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史学论衡”公众号，原文刊于《西岳论丛》（内部刊物）2013.06.25，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倏忽之间，顾诚先生离开我们竟已整整十年。曾经与顾先生交往的那些点点滴滴，如吉光片羽，仍历历在目，时时萦怀。
第一次知道并记住顾诚先生的名字，是我在兰州大学读硕士一年级（1991-1992）时，我当时的硕士专业是专门史下的中国土地制度史方向。记得有一天，我的导师王希隆老师拿着一篇论文给我推荐，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很是值得一读。这篇论文就是顾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明前期耕地数新探》。说来也巧，后来我的硕士论文正好选择了与卫所相关的明代土地问题。随后读了顾先生的一些文章，其中《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和《李岩质疑》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从此就记住了这位有学问的明清史专家。
1996年秋，我准备报考博士研究生。在众多的选择中，我决定首选北京，因为北京拥有研究明清史得天独厚的优势。最终确定以北师大的顾诚先生为重点，一是仰慕顾先生的学问，二是对顾先生有专门研究的卫所问题很感兴趣。于是就提笔给顾先生写信，内容只有两点：介绍我的基本情况；征询顾先生的意见，是否同意我报考？很快就收到顾先生的回信，内容也很简单，不到300字。他明确表示欢迎我报考，并解释说：“过去几年常有外地学生或已工作的同志来信提出想报考我的研究生，由于来信中往往询问一下该参考什么书，重点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使我难以作答。他们见我未复信，就误以为我已物色好对象，就不报名参考了。……明年以后我很可能不再招生了，上了年纪，带出这届研究生该退休了。所以来信的简复一信，表示支持。”（1996.11.5）看到这些话语，除了感激之外，我亦深感幸运：幸好我没有在信中提问有关考试的问题；我可能有幸搭上顾先生招生的“末班车”。这是我与顾先生的第一次接触，他的坦诚待人给我印象至深。
然而，有关顾先生对学生要求严厉、为人古怪的坊间传闻随后也很快传入我的耳朵。有几个好朋友在得知我的选择之后，纷纷告诫我千万要慎重，建议我最好放弃报考顾诚先生而另谋其他选择。甚至次年我已到达北师大即将参加考试的前夕，他们仍不放弃对我做“劝告”工作。我理解并感谢这些朋友们的好意，但我仍然坚持要报考，除了我的性格中有时会有一种逆反性的执拗外，最坚强的理由就是顾先生说过欢迎我报考！我想，无论什么样的导师，既然愿意招生，那他一定也愿意指导那些真心向学的学生完成学业的。而且我也自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是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博士生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选择报考顾诚先生的博士，真是有一股无畏的勇气。之所以这样说，不单单是因为当时年轻、精力旺盛。无畏，往往源于无知。说实话，当时我对顾先生的了解，除了知道他是北师大的博导，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卫所问题的专家之外，其余一无所知。报考之前好朋友们的劝告之言，并没有压倒我的自信。等后来入学到北师大，情况很快就发生了逆转。
记得新同学们初次见面，自然要互报家门。每当听说我的导师是顾诚教授时，那些对顾先生有所耳闻者，总会有人立刻“啊”一声，以相当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作吃惊状。甚至是历史系以外的同学，亦是同样的反应。之后不久在北图善本部邂逅一位外地学者，他说自己也曾有过报考顾先生博士的打算，但最终还是因为“害怕”顾先生而不敢。
