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末年的时候，遍地都是独立的藩镇，这时局势就和东汉末年一样，国内陷入了全面的军阀混战之中。唐朝灭亡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就是一个很多军阀互相攻伐、互相取代的时期。有些像西晋到南北朝之间，不过持续的时间短多了。从西晋到南北朝这段时间有三百多年，五代十国只有五十多年。
所谓“五代”，指的是北方黄河流域互相更替的五个朝代。所谓“十国”，指的是和“五代”差不多同一时期，在江南地区存在的十个国家。
为什么北方的政权要称为“代”（朝代），南方的政权要称为“国”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北方黄河流域即是我们俗称的“中原”，从商周以来，这里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政治中心。
另一个原因是，五代是一个政权接替一个政权，一路接替下来的。五代的最后一个政权是“后周”，接替后周的是后来统一中国的“宋”。中国政权讲究一个“正统”的问题，就是说，我这个皇位得有点来历，不能说我凭空就称帝，这叫“名不正言不顺”，不利于统治。宋朝接替的是后周，那宋朝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就要把后周当成正统。这么一代一代的往前一路倒推回去，那么北方这五个政权，也就必须都是正统了。所以北方的五个政权叫“朝代”，南方的那些政权都不能算是正经的朝代了。
唐朝末年，军阀割据，谁手中有兵谁就说了算。五代十国中的那些政权，全部都是军人当政，武将冲入皇宫，摇身一变，就成了新皇帝。军人当上了皇帝，也就把军队里的那一套管理系统照搬到了政府里。
军人政治和官僚政治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对官僚政治稍微了解一些，就能明白设计官僚系统的一大目标是稳定和平衡，采用的是多头管理的办法，办一件事情要经过好几个部门协调，每个部门还有其他的机构负责监督。但是军队的管理系统正好相反，要求简洁高效，用的是单线管理，每一级将领都可以全权指挥他的部下，下属没有任何质疑的余地，这样上级的命令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贯彻到基层。否则在情况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要是两个将领还互相制衡，还在那互相扯皮，这仗就没法打了。
军人政治在战场上如鱼得水，但是到了政府机构里，就暴露了大问题：将领手中的权力没有人去制衡，当将领有二心的时候，很容易起兵造反。五代十国在短短五十年里就出现了五次政权更替，全都是军人政变造成的。
宋朝的第一个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也是这么当上皇帝的。他原本是后周的禁军将领，禁军中很多将军都是他的嫡系。后周皇帝去世后，继位的小皇帝只有七岁。利用这个机会，赵匡胤谎称敌国入侵，调动禁军来到距离首都不远一个叫做陈桥的地方。在他的授意下，他的手下把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了他的身上，拥戴他当上了皇帝。赵匡胤带着禁军杀回首都，城内还有他的内应，于是毫无悬念地夺得了政权。因为赵匡胤在宋州担任节度使，因此国号为“宋”。这也是我们熟知的陈桥兵变和黄袍加身两个成语的出处。
当我们粗读历史，可能会产生一个很直观的印象：中国古代历史似乎是在不断循环的。
简单的说，用阶级史观的观点来看，会发现中国古代史的主要冲突是被剥削阶级（农民）和剥削阶级（地主）之间的冲突。每一次朝代末年的混战，都可以看成是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但每一次混战过后，新的王朝还是由地主和农民这两个阶级构成的。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每一个新生的王朝和上一个朝代是一样的，换汤不换药。
因此中学的历史课本会认为，从秦代到清代的这段历史，中国并没有发生进步，只是在“大王朝”和“农民战争”之间不断循环。
不过看历史并不只有一个视角，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人有重视历史的优秀传统，每一代统治者都试图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总结出统治得失，希望自己能避免前代统治者的失误，让自己的王朝千秋万代的延续下去。
所以，中国人是一个很懂得总结经验、自我反省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没有进步呢？
所以，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也刻意总结了前代的失误。
那么，总结出来的结论是前朝有哪些失误呢？
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地方军人权力太大，导致军阀割据。另一个宦官专政，胁迫皇帝。
而五代十国的教训也很明显：五代十国的灭亡大多是因为军人政变，也就是说，坏事坏在了军权被少数几个将领垄断上。
这三个教训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兵权过于集中。
藩镇割据是因为兵权集中在地方官的手里。军人政变频繁，是因为兵权集中在了中央武将的手里。这两点我们很好理解。那宦官专政，为什么也和兵权集中有关呢？
这就要说到唐代的宦官是怎么专政的了。首先一个大家都明白的概念就是，一个国家的运转必须依靠官僚结构，没有那么多官员整日辛苦的工作，皇帝的命令根本就传达不下去。
而在唐朝，政府的结构是个金字塔型：金字塔的最上面，是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大臣，他们相当于古代的宰相，或者今天的国家总理。他们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商讨政务。这几个宰相的下面，是数个政府部门——负责人事的吏部啊，负责民政的户部啊，负责军事的兵部啊，等等。这些部门是干实际工作的。宰相得到了皇帝的命令以后，再去责成这些部门完成工作。
从隋朝以后乃至今天，我们的国家基本都是这个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除了皇帝以外，权力最大的官员就是宰相。宰相直接统筹百官的工作，理论上，皇帝只要安排了优秀的宰相，国家大事就不用担心了。
但是这个系统有一个漏洞：皇帝和宰相每天只有有限的一点时间可以见面，不上班时候皇帝住在深宫里，宰相人在皇宫之外。如果有紧急的公务，需要有人把皇帝的命令传递出来。在唐代，这个负责传递命令的人就是宦官。另外，皇帝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文，撰写、批改公文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他需要有人帮助他书写文件。在今天，这个工作是由领导的秘书完成的。然而在唐代，人们还意识不到领导秘书的重要性，这项工作也是由宦官代劳的。
这样一来，宦官拥有了替皇帝批改文件和传递文件的权力，在时机得当的时候，他们就有条件通过代写皇帝的命令来控制朝廷。
如果宦官只有此等权力，还不足以废立皇帝。宦官要想真正凌驾在皇帝之前，还必须掌握一项重要的权力：禁军的兵权。
在唐代，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宦官成天陪在皇帝身边，很容易取得皇帝的信任。而禁军的最高统帅只有有限的几个人，他们拥有控制军队的全部权力。皇帝只要一时高兴，把这几个职位都交给了宦官，那宦官就可以随意控制禁军，没人能制衡他们了。
也就是说，宦官专政的本质原因，也在于军权过于集中。其实，跟宦官不宦官的关系都不大。不管皇帝任命谁统帅禁军，只要那个人手中的军权过大，都会威胁到皇权。皇帝不可能保证自己从来不看走眼，不会委任野心家当将军；也不可能保证将军一辈子不生二心，不会野心膨胀。
所以，宋朝的皇帝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分散军权，不把军权交到一两个人的手里。
因此，不管是有名的“杯酒释兵权”，还是之后宋朝政治制度的设立，一开始就是目标明确地朝这个方向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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