古史辨派”的疑古精神、民俗学的影响。中年以后，学风归于平正通达，不事矜奇，实则劲气内敛，每一结论无不经过认真推敲。其时正值抗战，先生忧心国事，曾有意识地把《楚辞》的研究讲授和国难结合，以期振奋国人，团结御侮。及至晚年，学力愈加深厚，识力愈加周密，但面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先生以小学生自居，认真而踏实地学习并力求运用于自己的研究。
一九五三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白居易及其讽谕诗》《读〈秦中吟〉中的〈伤宅〉〈立碑〉二诗》,一九五三年纪念屈原，撰有《屈原文学作品的人民性》等文，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两位大诗人作新的评价。以一位学术上已经完全成熟的学者而甘于从头学起，新旧之间必不可免地会发生扞格，难度要比青年人的学习大得多。但先生不避艰难，学一点，用一点，尽管迟缓，然而坚定，因为他追求的是学术上的真理。所以如果按照鲁迅先生评论太炎先生“趋时”的理解，先生的一生，也正是不断地趋时代的潮流而前进、稳健而踏实地前进的一生。
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立身厚重端方，待人表里如一。对学生后辈要求严格，但从无疾言厉色，使人如坐春风，可以毫无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同辈学者尤其尊重，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和闻一多先生、林庚先生之间的友谊。三位先生都研治《楚辞》而有气质、观点、方法上的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先生和闻先生在武大、山大和西南联大曾三度同事，学术上互相推崇，私交极笃。先生有一方图章，就是闻先生手镌的。闻先生遇难后，先生珍藏什袭，从不轻易使用。五十年代，闻先生已成为学术界政治上的旗帜，先生也时常在谈学术问题的时候提到闻先生，但极少涉及和闻先生之间的交谊。我们之得以了解的一点情况，也是从游珏和宝谅同志那里听来的。
一九五二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文理科合并于北大，先生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是林庚先生。两位先生团结一心，前后合作十余年，从无闲言。前辈间的道义风范，至今仍是后学的楷模，令人心仪神往。
先生平时蔼然可亲，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从不作违心之论。六十年代初，高教部委托先生和王季思先生等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工作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但先生和其他几位主编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顶住了极“左”思潮的冲击，因而这部著作到现在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近邓绍基同志和我们谈起，大约是在六十年代，他和先生一起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会上传达了康生的一条“指示”。此人素来附庸风雅，以古代文化的行家里手自命。康生说，校勘这种东西一钱不值，他自己是把校勘作为休息手段的。他最近校勘《西厢记》，就悟出了“柳丝长玉骢难系”的不通，“西风紧”的时节如何还能有绿色的垂杨？过去搞《西厢记》的人都没有指出这一点，可见权威之不足以迷信云云。先生听完以后淡淡一笑，说:“如果他的住处没有垂杨，那就请他秋天到燕东园来看一看。”绍基同志感慨地说:“没有想到游老这样稳重的人竟敢发表那样尖锐的意见!”
一九五一年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先生做过自我批评，说自己的性格“外和而内介”。如果上面两个例子足以体现“和”与“介”，那么这正是一种可贵的品德修养而不是什么缺点。
先生谢世以后，音容笑貌，仍时时在我们的记忆中萦绕。面对着先生的遗稿，记忆更加鲜明，因而写了上面一些话，不敢作为纪念，只是追记一些先生的言行用以自励。
下面就整理工作本身作几点说明。
先生撰著的论文，其有关《楚辞》的部分曾两度结集出版。一九三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骚论微初集》和一九五七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楚辞论文集》，均为先生亲手编定。其余部分则未曾结集。这次我们以游珏同志保存和整理的遗稿为依据，又和中华书局编辑部再作了一些调查搜集。现在按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楚辞论文集》中的文章为主而略作调整，基本上按发表先后排列；下编为《楚辞》研究以外的文章，大体上按内容分类编次。
先生的论文数量很多，但作为一部论文集，有其篇幅的限制，势不可能全部收录。现在所收录的，着眼于足以反映先生某一方面的学术成就，并没有过多地考虑撰著时期的先后。前面提到建国初期所作的关于白居易和屈原的论文，在当时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而且也是先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道路上走过的足迹，但从结集的角度来说，就不一定非收录不可了。还有一些文章，是在报刊编辑的催促下写成的，先生生前曾风趣地自称为“酬世之作”，我们也就没有收录。
集中所收《史记讲录》《论山谷诗之渊源》，是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所开专题课的讲授提纲，系手稿，眉批夹注，丹黄烂然，极难整理。后者总题《山谷诗论》，但全稿已失去大半，所以只能整理出这一部分发表。读书笔记的一部分，曾以《槁庵随笔》和《居学偶记》为题见诸报刊，现在有关《楚辞》的部分并入《读楚辞随笔》，其余则统编为《居学偶记》。
先生的论文发表后，往往又有补充修改意见，或作批注，或作口述。此次编辑，我们即按先生生前的意见作了一些技术处理；还有个别论述，考虑到在其他专题论文中已有更详尽的论证，我们也斟酌再三，作了少量删节。比如《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的第三节《余论》，原为论述“夸饰”和“隐”的表现技巧，但由于《宋玉大小言赋考》和《居学偶记》中都有专门论述，所以就略去未收。解放前发表的《文献中所见西南民族语言资料》和《南诏用中原文字考》，原题和文字上均有与今天的民族政策不尽符合之处，我们也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并改成现在的题目。原稿中误植、误抄之处，我们也尽可能作了核对校正。
出于对先生的尊敬和怀念，我们一再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然而限于水平，又时有力不从心之感。凡集中由于编辑整理不当而出现的问题，无疑均应由我们负责。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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