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程门问学”公众号
（南大研会 / 供图）
武秀成先生，1959年3月生。祖籍安徽利辛，出生于江西东乡县。1982年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84年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杨明照先生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198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至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服务。后师从徐有富教授专攻目录学、校勘学，获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1998年赴韩国庆州东国大学讲学一年。多次赴马来西亚、新加坡讲学。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副院长、文献学系主任。
武先生已出版的古籍整理著作，译注有《嵇康诗文》、《隋书》（与赵益合作）、《文史通义全译》（与严杰合作）、参编有《唐人轶事汇编》；曾协助周勋初教授校订《册府元龟》（副主编）；另有专著《旧唐书辨证》、《陈振孙评传》。发表论文有〈《旧唐书．经籍志》考校举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探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义例新探〉等三十余篇。目前主持“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新唐书》点校本修订、《玉海》整理研究。
一、求学师承
武先生没有上过高中，初中毕业至“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就读，是个半工半读性质的学校。共大就学时特别喜欢追究问题，凡有疑问处总爱刨根问底，没合适的老师可问就查字典，因此把字典翻破了几本。那时同学间传说他能把每个字页码背下，同学们甚至测试他字典页码，武先生果然都答得很准。他谦虚地说：其实不是每个字，他们测试的都是常用字。
受共大一位陈老师影响，武先生很早立志走学术的路。这位陈老师，民国时做过县长，50年代后改做教师，文革中发配到共大。陈老师家中有很多文学著作，武先生常到他家借阅。他笑说陈老师个人藏书比共大图书馆藏的还多，后来才知不是陈老师藏书多，而是学校藏书太少。认识这位老师，武先生便爱上文学。入大学时，陈老师叮咛他以后要继续深造，并告之研究生即大学毕业后深造的阶段。因此大学一、二年级大家尚无研究生概念，他便思考未来方向。他犹豫着，要么成为作家，抑或学者。他年轻时确想成为作家，听了陈老师的话后，便知作家与学者的区别：作家创作作品，学者研究作品。自己喜欢读书，也觉得似乎没有创作才华，便决定成为一位学者。
武先生一直喜欢读书，文革时高考制度中断，但他对读书一直维持热忱。共大毕业后留校担任语文教员，教授国文。一边带学生劳动一边读书，同时一边教课。他回忆曾有一周没有上床睡觉：上午在学校教课，吃过饭后带学生劳动，晚上看书到深夜，累了就扒在桌上睡过去了，天亮又回学校教课。日复一日，甚至腿上的泥巴都没机会洗掉。这样不仅培养不怕艰苦的毅力，没时间读书更加珍惜机会，到处收集图书。
1977年高考恢复，武先生笑说高考制度救了很多人，也救了他，因为才有机会上大学并顺利走上学者的路。但即使无高考，他也照样读下去。他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深信“天才等于勤奋”。大学四年武先生毫无愧色，百位同学当中最用功，甚至读研究所也是全年级中最勤奋。
武先生觉得立志要早，大学便立志研究古典文学，选择专业时更觉古典文献适合自己。文献整理需以小学为基，他正爱好语言文字，大学对古代汉语特别下功夫。对语言文字的扎实基础，于是选择古典文献学。当时他意志坚定，不懈地追求目标，1984年如愿考入四川大学著名学者杨明照先生门下，跟随杨先生校勘整理古籍。学习中仍重视基础学科，对于文字、训诂、音韵特别用心，甚至听了两次音韵学课程。考进川大时，杨先生已快70岁，武先生也帮其誊抄初稿，如参与誊抄《抱朴子外篇校正》，也是很好的学习过程。
▲1989年，杨明照先生八十大寿，与弟子吴朝义、王锺陵、曹顺庆、李建中、武秀成合影。
