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7日，国民党各界军政要员齐聚南京，召开国防联席会议。会议上，国民党各政要因为日本侵华而探究“是打是和”的问题。
然而，与会人员争执不下时，戴笠却站起来说了3句话，震动全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就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却对抗战顾虑重重。
当时，蒋介石说：“倭寇挑衅，不管对方的用意是什么样子的。我军应该全部准备动员。各地做好戒备并准备宣战的手续。”
然而，没过几天，蒋介石却很快又犹豫了起来。他在1937年7月12日的日记当中写道，“注意：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宜宣战。”
过了四天，蒋介石在日记当中又写道，“注意，宣战对倭寇的影响到底是有利有害，应该要再研究。”
哪怕到了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但他仍对中日正式宣战有所疑虑。只见他在日记当中写道：“注意到伯明书发表之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绝不知。这暗示了应该宣战却不宣战的意思。
7月25日，廊坊事变之后，蒋介石又激动了起来。他密电了孔祥熙并告诉他，日本已经攻占了廊坊，随时可能准备占领北平。他写道，想要和平已经不可能，应该对日本绝交，然后宣战。
然而，蒋介石真可谓是“思想斗争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在平津失陷之后，蒋介石在8月1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注意：一、宣战时间与作用。”可见，蒋介石在对日宣战的问题上，始终难下最后的决心。
不仅蒋介石如此，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也对对日宣战的事情进行过多次的磋商，但最终未置可否。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从7月11日起，每天都在何应钦的官邸召开战事汇报会议以及战略讨论会。三天之后，何应钦向与会的人员报告，蒋介石有意公开发表一份“申明书”，并嘱咐外交部草拟文稿。
“申明书”表明，虽然现在国民党并未声明宣战，但仍需说明和平愿望。也就是说，国民党高层此时并没有决定对日绝交、对日宣战。所以，草拟“申明书”仍需体现和平的要义。
又过了两天，即7月16日，国民党军事指挥部对于这一次战争究竟是“局部化”的战争还是“全面化”的战争进行了讨论。
何应钦认为，如果是全面化的战争，那么对日宣战就无法避免，就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而这究竟是对国民党有利？还是有弊？仍需要再研究。
7月17日，研究的结论出炉了。
结论认为，如果中日双方绝交，成为交战国之后，那么，依照日本海军的绝对优势，日本可以通知其他国家禁止我国进口一切军需品以及军需原料，并切断我国的海运通道。我国实力不强、经济落后、军备落后。到了紧要关头，就会落到窘迫地步。
根据以上原因，“研究”决定，“不宣战，不断绝外交关系。”
然而，必须要注意的是，当国民党高层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已经在全国发布了。
其实，国民党高层就是否宣战，内部一直存在着争论。而蒋介石也始终下不了最终的决心。
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1937年8月7日，国民党各界军政要员齐聚南京，召开了国防联席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和确定对日的总方针以及最高国策。
早在8月1日的时候，蒋介石就秘密致电了延安的中共中央，并邀请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代表团到南京共商抗日大计。尽管那时，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还没有形成。
8月2日，蒋介石还邀请了一度闹得不愉快的广西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前往南京，还专门派出了水陆两用座机，由德国籍的飞行员驾驶，去桂林接二人来到南京。
在这前后，戴笠、冯玉祥、阎锡山、刘湘等人也陆续抵达南京。一时间，南京各路人物云集。
8月7日上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国民政府礼堂召开了会议，并由蒋介石主持、致开幕词。当天晚上，国民党政府又在南京中山东路的励志杜礼堂召开了国防联席会议，党政军界的要员齐聚在这里。
这是一次更加重要、更加机密的会议，是国民党高层确定对日最高国策的会议。
蒋介石仍旧主持会议，并首先致词。时任国民党的参谋总长程潜报告当日上午国防会议的经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报告卢沟桥事变以来战况；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吴思豫报告敌我形势与我国四个战区和预备军的划分。
之后，国民党高层要员就是否真正抗日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争执。
