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文章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下（社会）中的“假恶丑”，“假”集中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恶”集中在中国传统的经济，“丑”集中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今天的文章主要在于揭示其中的原因。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之中，“假恶丑”会始终盛行？
人类群体之中总共分六种人：农、工、兵、官、商、文。在漫长的历史之中，真正能够主宰文化进程的人，主要是后面的三类人；然而在后面的三类人之中，官人主宰权力，商人主宰财富，文人主宰文化信息。真正历史传递的更重要的还是文化信息（基因），而不是权力，更不是财富。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人”的形态，其实才是真正主宰着该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历史的核心部分；更不要说，官人和商人，往往也是由文人来担任其中的角色，甚至是最重要的角色。正是因此，讨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人的形态，将会更可能涉及到该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的“本质”。说到这里，我用一句概括的话来总结刚刚的推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的核心主体，以其说是该国家或民族的官人或商人，毋宁更应该认为是该国家或民族的文人。换言之，正是该国家或民族中的文人的形态在很大的程度上主宰着该国家或民族文化历史的形态，因为正是在这些文人们的形态之中携带着最重要的文化历史的基因。再具体言之，可以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人的形态实质上主宰着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形态。
鉴于上面所述，我们来集中谈谈中国传统儒家文人们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种“来龙去脉”，我们再来重新审视并判断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状态。看看是“中”还是不“中”？
全人类中的“文人”我把他们共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文人”，古称“先知”，后来又称“教士”，他们基本上是来自古希伯来宗教文化的渊源。“先知”自称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是人类自由想象的“超验”的产物，所以做“上帝”的仆人永远不可能降低“先知”的人格，即使在世俗统治者的面前，他们也同样能够拥有独立的人格。即便东方的佛教，也有“沙门不拜王”的信念，所以就更不要说犹太教、基督教的教士们在保持人格独立方面的重要的信仰的价值了。这种可贵的人格平等独立的信念形成了这一类文人内心深处“人人生而平等”的文化和文明（自然、自主、自由）的最基本的“种子”。
第二类“文人”，古称“哲人”，后来又称“知识分子”，他们基本上是来自古希腊哲学文化的渊源。“哲人”自称是“真理”的“仆人”。“真理”是人类客观抽象的“先验”的产物，所以做“真理”的仆人也同样永远不可能降低“哲人”的人格，即使在世俗统治者的面前，他们也将保持独立平等的人格，并据理力争，为真理占据一席之地。近现代的人类历史证明，先验抽象的真理的信念，比之超验想象的上帝的信念，还更能启迪并激起人类“人人生而平等”的文化和文明（自然、自主、自由）的人格“种子”的萌芽、生长、开花和结果，从而更加速了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第三类“文人”，古称“圣人”，后来又称“儒生”，他们基本上是来自古代中国宗法文化的渊源。“儒生”自称是“天命”、“大人”、“圣人”的“仆人”。“天命”是永不可知的命运的特称；“大人”是世俗的统治者；“圣人”是最高的“大人”，例如在《论语》中，孔子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圣人”，而后来历代的皇帝，均称“圣上”，他们的命令则称“圣旨”。“天命”既不是先验，也不是超验，因为它既不能够被抽象，也同样不能够被想象。“大人”和“圣人”则全都是历史中特定人的“具象”，甚至“偶像”，所以，自称做（或“畏”）“天命”、“大人”、“圣人”的“仆人”的“儒生”，绝对是蓄意对自身平等独立人格的降低，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降低”。心甘情愿地降低了自己的人格的“儒生”，实际上也就是自愿丧失了文化和文明（自然、自主、自由）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格”“种子”的地位。如此丧失了独立平等“人格”的“儒生”，他们能够成为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发展和进步的“主体”的承担者吗？自从“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的历史的发展严重地停滞了。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文人具体形成的历史。