武先生提及杨先生是古文献非常有造诣的大家，虽其博士招生专业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但主要是批评史文献整理，最出色便是整理《文心雕龙》（下称《文心》）。杨先生高中始研习《文心》，大学在川大中文系师从庞石帚，毕业论文《文心》研究获得一百分。后在燕京大学读研究所及至川大服务，从没放弃对《文心》的研究，《文心》成了一生最重要的研究，取得瞩目成果。《文心》研究界称他为龙学泰斗，重要成果有《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及《补正》。杨先生在武先生求学时便多次说到其治学方法是“滚雪球”，选择富有学术含量、开采价值的主题，之后不断开采下去，杨先生选的便是《文心》，因为很有价值，不断开采便能取得丰硕成果。杨先生认为这样的治学方式适合一般学者，因为其自谦不属于才华洋溢型。如果治学不集中，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较难有深入成就。这个方法深深影响武先生。
二、研究主题
川大毕业后武先生到南大文献研究所工作，参加编辑《唐人轶事汇编》。此汇编要大量阅读唐宋笔记小说、《新、旧唐书》；尽可能避免正史中重复出现的纪录。比对发现《旧唐书》有不少讹脱，于是选择《旧唐书》本纪的干支作全面校理，此成果写成五万余字学术论文：〈《旧唐书》本纪干支考校〉，是其硕士毕业首先发表的重要章。到南大工作的机缘是因为杨明照先生的学术渊源及推荐。杨先生和南大古典文献学程千帆、周勋初两位先生都有来往，看了其毕业论文《徐幹中论（卷下）校注》后十分满意。
▲新版《唐人轶事汇编》
能来南大服务，他觉得非常有幸，南大古典文献专业非常有朝气，他虽是外来的，但仍感受前辈老师们关怀指导。不仅如此，同事们的友好也使其研究十分惬意。由于学术氛围提倡文艺学与文献学结合，对文献学特别重视，故培养了不少文献学者。武先生《旧唐书》研究从此开始，研究中发现它果然是一座金矿，可继续产生很多成果。经过细致调查，清初叶石君校本是继续整理《旧唐书》非常重要的版本。该校本学界原以为失传，后来读到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中有篇《旧唐书》叶石君校本跋语，始知此书曾藏于叶德辉观古堂。叶氏是湖南长沙人，其收藏多辗转入湖南省图书馆，据此追踪，果在此发现。叶氏跋语详细说明校本源流，包括抄本来源，原先学界对它都不大明白。实际上叶石君依据的抄本是明代嘉靖常熟地区陈察根据宋本所抄，现存《旧唐书》宋本多已亡佚，仅南宋绍兴越州刻本残剩67卷，叶石君所据抄宋本就超出原有残宋本65卷。二者合之，《旧唐书》宋本面貌可看到一半以上，这对《旧唐书》整理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后来博论就作《旧唐书辨证》。
目录学也是武先生的研究重点，《陈振孙评传》是其研究结晶。每一章专题都有独特见解，对陈振孙目录学和文献学思想、发明的互注法及版本著录条例，都作了准确的揭示。
三、期许青年
武先生强调青年学生应加强批判性思维和文献学意识。现在教学多填鸭式，难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课堂藉文献专题讨论，增进学生文献学意识。文献学意识包括：年代意识、版本意识、溯源意识以及真伪意识。
年代意识强调区别文献产生时间早晚，年代愈近愈足以证明问题，即“以唐证唐，以宋证宋”。如唐代武则天时陈元光，史称开漳圣王。其所作《龙湖集》有诗48首赋8篇，最早在民国4年《陈氏家谱》中出现，年代太晚，不可信。从下述几点质疑其真伪：历代书目及明、清《漳州府志》〈陈元光传〉皆无记载《龙湖集》；《龙湖集》诗文没有避唐代皇帝名讳，亦不符合当时诗韵，据此可判定此书为伪。再如岳飞〈满江红〉，首先考察此词到明英宗时才出现，《金陀粹编》亦无收录。《金》书确有漏收岳飞诗词，但明代前都无关〈满江红〉的记载。元杂剧《东窗记》中岳飞唱〈女冠子〉说白，与〈满江红〉词文有涉；《东窗记》明初才产生，文字却比〈满〉词简略，若是岳飞在宋代所作，后期出现的戏曲文词若采用，绝无如此割裂删改之理。〈满〉词出现年代和〈女冠子〉年代相比较，可推测〈满江红〉应非岳飞本人所作。
版本意识即善本意识。版本优劣直接影响文献证据可信度。如《汉语大辞典》所收“赉诏”一词释为颁赐诏令，《汉》引用明代《玉镜台记》时，采用1957年排版本，为错误本。其中“赉诏征聘”，明代汲古阁刻本是“賷诏征聘”，原意为带着召书征聘。《汉》因采用不佳版本而取得错误信息，导致错误词条与解释。《旧唐书》也有此类讹误，在〈杨慎矜传〉记“三司会审”，有“刑部尚书萧隐之”，但《新唐书》〈杨慎矜传〉却作“刑部尚书萧炅”，〈宰相世系表〉载萧隐之为刑部侍郎。明刻本《册府元龟》载此事也作“刑部尚书萧隐之”。有学者推测，萧炅与萧隐之当为同一人，《旧传》称字，《新传》称名，故有差异，而《新表》未记最高官职，盖偶误也。但经多方比对两人官阶，无有重合，且其升迁颇有抵牾。后见宋刻本《册府元龟》，始知应脱漏四字“萧炅，侍郎”，完整文字应为“刑部尚书萧煜，侍郎萧隐之”，这属于“涉下文而误脱”。《旧唐书》和明刻本《册府元龟》在传写刻印中同一处文字分别产生了同样讹脱，也颇为巧合。
