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民族生态政策的国际经验

国际上专门制定涉及民族地区生态问题的政策和法规始于上个世纪初期。早期的国际条约，如1911年的海豹公约、1931年的捕鲸管制公约以及1946年的国际捕鲸管制公约，都明确了原住民族在其所在国家的责任和义务。

1992年，联合国里约宣言宣布：“由于其知识和传统习惯，土著民族和他们的社区以及其他地方社区在环境管理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国应承认并适当地支持他们的身份、文化和利益，以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参与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样，21世纪议程也呼吁通过相应的手段赋予原住民族和他们的社区以权利，如认同他们的价值、传统知识和资源管理方法，以及传统和直接依赖的可再生资源和生态系统，加强他们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制定过程中有效与积极的参与、加强他们在资源管理和保护策略中的参与等。10年后，在地球峰会上，国际社会重申了对原住民族的承诺，并进一步超越了地球峰会的蓝图，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该计划承认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承认原住民族参与经济活动和获取自然资源、参与到资源管理和开发过程中是原住民族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该计划也承认，应当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中发挥原住民族的重要作用。虽然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表明了国际层面上对制定原住民族生态政策的关注。

1994年，被国际社会广泛采纳的巴巴多斯行动是第一个在全球层面明确提出原住民族参与可持续管理愿景的国际条约。巴巴多斯行动和声明是目前国际层面最强有力的软法律文书之一，该行动和声明承认原住民族的需要、愿望和权利，号召建立原住民族参与资源管理的法律和制度。巴巴多斯行动关注传统知识的使用并且承认这样的知识需要得到保护。

原住民族居住地区保存了世界上大部分陆地生物多样性资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会对传统文化产生特别深刻的影响。在上述背景下，国际社会制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以下简称“CBD”），并于1993年12月29日生效，它成为了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焦点，是目前国际上最受广泛认可的环境公约。CBD的目标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可持续地使用其组成内容”、“公正和公平地分享来自遗传资源的利用效益”， 成功开创了国际范围内保护原住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遗传资源的新纪元。

200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德国波恩达成《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并公正和公平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的波恩准则》，该准则提供了一个透明的框架，来促进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公平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并且帮助各缔约方建立保护原住民与地方社区的知识、创新和实践的机制及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波恩准则提出了两个关键程序：“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

2004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阿格维古自愿性准则，要求对在原住民和地方社区历来居住或使用的土地和水域上进行的、或可能对这些土地和水域产生影响的开发活动进行综合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以尽可能避免或减轻开发建设的不利影响。阿格维古准则的核心是促进开发建设活动中传统知识的保护，将文化、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综合为一个进程。作为一个自愿性的准则，它要求各缔约方根据自己的国情，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以确保在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中充分尊重和保护当地民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

2010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名古屋议定书》，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加强了传统知识的地位和作用，包括获取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要求（即“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共同商定条件”下公平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