真的，入学后别人的这种反应，以及我与顾先生最初几次的面对面接触，让我入学前的无畏与自信很快被化解于无形，心里也越来越担心，甚至害怕起来。因此我就格外小心地开始与顾先生接触，生怕哪个地方冒犯了他而难以完成学业。与顾先生最初的几次交谈，初步印象是顾先生比较严肃，话不多，学术以外的家常闲话几乎不说。顾先生要求我每两周去见他面谈一次，以了解我的学习情况。于是，这两周一次的面谈就成了我最大的心理负担。因为第一学期的公共课负担较重，半个月实在读不了多少专业书籍，也很难形成自己的看法。既在学术上没有多少可谈的内容，又不敢提起学术以外的话头，所以每次去见顾先生，就像要去受刑一般。没读多少书，或是什么地方说错了，难免引起顾先生的不满，以至于批评。当时心中的惶恐之情，恐怕只有同样坐过那张单人沙发椅的顾先生的弟子们才能体会得来。一来二去，畏惧感让我开始躲着见顾先生，三、五周，甚至七、八周不去见面，只打个电话敷衍了事，说没什么事儿我就去北图看书了。久而久之，顾先生对这种状况已经有所不满，但是并没有马上追究而是继续容忍。直至1998年4月2日，那天我仍想打电话敷衍，顾先生终于忍不住发火了，说：“你知道你有多久没来见我了吗？都三个月了！我都记着呢！” 顾先生说话像做学问一样，有证据才说，因为他有记日记的习惯。我一看已无退路，只能破釜沉舟了。于是硬着头皮与顾先生进行了一次“摊牌式”的长谈，我把自己的感受与认识毫无保留地一股脑倾泻出来，等待着先生最严厉的批评，甚至是清退。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没想到我的一通“诉苦”，换来的竟是顾先生难得的笑容和理解，师生之间的沟通障碍豁然冰释。尽管已经过了十五个年头，但那次面谈的许多细节我永远都清楚地记得。
记得当时我直言不讳（张升师兄曾教给我面对顾先生千万不能撒谎，要说实话。对此我非常感激。），说入学以来我越来越怕您，除了个人的感觉之外，还因为别人说您如何如何可怕，如何如何严厉。他接过话头说：“我这个人虽然是直了些，但是还通人情的，是可以接近的呀！”“要说严格，其实我对我自己要求更严格。”“我从来没有要求我的学生要比别人的学生更高。硕士达到硕士应有的水平，博士达到博士应有的水平，就可以了，没有多要求啊！”我说：“因为不摸您的脾性，不敢冒昧行事，怕惹您生气，所以就……”他笑着说：“我哪里有那么多的气可生！”他说，他自认为还是很好打交道的，他喜欢与大家交流。以前有一个日本留学生（应该是指新宫学先生），每次来面谈都有四、五个小时，还留下一起吃饭，这他都是欢迎的。他在学校图书馆看书到闭馆后，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就常常到历史系，与资料室里的小年青聊一阵子，什么话题都说，然后才回家。他当过八年的支部书记，搞过群众工作，与大家很是能合得来的呀！我又说：“（由于我的表现不能令您满意）我觉得您对我都有看法了。比如那次您都不理我。”那是此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在北师大图书馆门厅巧遇顾先生。因为一个寒假都没有见面，我就赶紧上前与他打招呼。没想到顾先生仅仅侧脸看了我一眼，“嗯”了一声，脚步也不停就上楼去了。我呆怔在那里，可想而知的，脑子里是一片胡思乱想。这种遭遇也构成我“怕”顾先生的因素。他听得笑起来，可能因为我说话的直率与实诚，不参虚言。他说：“这个你可能有所不知。”于是告诉我他的一些生活和工作习惯，比如找他最好在下午或晚上，因为他有严重的失眠，上午要休息。在图书馆，他是不与别人闲谈的。因为图书馆开闭有时，时间有限，故容不得些许浪费。他还说，尽管自己的烟瘾相当大，但只要去图书馆他就不抽烟，可以坚持一白天不抽，由此可见顾先生的自制力。我还说，与您面谈似乎只能谈学问，让我好有压力。他说：“别的也都可以谈呀！长话长说，短话短话，即便没事儿，路过时哪怕来坐一会儿闲聊几句也行啊！这花不了多少时间。”因为我曾说怕面谈打扰先生，浪费他的时间，所以就用打电话替代。顾先生说：“指导你是我的职责和工作之一，这些时间是我应该付出的，再忙也要挤出来，怎么能说浪费我的时间？！”
这次畅谈成为我与顾先生沟通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再没有“怕”过顾先生。师生之间的感情，也在这短短的三年时光中愈积愈深。我与顾先生的交往史，正如顾虎头啖甘蔗的滋味，又何尝不是“渐至佳境”呢！后来我常暗自庆幸，当初自己是鼓足了无畏的勇气，冲破层层善意的“阻拦”，才最终荣幸地成为顾先生门下的一名博士。若没有这种无畏，哪还会有与顾诚先生的这份师生之缘！