▲《旧唐书辨证》
读文献时还要有溯源意识，要留意“史源”，追溯其源流。例如都说吴承恩作章回小说《西游记》，追溯其源，最早提出此说为距《西》问世两百余年后乾隆年间的淮安人吴玉搢。他在《山阳志遗》中认为淮安吴承恩是《西》作者的理据只有两条：一是《西》书中有淮安方言，二是《淮安府志》载有“吴承恩《西游记》”。但《西》中不只有淮安方言，不足为证；而明天启《淮安府志》〈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不记卷数或章回，不可据此判定此非同名异书。据官修地方志不收章回小说之常例，及《西游记》当时已广为流传而作者失名，《淮安府志》之〈吴承恩传〉却只字不言其著小说《西游记》，可判断此为同名之书。之后亦未再传吴作《西游记》。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吴承恩《西游记》亦无卷数，《千》为知见书目，绝不收章回小说，《西》书乃归入地理类。由此可证，吴承恩所作《西游记》，决非现今流行之百二十回小说《西游记》。此便采用文献学溯源方式进行文献分析的案例。
文献真伪意识也很重要。因为中国文献积累历时久，流传情形复杂。古书造假有部分造假、全部造假、有意造假、后来误传，需特别留意。著名辨伪目录有：《伪书通考》、《续伪书通考》。前人辨伪成果要充分吸收，更要注意学界辨伪信息。如明代董其昌的《玄赏斋书目》，实则是抄撮《近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而成，比较三者异同，其著录图书多寡、著录文字讹误与少量仅见之宋元版本都高度一致，便知董《目》是部无可置疑的伪书（《近古堂书目》也是伪书目）。凡是辨伪新成果都要重做审视，不可盲从。如唐代刘肃《大唐新语》，有人连篇累牍加以考证辩驳，认定今本《大唐新语》出自明朝出现的《唐世说新语》，实为明人篡改之伪书。细致考核其理据，多不能成立，如今本《大唐新语》虽源自《唐世说新语》，《唐世说新语》之名虽不见于唐宋，至明代始见于书目，今本《大唐新语》与宋明类书所引旧本《大唐新语》也的确存在差异，但比较之，实则《大唐新语》流传过程产生的正常现象，与真伪问题无关涉；文字一致性正可说明今传《大唐新语》或《唐世说新语》的可信度，《唐世说新语》不见于明代前文献，只是后出的同书异名现象。至于明代祁承㸁《澹生堂书目》和董其昌《玄赏斋书目》在杂史类与小说类分别同时著录《大唐新语》与《唐世说新语》，这并不说明在当时“是同时存在的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只是古人著录图书采用了“互著法”（其中《玄赏斋书目》为伪书不足论）；其他书目著录归类不同，是某些图书类别界定含混，及一些藏书家或目录学家著录对其归类认知不同的结果。今本《大唐新语》中明人才入有刘肃之后成书的《唐书新语》文字，更属臆测。《唐书新语》仅《太平御览》与《永乐大典》各有一次征引，却不见历代著录与前人提及，其文字全在今本《大唐新语》中，比较异文显示《大唐新语》胜于《唐书新语》，如此可确定《唐书新语》若非《唐新语》误衍而成，则必为《唐书新语》抄录《大唐新语》，而非相反。
武先生课堂培养的文献学意识，即要学生以上述方法阅读文献。文献学修养需要长期功夫，只有在读书治学中才能培养文献学修养，甚至反面论文也能作反证。希望学生从文献学角度思考问题，对文献有自觉，自己考察厘清来龙去脉，辨别价值，缜密处理，在此基础上产生正确结论。他希望青年学子静下心来读书，不然学术上难有进步。其云：好论文急不得，好材料需藉读书发现。
▲《玉海艺文校证（修订本）》
四、未来展望
目前《新唐书》点校本修订已全面启动，这工程完毕将出现体例画一、校勘精确、文字可靠的正史新版本。今后武先生还有重新校理《四库全书总目》的计划，以乾隆六十年浙刻影印本与殿本作底本进行点校，二本与“善本”都有一定距离。他还希望对校勘学进行深入研究。古代校勘历史悠久，校勘学理论研究总结直到宋代才产生，至清代王念孙、俞樾等人对校勘学文字致误之由进行细致总结。近代以来校勘学理论研究状况大为改观，诸如古书校勘原则、校勘方式、出校条例、校记撰写等都得到了很好的总结，但在校勘学史、改字细则、文献类别与方法、东西方校勘学比较等方面还有很大拓展空间。他企盼古代校勘学总结与西方校勘学借鉴，能给现代校勘学带来新气象。
>原题《武秀成教授与文献学研究》，载台湾《国文天地》26卷第10期（201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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