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抑后扬
明朝庄浪地方部落拭挫鲁麟,本为守甘肃的副将,他向朝廷要求当大将而没被获准。便依仗自己部落强大,向朝廷示威,以孩子幼小为由而擅离职守,自行回庄浪部落。
面对这种情况,朝中有人主张封他为大将,有的主张把他召到京城,给他封地。惟有尚书刘大夏说:“鲁麟为人暴虐,且不善于管理部众,他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然而他又没有犯罪。现在如果授他大将军印,不合朝廷的法规;召他到京城,他如果不来,则有损于朝庭的威严。”
此时上策是暂时搁置,不去理他,听任他在家赋闲。而另外表彰他先世对朝廷的忠贞。表彰鲁麟先辈的功绩,使他内心愧惭,而怨恨朝廷不封他大将军的事又不能说出来。这样事情的趋势才能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发展。
不久,鲁麟自觉没趣,便心情抑郁而死。
二 出其不意
刘坦任长沙太守,主管湘州(今湖南湘于)地方的行政事务。当时正赶上王僧粲阴谋反叛,湖南的一些郡县都起来响应王僧粲。前镇军钟玄绍潜伏在长沙,做王僧粲的内应,准备王打来时起事。
一天,此事被太守刘坦察觉,但他佯装不知,一样理政判讼,谈笑如常。到了夜间,刘垣故意打开城门,以疑惑对方。钟玄绍惊疑有变,不敢贸然行动。第二天早晨,刘坦借故把钟玄绍叫来议事,并有意把谈话时间延长,同时派人到钟家去搜查。
玄绍不知是计,应邀前来。在与刘坦谈兴正浓时,搜查的士兵已成功查获了玄绍和王僧粲来往的全部信件。刘坦拿出了这些书信讯问玄绍,铁证面前,钟玄绍只得低头认罪。刘坦当场把玄绍处斩,并把他们的书信烧了,以稳定其部下的人心。长沙局势也因此安定了。
三 不信神灵
唐朝贞元年间,咸阳有人向皇帝报告说,他见到了战国时的大将白起。这位白起大将军让他向皇帝报告说:“让他为国家捍卫西部边疆,因为到正月,吐蕃将要大举东下,进犯唐朝边境。”
过了不久,吐蕃果真兴兵入侵。在守边将士的奋力抵御下,吐蕃败退。唐德宗李适因此对这个咸阳人神话般的传说信以为真,准备在京城长安为白起修庙,追封他为司徒。
宰相李泌说:“据我所知,国家兴旺,都是因君主能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所致。现在守边的将帅立了功,而陛下却奖赏古人白起。这样做,恐怕会引起守边将士不满,从而瓦解了战斗士气。
况且在京城修庙,大规模地进行祈祷活动,流传到四方,也会引起不好的巫术之风。听说在杜邮有一座旧的祠庙,陛下可命当地官吏修葺一下,以供奉白起,这样不至于惊动更多的人。”德宗皇帝觉得言之有理,便听从了李泌的建议。
四 迫其自毙
宋仁宗时,西部边疆发生了战事,大将刘平阵亡。朝野舆论认为,这是因为朝廷派宦官做监军,主帅不能完全施展自己的指挥才能,导致刘平失利。于是仁宗便下令诛杀刘平的监军宦官黄德和。
有人请求仁宗把各路元帅的监军全部撤掉。仁宗征求宰相吕夷简的意见,吕夷简说:“不必撤掉,只要选择为人忠厚谨慎的宦官去担任监军就可以了。”仁宗就委派吕夷简去办理此事。
吕夷简说:“我只是一名待罪宰相,不曾和宦官交往,怎能知道他们是否贤良呢,希望皇上命都知押班去推举,为了能职得其人,当规定:如果他们所荐举的监军有不胜其职者,与监督同罪。”仁宗采纳了吕夷简的意见。
第二天,都知押班在仁宗面前叩请撤掉各监军的宦官。朝中的士大夫无不称赞吕夷简的谋略。杀一个监军,其他的监军依然还在。全部撤掉他们,必生怨言,若军中再有过失时,他们就会为撤掉他们找口实,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自己请求撤掉。
五 以退为进
明武宗时,宸濠叛乱,后被王守仁平定,捕获了宸濠,把他囚禁在浙江。当时适逢武宗南巡,驻跸留都。中官便让王守仁放宸濠回江西,等武宗亲征时再把他擒获,并私派两名宦官到浙省传达命令。
王守仁闻讯大怒,严辞厉责中官的这种荒唐想法。中官自知理亏,此事也就作罢了。但王守仁的部下江彬等人,因妒忌王守仁的功劳,便散布谣言,说王守仁开始时与宸濠同谋,后听说朝廷的大军亲征,才把宸濠逮捕以开脱自己的罪责。意想乘机诬陷王守仁,以使平叛大功据为己有。
王守仁与张勇商量决定:先把宸濠交给了张勇,再上表告捷。把捉宸濠的功劳归于总督军门,请求皇上不要再到江西去了,王守仁自己也称病在净慈寺修养。
张勇回到京城,在武宗面前极力称赞王守仁的忠诚,以及他让功避祸的做法。武宗恍悟,于是就制止了对王守仁的指控。
六 不拒而绝
宋高宗时,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叛乱,胁迫高宗答应隆太后垂帘听政。各路兵马闻讯,齐奔京师,意欲勤王救驾。大臣朱胜非为防苗、刘狗急跳墙,威胁到皇帝的安全,便让皇帝答应封苗、刘为淮南两路制置使,给他们统帅军队权力,然后说服苗、刘投降。
苗、刘降后,朝廷希望他们快去赴任,苗、刘的部属张逵却为他们谋划道:要皇帝给他们立铁契为证,以防日后有变。
退朝后,他们带着书信到朱胜非府上,要求办理此事。朱胜非叫他的秘书拿笔来,奏请皇上允许赐给铁契,并命令他属下的官吏详细查一下过去有关此事的典故,以便照例办理。苗刘二人听后,都非常高兴。
第二天临上朝时,苗傅的待卫傅宿求见朱胜非说:“昨天皇上批准要赐给苗、刘二位将军以铁契,今天能举行赐契大典吗?”朱胜非默思良久,忽然环顾左右诸官,问道:“叫你们查找过去的做法,都查到了吗?”