中国文化的发煌期主要在先秦的春秋战国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士”人向独立“文人”转化的重要的历史过程。最明显的就是所谓“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历史事件的发生。
什么是“士”人？《周礼》中把人分为五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其中的“士”，原属“大夫”的“家臣”，是统治者中最低的一等。说白了，现实中的“士”原本就是“天子、诸侯、大夫”的“仆人”，无论“士”如何变，他们原来的“仆人”的心态也将是非常难以改变的。正是在这里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根”的“不正”，尤其在与古希伯来人的“先知”和古希腊人的“哲人”相比之后，就更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文人根源的不利之处。这是历史的决定，中国的先人也只能无可奈何，但这也并不等于说中国人就不可能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抗争的努力。
从历史文本的意义上看，老子和墨子是对自己的命运作出了可贵的历史性抗争的伟大的古代文化英雄。老子明确地反抗“礼”的不平等的规定性：“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提倡以“道德”的真理性来直接反抗“礼”的不平等的非理性。墨子则潜在地反抗“礼”的不平等的规定性，要求兴起“天志”、“明鬼”的宗教性来设法减轻“礼”的严酷性，要求以“节葬”、“节用”、“尚贤”等方式来减少“礼”的不合理性，更是直接以“非乐”、“非命”、“非儒”等主张来对抗儒家的顺应“礼”的反文化和反文明的有害的历史倾向。很可惜，他们的努力全都失败了。
上面已经谈到，孔子的儒家是顺应“礼”、“乐”的态势，并有意地使自己成为“礼”、“乐”的永远卫士的身份而成为了后来中国的“文人”的。他们心甘情愿地捐弃了自身的独立平等的人格，更成了后来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人永远“人人生而不平等”的“政治体制”的“肉体的长城”，以及更巨大的“心灵的长城”的建造者和宣传者。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传统文人的前身或源头，“士”，本身即是特定人（“大人”、“圣人”）的“仆人”，是已经历史性地拥有了“人人生而不平等”的“奴性”的“歪斜”的“根”了。换言之，中国文人的始祖从独立平等的人格上就已经比古希伯来人的“先知”和古希腊人的“哲人”相差了很大的一段距离了。
其次，具有反抗“人人生而不平等”“礼乐”的意志的老子和墨子，没有成为后来中国文化历史的“导航人”，相反的是，顺应了“人人生而不平等”的“礼乐”的孔子及其儒家，反倒成为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历史的“导航人”。
正是如上所述，中国传统文人的“根”不仅“斜”（邪）了一次，而是更“斜”（邪）了两次。“斜”（邪）一次就已经足够卑鄙的了，再“斜”（邪）第二次，就是加倍地卑鄙了。第一次的卑鄙是历史造成的（“士”本身即属于奴性的状态），第二次的卑鄙却是中国文人自愿地放弃独立平等的人格，而老子和墨子恰恰是在这个层次上做了独立平等人格的“人”，是中国古代真正文化的英雄。
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历史，竟然由一个双重卑鄙人格的孔子及其儒家文人们来充当“导航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怎么能够不始终盛行“假恶丑”呢？
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曾谈到，孔子及其儒家倒栽了中国人的“智慧之树”，今天的文章也同样为此做出了证明。中国人文化（智慧）之树的“根”都“斜”了，而且还不是一般地“斜”，人家西方人的文化（智慧）之树是迎着（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的阳光向上生长的，而我们的文化（智慧）之树却是向着（人人永远生而不平等的）“斜”的甚至“下”的方向重又回归大地。所以我们其实已经没有了文化（智慧）之“树”，而只有文化（智慧）之“草”，而且还是老被斜风吹折了“腰”的“草”，甚至永远匍匐在地上直不起身来的“苔藓”草。我突然又想起了一个更坏的情景：孔子及其儒家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实际上已经把中华民族推向了全世界最保守、最落后、最无智慧的民族的地位了。近代，人类的毁灭的厄运已经给予了印第安人，人类的下一个毁灭的厄运将会给予哪个民族呢？如果中国人继续坚持孔子及其儒家的“人人永远生而不平等”的“导航”的话，下一个毁灭的“厄运”就将很有可能会轮到我们这个永远尊孔拜孔泥古不化的中华民族了。我多么希望我的亲爱的同胞会同我一道高声呐喊：不要！我们坚决不要！！不要什么？不要继续让早就该死的丧失了最基本平等独立人格的孔子及其儒家来做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导航人”！让孔子的“天命”、“大人”、“圣人”永远地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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