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将

〔鉴赏〕战争，是敌对双方的集体厮杀，其千军万马之所以能协调统一者，关键乃在于将军。故历代兵家之著述，无不给“将”以极其重要的地位。

《孙子兵法》中的《计》篇首先“庙算”敌我双方之“五事”、“七计”，道、天、地、将、法，作为当时战争的五项基本条件，双方对比，谁优谁劣，此乃能否进行战争的先决条件。道，指民心、道义，是进行战争的政治基础，一般说来，只有首先占有道义的优势，有民众的倾力支持，才能够进行战争，才有克敌制胜的恒久优势，故孙子以“道”居五事之首，是深谙事理的。此即吴起所说的“内修文德”。天、地，为客观的自然条件，有利的天候，有利的地势，均大大有助于战场的胜负，故谁先据有，谁就明显增加了胜利的筹码。而当其他条件双方大致均衡的情况下，自然条件亦往往会成为决定的因素，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对于超越自然之能力十分低下的古代人而言，可谓是无法逾越的障碍。故“天、地”因素之于古代战争，亦绝不可忽视也。将与法，则指战争之实体——军队自身。“法”指军队之素质，“将”则为军队的灵魂。如果说前几项条件均为具有“客观”性之因素，“将”与“法”，则明显是讲部队的“主观”因素了。而“将”，又是这主观因素中之最活跃的因素，最具有主动性的因素。民心、军心之和合，当以将心为媒体，为依托；天时、地利之利用，当以将才、将能为得失；而军队素质的高低，法度之严明，亦以将帅自身的素质为转移。故一旦进入战场，进入实战环境，“将”就会成为最有效的致胜因素。故《孙子兵法》言：“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又曰：“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均充分肯定了“将”的主导作用。

《吴子·论将》开篇即言：“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此明显继承了孙武的思想。“总文武”者，“文”以附众，乃言民心、军心之所向；而“武”能威敌，更指将才、将能，将威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即“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孙子·九地》)。

由于一般人常以“勇”论将，吴起则对之特为辨析：“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将的作用，在于战争的总体指挥，在于把握大局。只有深察敌情，准确判断双方的形势与动态，才能言及“勇”字。若“轻合”而不利，“勇”有何益？西汉李陵率步卒五千深入大漠，去迎战十万匈奴骑兵，诚可谓“勇”矣，其结果则是全军覆没，李陵亦被俘。此乃“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勇”字适为其害也。故吴起提出“五慎”以制约之。五慎：理、备、果、戒、约；“勇”仅是“果”的一种表现而已。

临机果断，是将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战机错过，甚至可输全局。吴起论将，又专门分析“兵”之“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知此四机，乃可为将”。只有“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敌”，才能称得上“良将”。

吴起论将，不但论及为将之品格，而且言及对于敌将的判断，即通过对敌将之品质与指挥能力的分析，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则不劳而功举。”“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此足见“将”在战争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与特殊地位。

有鉴于此，故明智之君必赋予将军以极高极大的权力：所谓“阃门之外，将军制之”，“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等等，均为对“将”的重大作用的充分肯定。权大，责亦重。故将“受命而不辞家，敌破而后言返”。稍后于吴起的兵家尉缭，对此似有更为形象的描述：“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尉缭子·武议》)

尉缭之论，似更为清晰、明朗，更为果断。也是对于孙、吴论将的补充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