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首义消息传到湖南，湖南的革命志士一时蜂起，并派阎鸿飞去武昌联络，报告湖南发难准备情况，并要求派兵支援。一时间，湘鄂双方互通声气，互相支援，形成了湖广一家同革命的态势。 |
湖南民军占领长沙城头大炮 闵杰/图
10月10日晚，武昌爆发起义，湖北新军一举占领武昌，建立湖北军政府。
湖北首义消息传到湖南，湖南的革命志士一时蜂起，并派阎鸿飞去武昌联络，报告湖南发难准备情况，并要求派兵支援。一时间，湘鄂双方互通声气，互相支援，形成了湖广一家同革命的态势。
从曾国藩办湘军开始，近代以来就有无湘不成军的美誉。湖南光复后，湘军及时驰援武昌，给予湖北方面有力的支持，援鄂湘军先后有10000多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纵观辛亥革命中独立各省，没有哪个省给了湖北军政府那么大的支援。湖南可谓是压倒清帝国最及时的一根稻草。
兵不血刃，光复湖南
武昌首义之后，湖南革命党人两日后才得到消息，而湖南巡抚余诚格于当日即得警报。他十分惊恐，深怕湖南生变，与黄忠浩密谋应变措施。决定将新军四十九标一、三营开赴岳阳、临湘，五十标一、二营开赴宁乡、益阳。正在调动之际，武昌首义消息传到长沙。焦达峰、陈作新乃策动新军代表于贾太傅祠开会，决定10月18日，以城外新军炮队营举火为号发动起义。由于清军防范甚严，炮营没有举火机会，所以这一夜起义未成。
其时，巡防营统领、镇守长沙的黄忠浩派了心腹去武汉，察看武胜关是否为革命党占领，若为革命军所占，他即倒向革命党一方，若没占，即效法曾国藩，帮清朝戡乱。当他得知武胜关尚在清军手中时，即决心以曾国藩自命。
10月22日拂晓，炮队李金山得知日本炮队将开赴醴陵的消息，即急告四十九标的安定超。安定超即对李金山说举事迫在眉睫，要李金山速回营做准备，听到枪声，立即响应。这天正好是星期天，军官们头晚夜假未归。8点钟，安定超要谭满秀到四十九标操场吹集合哨，哨音一响，四十九标二营左队士兵就下楼。安定超打开了军需门，每人分发了10发子弹。而后，安定超朝天放了三响信号枪。之后下令：由彭友胜率四十九标二营后队会同五十标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花池军装局；由他本人率四十九标第二营前队、左队、右队会同辎重炮兵工程三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咨议局；由李金山率炮队进城后即到军装局领取炮弹，威胁督署。安定超下罢动员令，即分头出发。一些军官见状，也不敢问。一个叫易棠龄的队长问了一句：“你们要做什么？”
一个军士拿出刀来说：“今天我们起义了，你要反抗就先杀你！”吓得那队长不敢再言。10时，彭友胜一路开到北门，北门守卫者乃巡防营士兵，由于这些士兵已为徐鸿斌等联络成熟，当彭友胜率队至时，皆举枪敬礼。彭友胜等到军装局时，守军装局的巡防第八队士兵们，已经联络成功。彭友胜的起义队伍一到，即将库门打开，库内装满枪支弹药。起义士兵们见了，十分高兴，尽将子弹装足，旧枪换新。
安定超所率一队抵小吴门，守门的巡防营也未反抗，安定超等顺利通过。当革命军向府署逼近之际，巡抚余诚格正与湖南开明绅士、咨议局局长谭延闿交谈。1907年，谭延闿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推行立宪，成为立宪派首领。1909年10月任湖南咨议局议长。
余诚格与谭延闿二人交谈之际，有仆人至，向余诚格报告新军攻城。余诚格不信，他认为自己已经布置得很严密，不可能出事。他说：“没有的事，再去打听。”
谭延闿见状，说：“今日中丞有事，改日再谈罢。”
余诚格说：“今日新军开往株洲，他们误会为新军攻城。”
话音未落，又一仆人至，急急说：“报告大人，新军进城了！”
余诚格说：“没有的事。”
谭延闿起身，余诚格送其下楼，二人刚下楼梯，又一仆人慌慌张张地跑来说：“报告大人，新军已到贡院东街！”
余诚格仍不信，挥手将仆人斥退，回头对谭延闿说：“回去拜上老太太。”
谭延闿遂拱手告别。
谭延闿刚刚离开，革命军即把府署围了。余诚格这才知道真的兵变了。立时卫兵均倒戈，余诚格慌忙跑了出来，向革命军作揖行礼，口中喊道：“诸位要革命，兄弟是极欢迎的。”
长沙税务司维柯菲在10月23日记录中有如下记载：“巡抚衙门被团团围住，卫兵倒戈。巡抚无法躲藏，只好客气地接见他们，并陪他们到咨议局会议厅去。他们要起草致本省各地官吏令文，巡抚表示犹豫，说要仔细考虑，就回衙门去了。回到衙门后，带着他的家眷和印信跑了。”而那个想以曾国藩自居的黄忠浩没能跑掉，被革命军押上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革命军兵不血刃即占领了长沙，湖南光复了！
时为年轻学生的毛泽东参加了军队