至今我常想，那些关于顾先生的坊间传闻，那些众口铄金的可畏人言，究竟是从哪里、什么目的而被杜撰释放出来？是无意的放大，还是有意的诋毁？真相我不得而知。但三年的学习，登堂入室，耳提面命，无数次的长谈，使我认识并了解了一个真实的顾诚先生——一位可敬可爱的严师。于是，以后每当有人在我面前谈论顾先生如何“可怕”时，我就会问“你了解顾先生么？”“你见过顾先生么？”回答基本为否。我就反问“那你怎么知道？”答曰来自传闻。于此我只能报以苦笑：“还是先了解了再说吧！”坊间传闻终究会在真相面前破灭，顾诚先生刚正不阿、学风谨严、清苦自持的形象不会因此扭曲变形，反而有如一座高山，更加光辉高大！
虽然，顾先生常说对学生的要求远没有对他本人的要求严格，但毫无疑问顾诚先生是一位严师。他认为，既然身为导师，就应对学生认真负责，悉心指导。这在他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做法，在同时代的学术导师中仍显得不同寻常。顾先生常说，那种放任学生的指导方式就是当前学风不正的表现之一。因为认真负责，他当然会对学生的错误或问题提出质疑乃至批评，因此往往让别人误以为他过于“严厉”。其实导师的认真负责、谆谆教诲正是学生求之不得的宝贵财富。就我个人而言，正是在顾先生的不断鞭策与鼓励下，我这个懒散的人在三年的学习中才没敢有任何松懈。顾诚先生的要求之“严”，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我的博士论文开题。
当时各专业的博士论文开题，一般情形大致是学生选择一个题目，罗列选题理由及选题可能涉及到的史料文献，草拟一个大致的写作提纲即可。至于以后能否做成往往还有很大的变数，因为中途换题的情形是常有的。所以相当多的同学的开题报告，也就是数页纸的研究计划或写作意向而已。但顾先生要求开题报告必须满足两条：一是要有自己的观点，二是该观点必须有论据支撑。这个貌似简单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却有相当大的困难。试想想，在5-6月才确定选题，到9-10月就得开题，哪有时间读完全部有关史料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呢？这可是博士论文啊！既然顾先生这么要求，我只能抓紧时间读书收集资料。那年的暑假我在家呆了不到三周。记得开题前的一段时间，由于压力巨大，内心苦闷不堪，我常常在夜幕下的操场上独自一人转圈，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最终，我的开题报告写了有密密麻麻六十多页稿纸（那时全是手写，我还不会电脑打字），约有三万多字，获得顾先生的充分肯定并顺利开题。这样的过程虽然有些苦，但却让我受益匪浅。后来就有同学戏称，你这三年可是写了两份学位论文啊！一份博士的，一份硕士的。
在《李岩质疑》发表后，得知美国一位学者当初也有同样的关注，观点也颇相近，这引起顾先生的警觉。有一次他给我说，后来之所以决定不惜放下《南明史》数年，来集中研究明代卫所问题，赶紧发表《明前期耕地数新探》等四篇相关论文，就是不想让这样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让外国人抢先。因为关于明初耕地数字问题，日本学者清水泰次早在上世纪20年代左右就已经提出。顾先生说这是中国史研究范畴的重要课题，我们中国人不应该落后于外国人。（顾先生常说，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如果每个人都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振兴中华并不难。现在坏就坏在世风浮躁和弄虚作假上。）听着顾先生用稍带激动的语调讲出这番话，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想到先生竟有如此宽广的学术视野，如此深厚的爱国情怀，如此勇敢的担当精神，这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在这间稍嫌昏暗的书房中，身形瘦小、面容憔悴的顾先生，此时在我的心目中显得无比高大，这才是中国学者的脊梁！
