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族共和”开新局

□ 韩晗 文/图

中华民国政府发行的“开国纪念币”展现了当时“五族共和”的进步理念。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告别了封建王朝，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虽然成立仓促，但却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新的中华民国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和国，首次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里面有这样一段：“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这样的论调，以前是从未有过的，甚至包括孙中山自己。早年孙中山发动革命时，曾因为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一度提出过大汉族主义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随着自身革命阅历的增长，孙中山不但不再主张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复仇口号，相反，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他还主动表示要与过去错误的思想观念决裂。他认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

“五族共和”是一种全新的民族主义观，深刻地反映了孙中山政治思想的进步，也是对晚清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的一次清算。它意味着孙中山从狭隘的暴力革命与大汉族主义，转向了国家建设的“三民主义”，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并没有“五族共和”一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既与人类学、人种学与民族学等现代科学传入有着必然联系，也与西方列强的入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英、法、美、日等列强的进入，使得中国人不再纠结于狭隘的“民族”区分，而是作为中华民族这个整体，集体向列强发出东方睡狮的吼声。

在这样的政治理念下，中华民国政府破天荒地成立了“蒙藏事务局”（后更名为“蒙藏委员会”），相对于清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而言，“蒙藏事务局”在法理上与科学上更进一步，反映出了中华民国政府在民族问题上更加具有现代意识。

而且，“蒙藏事务局”刚一成立时，班子成员就体现出“五族共和”的特点。其中包括蒙古族的“总裁”贡桑诺尔布、汉族的“署理副总裁”姚锡光与满族的“副总裁”荣勋。虽然他们三位都是清廷的旧官僚出身，但都是“五族共和”的拥护者。以“总裁”贡桑诺尔布为例，他做了十六年的“蒙藏事务局总裁”。其间，做了不少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工作，不但身体力行团结蒙古族、藏族的宗教领袖，而且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办了白话报，在基层民众中宣传“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

笔者好友刘大先博士对贡桑诺尔布的历史功绩有过专门的考证。早在上世纪20年代，贡桑诺尔布就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兴办了“北京蒙藏学校”，自任校长。其间，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共产党人曾在此校授课，而乌兰夫、李裕智等进步学生，也是该校的杰出校友。从这点来看，“蒙藏事务局”的历史功绩，理应被后世所铭记。

当然，相对于“五十六个民族”来说，“五族共和”显然有其局限性。但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这却是对于自身民族的先进认识。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直在努力践行“五族共和”的理念，并且对于清朝王室一直采取优待政策。

中华民国刚成立时采用五色旗作为国旗，意味着“五族共和”。在政权初肇的1912年，民国政府发行了一套“开国纪念币”，钱币的正面就是“五色旗”，“五族共和”已经跨越了简单的民族学、政治学专有名词的范畴，成为当时举国上下众所周知的一个概念。

这里有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颇为有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专程去清廷“摄政王”载沣家中拜访，这让载沣受宠若惊。孙中山还赠给载沣一张自己的照片，上面写着“醇亲王惠存，孙文赠”。据说， 直至1951年载沣去世前，床头书桌上摆放的仍是这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