然而，都到了这一个紧要关头，国民党高层的内部还存在着不同的态度：有的人主张宣战，有的人主张求和，甚至有的人主张对日本再次妥协退让，并组织“俱乐部”，边打边谈。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然还有许多人主张将“卢沟桥事变”作为“地方事件”来解决，最好不要让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干涉。甚至，有的人还想向日方“道歉”，换掉驻扎在当地的军队。总而言之，国民党高层内部在“是打还是和”之间，摇摆不定。
国民党要员们议论纷纷，在休会的时候还争着还争执不休。其中，议会中的“军统特工王”戴笠也出席了会议。
戴笠大多数时候跟着蒋介石的思想运转，如果蒋介石要反共，戴笠就想方设法地反共；如果蒋介石要和谈，戴笠就把要在重庆“杀毛立功”的特务缴枪拘禁。唯独对于抗日，戴笠的立场难得明确。
因此，在休会的时候，戴笠站起来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
然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我们的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
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
戴笠的意思是说，要主动打起来，不要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就像猪吃饱了，吃得肥肥壮壮的，等养猪人过年杀猪待客，到时候任人宰割，那就不好了。
在场的其他国民党要员听了这句话之后，震动很大。
戴笠说这句话，可并不是出于什么民族大义，而是因为他自己手下掌管军统特务人员。如果其他人不出力，老是让自己的特务奔走在一线，那么日本鬼子真的全面开打的话，自己也扛不住。
况且，自己的军统在在抗战中的表现，也与当时的中国同呼吸，共命运。主动抗战也是一次机会，如果军统能够趁机在抗战中壮大队伍，提升地位，也未尝不可能。
因此，戴笠想来想去，觉得打还是要比不打的利益大一些。
因此，在会议的最后，国民党高层终于正式确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政策，并确定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即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
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高层还决定开辟淞沪会场，把日军的主力从华北吸引到长江流域，避免日军从华北进入山西、陕西包抄四川；或者从华北沿平汉铁路迅速攻占武汉的不利战略态势。
1937年8月13日，按照原先拟定的作战计划，中国军队进攻日本驻上海的屯军，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中国之领土完整，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8月15日，日本发表声明：“为了惩罚中国军队的暴戾，促进南京政府反省。今即采取断然措施。”因此，日方单方面宣布从9月2日起将“华北事变”改称为“中国事变”。这也暴露了日本谋划全面占领中国的狼子野心。
短短一个月，日本蓄意挑起的战争就由卢沟桥事变扩大到平津地区，并迅速扩大到华中地区，中国的半壁江山已然陷于炮火硝烟之中。
淞沪会战刚开始时，张治中率领第九集团军奋勇反抗，中国空军协同作战，日军伤亡惨重。因此，开战初期，我国收复了部分失地。
可随后，日军不断增兵，由八月中旬的“上海派遣派遣军”到11月扩编为“华中方面军”。而国民政府则派中央嫡系军队、粤军、桂军、鄂军、川军、东北军等投入会战。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投入达28个军、8个师、4个旅，共计70多万人，占当时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而日本方面则投入了2个军，9个师团，达30余万人，比华北战场的日均整整多出了10万人。因此，抗日战争的主战场由华北转移到了上海。
淞沪会战格外激烈与残酷，涌现了四行仓库的800壮士孤军奋战，坚守阵地；也涌现了空军二大队分队长沈崇舍身驾机撞沉了日军一艘巡洋舰。
11月8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使得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决定全线转移预设的退守防线。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
然而，由于蒋介石常年痴迷于应对共产党的威胁，因此戴笠也一直致力于此。在上海爆发战争之后，戴笠的情报组织仍然不断在市区逮捕共产党的嫌疑人。
尽管国民党官方表面上组成了统一战线，其在共同抗日的宣传方面有所妥协，但戴笠也只是比以前做的稍稍隐秘一些而已。
但是，不仅戴笠有军统，有特工，日军也有反情报组织。于是，日方开始出动搜捕每一个特工。为了保住他的军统，戴笠不得不撤退了。
[1]经盛鸿,房晓蓉.确立全面持久抗战国策的国防联席会议[J].档案与建设,2015(04):48-52+72
[2]团结报团结网，一九三七年的国防联席会议，201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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