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足迹293期】北京宝马车撞人案引发“钱刑之争”——聚焦民事赔偿对量刑的影响（20100429）

北京宝马车撞人案引发“钱刑之争”

——聚焦民事赔偿对量刑的影响

(20100429)

文｜施立栋

【事件经过】

2009年10月9日22时左右，31岁的林某醉酒驾驶车牌号为京NVJ000的宝马越野车，由南向北行驶至北京市丰台区光彩路口时，与宗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后座上坐着王某）发生相撞。事故发生后，林某驾车逃逸，致使宗某因失血性休克死亡；王某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右小腿广泛剥脱伤，全身多发搓裂伤。

10月10日零时左右，林某在北京丰台区大红门桥下被正在设卡查酒驾的民警查获。经查，当时林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80.5mg/100ml，已达到醉酒程度。经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丰台交通支队认定，林某在这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11月3日和11月7日，林某的家属分别向宗某家人赔偿了144万元，向王某赔偿了58万元，共计202万元。这一赔偿金额远超过当时此类案件中侵权人应当赔偿的金额。事后，林某的真诚道歉和悔罪态度得到了被害方的谅解。在被刑拘一个月后，林某被取保候审。

2010年3月2日，丰台区检察院以林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对其提起公诉。3月16日，丰台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经查，林某驾驶的这辆宝马越野车，在案发前有多起交通违章行为，包括四次超速行驶记录和两次未按照尾号限制通行。此外，在案发后林某被取保候审期间，这辆宝马车又有两次违章记录，分别是违反规定在应急车道内行驶和违反交通信号灯行驶。为此，法院在审理阶段将林某逮捕。

考虑到这起案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在2010年4月29日上午专门召开了研讨会，邀请高校学者、律师和实务部门的专家，围绕民事赔偿对法院量刑的影响、多次交通违章对法院量刑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研讨。

关于民事赔偿对量刑的影响，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的高贵君介绍说，最高法院历来主张，如果被告方对被害方给予了经济赔偿，又取得了被害方的谅解，法院在量刑时可以酌情予以从轻考虑。时任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室副主任的王飞也指出，犯罪人在事后通过积极赔偿经济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与“花钱买刑”并不是一回事，后者并不是真诚的认罪悔罪，而是利用钱财非法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这与本案中林某的行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关于多次交通违章对法院量刑的影响，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张青松律师认为交通违章行为是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对此相对人应当承担的是行政法上的责任。如果在定罪过程中也对其进行考量，则会产生处罚上的叠加。因此，他认为这一因素在本案中不应对法院量刑产生影响。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发表了不同观点，他提出，从我国《刑法》中很多条款将多次被处以行政处罚作为定罪或量刑要件的规定来看，行政违法对量刑是能够产生影响的。同时他坦承，考虑到交通违章是故意违法行为，而交通肇事是一个过失犯罪，这样的行政违法行为并不会对交通肇事罪的量刑产生很大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谢望原教授则提出，从法院提供的事实来看，仅能说明该辆宝马车有违章，并不能确认是林某本人实施了这些交通违章行为，他建议法院在庭审阶段对这一情况作进一步的核实。

在研讨会结束后，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于2010年5月7日上午对本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林某被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林某在听完法官宣判后，当庭表示认罪伏法。

【法治评述】

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通过积极进行民事赔偿并取得被害方的谅解，说明被犯罪行为所损害的社会关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修复。据此，法院在量刑时可以酌情给予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罚。但是，这样的做法也引起一部分民众的担忧，他们担心这样的制度安排，可能会为有钱人“花钱买刑”逃脱法律制裁提供可乘之机。本案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争议，便是这种担忧的直接表达。对此，北京丰台区法院在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基础上，坚持给予林某从轻处罚，及时地向公众澄清了积极的民事赔偿与“花钱买刑”之间的区别。这是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也有利于形成一个鼓励当事人之间和解的氛围，引导社会公众创造出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的环境，切实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施立栋撰。主要参考宗和、李松：《北京“宝马撞人案”掀“钱刑”之争》，《人民公安报·交通安全周刊》2010年5月7日第3版；李松、黄洁、吴萌：《北京“宝马撞人案”尘埃落定》，《法制日报》2010年5月9日第1版），转载自公众号：法治咖啡屋，转载仅用于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