诸官回答说:“没有先例可查。”又问:“按照过去的方法制造铁契,你们知道怎么做了吗?”回答说:“不知道。”朱胜非说:“这样的话怎么给他们铁契呢?”官吏们都笑了,傅宿自知理亏,便解嘲的说:“已经得到了。”
于是就灰溜溜地回去了。此事妙在不拒绝他们而让他自己放弃。假如给一般迂腐之人处理此事,必会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与他们辩论,这不但会激怒小人而危及自身,也会使对方志在必得,使局面无任何回旋的余地。
七 不养食客
唐朝中期,河西、陇右一带被吐蕃所占领;自玄宗天宝年间以后,安西、北庭一带向朝廷报告公事的路也被阻断了。西域在长安的使者无法返回,人马都由鸿胪寺(管礼宾的机构)代管,鸿胪寺又委托各州府县供养。政府开支经常超出预算,况且当时长安经济也非常萧条。
德宗时,宰相李泌得知外国留在长安的使臣很多,有的已经住了四十多年,在长安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且大都购置了土地房产,收入颇丰,很是富有。李泌就命人调查在长安有田产的外国客人,结果共查出有四千余人。便命令国家全部停止对这些人的供养。
这些外国人闻讯,都到政府去申诉,官吏们无奈,只得来找李泌。
李泌说:“这都是我们过去工作的失误,哪有外国来朝贡的使者,留在京城数十年而不回国的呢?现在应该取道回纥或从海道把他们送回国去。有不愿回国者,命令他们到鸿胪寺去说明理由,然后授予他们官职,发给他们薪俸,使之成为唐朝的官吏。人的一生应当及时施展自己的才能,哪能终生做客呢?”
结果外国客人没有一人愿意回国的。李泌就把他们安排在保卫京城的神策军中,原先是王子的使者,让他们去当军官或官府的押衙;其余都当士兵,这样一来,不但加强了京城的警备力量,而且每年可为国家节省开支五十余万。鸿胪寺所供养的外国客人,此时也只有十余人了。
八 速遣皇舟
明朝武宗年间,汪应轸出任泗州太守。武宗决定到南方巡视,驿站的使者骑马沿途报告皇帝即将到达的消息,其他州府都惶恐不安,强索民财以为迎接皇上的费用。
独有汪应轸沉着冷静,他托说:“皇帝巡视没有准确的日子,匆匆忙忙作准备,官差役吏四处搜掠,很容易作弊欺压百姓。倘若费用都收集齐了,而皇帝不来,怎么办呢?”
在皇帝巡视的路上,宫廷使者络绎不绝,对沿途任意敲诈勒索。皇帝到达泗州时,汪应轸率领百余名壮士,排列在龙船旁边,大声欢呼。宫廷使者正为不能下水勒船而颓丧,汪应轸便指挥人们急速拉船前行,倾刻之间,行出百里,出了泗州境界。
自此以后,凡有到泗州的使者,都敛迹速去,绝无人敢肆意横行了。泗州大治,官民皆颂其德。
九 两手准备
明世宗皇帝准备巡检楚地,如果走水路去,则南京就得准备楼船供皇帝使用。准备了楼船,要是皇上改变了路线,就白白浪费了官府的银钱。如果不准备,而皇上突然到了南京,那就犯了大罪。
尚书周用问工部沈主事有什么好办法,沈主事说:“把船商们召集来,让他们准备好木材在龙江关等候,派快驿使侦察皇上所行的路线,算出到达的日子来,到时候把船造好。如果乘船,那么造船的钱归官府出;如果不乘船,就不造船了,把木材退给商人,这事不难办。
后来,皇上果然走陆路,南京的船也就没有造。
十 以诚相待
北宋英宗赵曙初即位时,有一天,慈寿皇太后送一封密信给宰相韩琦,内称皇上和其生母高太后都对她不尊敬,还有“为孀妇作主”这样的话,并密令宦官伺机替她报仇。韩琦见信后,只淡淡地说:“领圣旨。”
第二天,要上朝议事,韩琦借口家有急事,请求晚上朝。过后,韩琦上殿单独面见皇上,说:“我不敢惊动圣上,但有一封信必须请皇上过目,要当面说清楚,只是不能泄露出去。”
韩琦接着说:“皇上能有今日,全赖慈寿太后之这个大恩不可忘记。虽然她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但要多尊重她,自然也就平安无事了”
皇上说:“请相国明示。”韩琦说:“这封信上所说的话,我可是担当不起,希望皇上能把它秘密烧掉,如果泄露出去,挑拨离间的人就会乘机而入。”皇上颌首称是,依言而行。从此以后,两宫太后关系融洽,没有人看得出她们原先曾有过矛盾。
宋朝兴盛的年代,贤德的宰相能够为国尽力者,都是能当面谈问题。因为宰相和皇上当面讨论问题,消除了畏忌,感情很融洽才能讲出肺腑之言,所以虽说是皇宫内部的一些不好公开的矛盾,也能得到及时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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