首义以前，两湖志士曾经约定，无论在湖南、还是湖北爆发起义，两省必须相互支援，由于湖北首先举义，湖南派兵支援是湖北方面迫切希望的。当时，武汉战事十分紧急，求援之电一天就有许多次。不仅如此，武昌代表每天都有来求援的，他们都说湖北是四战之地，如果湖南不响应的话必然溃败。
湖南光复后便把支援湖北作为头等大事，焦达峰、陈作新曾经几次召开会议，组织军队支援湖北。为尽快得到湖南的支援，谭人凤曾商于居正，请黎元洪向湖南支援枪械和款项。黎元洪当即发枪3000支，款若干，派卫队营长刘左龙护送。焦达峰得到湖北武器和资金后，即命原新兵一协扩为两协，许多从新学校里出来的爱国的年轻学生参加了军队，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军队扩编后，焦达峰令王隆中率一协先发援鄂，另一协驻岳州作预备队，长沙只有少数军警维持秩序。时人称焦达峰急湖北之难，“不拥兵自卫”。
对赴湖北作战，湖南士兵的热情很高，四十九标是革命党人最多、最活跃的军队，长沙光复过程中功劳最大，士兵大多升了官。但当他们接到受编援鄂的命令后，又都全体自动解职回营，甘当士兵。有的士兵说，“我们四十九标不可落人之后，请标统快去都督府请示，我们一定要去援鄂。”还有人讲，“官莫升了，打完仗回来再说”。听了到会代表来队传达标部会议经过之后，全体士兵随即一致表示愿意援鄂。
出兵援鄂，力战清军
10月28日，第一批湘军出发，焦达峰、陈作新等亲自赶赴湘江河岸送行，并颁布了“吊民伐贼，誓众出师，昭告天下”的檄文，谭人凤也参加了誓师大会。湖南派出军队支援武汉主战场，总兵力达16个营以上。
10月30日，焦达峰、陈作新等又商议组织第二批援鄂军队，决定将第五十标开赴湖北。
在湖北前线，身为最高统帅的黄兴时刻用湖南援军来鼓舞士气。在军政府紧急会议上，黄兴直言不讳地讲，“汉口若无湘军来援，恐难保守”。
1911年11月1日，湖北军政府决定由李作栋赴湘请援，为使湖南援军尽快抵达，湖北派了一艘轮船到岳州接运，四十九标的一、三两营是乘这艘轮船来的。到了湖北以后，军政府犒赏每队猪肉100斤，还发了很多饼干、蜜橘。黎元洪亲临讲话，动员激励士兵：你们四十九标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在湖南起义立了大功，现在又来到这里打清军是很好的。我看到你们大家身体壮健，精神饱满，一定能打胜仗。黄兴也派了居正慰问湘军，“见湖南军队士气旺盛，回报克强（黄兴字克强），克强甚喜”。湘军到鄂对整个战局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湖北将士“人心为之一振”。在武汉防守的士兵都大为兴奋，“以为转败为胜的时机到了”。当天，湘军王隆中、甘兴典两协，全部开往汉阳接防。
武汉的所有重大战斗，湘军都奋勇参战，而且是舍生忘死、决不退缩。反攻汉口时，王隆中所部湘军在阵地坚守至日暮，才撤回汉阳。王隆中的部队能战能守，但经多日的拉锯战，兵员损失也不少，特别是连日持续作战，不能休息，勇健者多伤亡。
湘军刘玉堂部到武汉后，黎都督即命令赴汉阳待命，受黄总司令节制。午后3点半，刘玉堂已率队抵十里铺，与黄兴接洽。黄兴命其赴花园附近增援，攻击仙女山之敌，11月24日的战斗中，湘军苦战多时，多次攻击，满军用机关枪扫射，毫无动摇。刘玉堂极为奋勇，身先士卒，冲锋数次，结果身中数枪阵亡，官兵亦死伤甚众。刘玉堂部仅在11月26日战役中就伤亡300余人。不仅如此，湘军敢死队战死者300余人，伤者不可胜计，完全无恙者仅剩6人。然而他们回湖南后，会同巡防营队长徐鸿斌，再次组织敢死军一队，直赴湖北。
汉阳陷落后，军政府召开军事大会，商讨下一步计划。黄兴因事要求离鄂赴沪，会议遂议定“以蒋翊武护理总司令，设战时总司令部于洪山宝通寺”，保卫武汉的重任又落在了湖南人蒋翊武身上。接任总司令一职后，蒋翊武下达了全面保卫武昌的命令，他发布防守令18条，对所属步兵、炮兵、工程兵、马队作了周密部署，使得武昌人心安定。直到12月1日，南北双方停火。
除了派湘军支援武汉外，谭延闿又命王正雅率军攻打荆襄。荆州居高驭下，夙称重镇，时汉口失败，武汉大局为之一变，谭延闿敏锐意识到荆襄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荆襄据武汉上游，为湘蜀门户，兵家必争”，故派王正雅统领人马攻取，王与清军战于沙市，击毙敌人军官、兵卒数十名，伤百余名，夺获枪械数十件，打了个十分漂亮的胜仗。同时，鄂军也一鼓作气光复襄阳，与王正雅会同宜昌军司令唐牺支一举攻克荆州。此役打通东川，腰击北军，为北伐军开辟通道，与江西一路遥相呼应，减轻了武昌方面的压力。
总之，援鄂期间湖南派出4批湘军共16营，总兵力在8000人以上，他们直接在武汉奋战，若再加上王正雅光复荆襄的军队，总数不会少于1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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