在治学上，顾先生坚持求真务实、观点创新，反对炒剩饭式的平庸与因循，但又有包容他人之大度。他说过，“在理论和观点问题上，则遵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必强求一律，既不想把个人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想违心地迎合某种思潮或论点。”（《我与明史》，《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第404页）记得在1999年，有文章对他的《南明史》提出批评。一次我与顾先生谈及此事，我说我作为弟子，按照时下的规矩理应写文章回应。可是我于南明史从未涉足，无力回应。若强为之，恐徒增笑柄反而有辱师门。先生淡淡地说：“这（回应的）文章，我也不会写。”问其缘故，他解释说，你想想，人家说你好（指几篇正面评价《南明史》的书评），你全都笑纳了。一有人提出异议，你就受不了跳起来要与人理论，如此做人，恐怕不大好吧？再说了，如果能指出我的论证材料有问题，那我虚心接受。若就观点提出异议，那还是百花齐放的好。他说自己很少与人商榷，径直摆出个人的观点即可，何必老是挑人家的小毛病？对与错，高明与平庸，读者自知，何须争论！但这并不表明顾诚先生就不写商榷文章，如他认为涉及到资料作伪、学风不正等重大问题的，还是会很严肃地提出商榷以正视听的。
顾先生治学勤奋、学风严谨在海内外有口皆碑。据我所知，顾先生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北京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听师母说，1999年2月9日，是在寒假中，已经六十五岁的顾先生仍然照常骑车去北图，结果在一个路口被汽车撞得不省人事。好在后来发现除了皮肉之伤外，身体并无大碍。肇事者送他回家到楼下，他就让人走了，自己上楼回家，师母为此担心了好久。顾先生曾给我说过，《南明史》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成稿后仅修改就又花了五年时间。有熟悉的朋友拍着他的肩头说：老兄，不要把南明史的问题全搞尽喽！对于《南明史》，他自己的评价是：恐怕后人很难再写出我这样一部书了。这绝不是因为我才高聪明，而是因为我所看过的那些史料（你看看我的《凡例》和“引用书目”就知道。注意，不是“参考书目”，“参考书目”那可就太多、太容易罗列了。），后人恐怕很难看全。没有看过这么多史料，当然不能写出我这样程度的著作了。关于他的成名作《李岩质疑》，记得在2000年我毕业前夕一次聊天时，顾先生仍然相当自信地说：这篇文章至今发表已有二十多年，我一直持续关注着这方面的史料与研究动态。至今我依然坚信，若有人能找出可信的史料证明李岩的存在（他特别强调史料的“可信”），哪怕是一篇七、八千字的文章，我都认为是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我明白，这种自信绝不是盲目偏执或狂妄自大，而是建立在他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的基础上的。
回忆，既是对逝者的怀念，也是对来者的鞭策。作为史学工作者，以上这些关于顾诚先生的点滴回忆，若能构成当代学术史的真实一页，使顾诚先生的治学之道长留永存，使其精神发扬光大，庶几可以告慰先师的在天之灵。
佐藤文俊先生在《怀念顾诚教授》一文中说过：“他追求基于事实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日常生活也如同禁欲求道者一般。王春瑜先生就将他形容为'学术苦行僧’。在这点上，应该也可以算是顾诚教授日常生活态度和研究成果完全一致的稀有例子吧。怎样继承顾诚教授留下来的成果和课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尤其是对于过着安逸生活的我来说。”（《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第373页，原刊于日本《明代史研究》2004年第32号）佐藤先生的问题，同样也是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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