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诊药物咨询室也好，用药窗口也好，现在许多医院都要求设立，但处境尴尬。用药咨询服务既要求药师们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工作内容却着实单调乏味，收益也低，严重影响着药师们的热情。怎么才能改善这一困境？
作者：丹萌
来源：医学界临床药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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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门诊2楼的药房隔壁，有一个小房间，几平方见开的地盘，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柜子，就填满了整个空间。
那是瑞金医院门诊药物咨询室，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瑞金医院的临床药师在这里进行用药咨询，瑞金的临床药师团队有十多个人，从2010年开始，他们每人每周轮班坐半天“诊”。
今天下午，轮到药剂科临床药学组组长张伟霞。
她敞着药物咨询室的大门，坐在桌子前，面对排队取药的人群，等待着回答各式各样与用药相关的问题。
但尽管开在药房旁边，还有各类标识引导，一个下午，光顾这里的病人不过20来人。
取药窗口始终排着长队，却鲜有人望向右侧的小房间。
用药咨询服务，需求量大，但现实尴尬
事实上，像瑞金医院这样能单独分出一个小诊室并安排临床药师解答患者用药问题，还算是“幸运”的，至少张伟霞可以花十几分钟时间从容地向病人解释怎么使用气雾剂。
而在许多医院，因为药师人手缺乏，难以排班，通常只会在药房旁边设置一个用药咨询窗口，但隔着窗口，沟通不便，别说回答问题，即使是一些药师必须叮嘱病人注意的事项，病人有时也懒得听完，拿了药就直接离开。
“我有一次看一个病人拿了栓剂，就问他知不知道栓剂怎么用，他很不耐烦地说，药不就是吃吗？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我都来不及追上去。”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药师说。
坐在药物咨询室里的张伟霞，等来的许多问题还不如栓剂的使用方法“高级”，诸如“厕所怎么走”、“化验单在哪里取”一类的问题，她都不得不耐心地一一解答，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病人问起两个药物有无相互作用，临走却留下一句“我本来想去问医生的，但是你们瑞金的电梯我挤不上去，看到这里有个房间，就顺便来问一下。”
“来的最多的病人是问这个药有没有，或者那个药价格多少。”如今已是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药剂科临床药学组组长的翟晓波回忆起自己最初进行门诊用药咨询时的光景，还是有些不悦，直说“没多大意思”。
他只在用药咨询窗口待了2个月，便毅然向领导申请在门诊大厅里摆一张桌子，标明自己副主任药师的身份和可以进行用药咨询的职能，在门诊大厅里“坐起了诊”。
他从不觉得患者没有用药咨询的意识，远离了药房，他遇到过许多“靠谱”的咨询。比如一个冠心病病人，看到自己的处方里有阿司匹林，拿着说明书问他，阿司匹林对肾功能衰竭者禁用，他肾功能不好，能不能吃？
这一问，把翟晓波的“职业荣誉感”给问起来了，他接过病人的化验单，看到病人的肌酐在300左右，便告诉他，他并不是严重肾功能衰竭，吃阿司匹林没有问题，而且即使有尿毒症，也可以边做透析边吃阿司匹林。
“病人的需求量是很大的，”那时候，他常是半天就能遇到3、40人的用药咨询，一些复杂的合并用药问题纷至沓来，人多的时候，小桌前能排起长队。
培养一个合格的药师有多难？
翟晓波敢在门诊大厅摆出咨询台，是有专业上的底气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临床药学刚起步的时候，他就从事起临床药师的职业，跟着医生们一起上下班、查房，甚至一起值夜班、上急诊，花了两年时间，把内科所有科室轮转了个遍。
为了对医生用药是否正确做出准确判断，他恶补病理生理学、内科学、诊断学等大量临床知识技能，从一开始连心电图都拿反，到后来看得了各类检验单，被东方医院的同事称为“百科全书”。
但要做到这样的程度，对于没有临床知识的普通药学生来说并不容易，与翟晓波同期的药学生后来都转了行，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下来。
相比之下，有着临床医学本科背景的张伟霞在走上临床药师的道路时，系统的临床知识为她提供了不少助力。
但她也觉得，现在的临床药师培训时间太短，许多二级医院的临床药师，送到瑞金医院进修，只有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如果不额外下苦功夫，培训结束，临床知识不扎实，很难胜任临床药师的工作。
“人家医生至少有3年规培，现在还提倡专科培训2年才能当医生，我们不过半年一年，那能当临床药师吗？差得太远了。”翟晓波说。
到头来，接受了培训的临床药师或“有幸”继续接受医院自己的培训，或硬着头皮走上临床药师的岗位。遇到回答不了的问题，就建议病人再问问医生，“长此以往，会把自己声誉给毁了”。
提供用药咨询，免费不是长久之计
翟晓波的用药咨询服务只在门诊大厅里存活了5个月。
门诊大厅常年人声鼎沸，做咨询常要扯着嗓子喊，很是吃力；排队的病人越来越多，也让他难以招架。
“更主要的原因是不收费。”翟晓波直言不讳地说，“就像医生可以偶尔做个义诊，但是高级的咨询，都跟看病一样了，不挂号，那是不能长久的。”
药师收费，是全国药师都在关注的事。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药学服务收费是专业技术服务行业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美国，药师教会一名病人使用气雾剂就可以收取几十美金的药事服务费。
但在中国，这一制度始终未能落地。
许多医院各自想起了“对策”。有的医院为临床药师开设抗凝门诊，收取一定的挂号费和咨询服务费；有的医院，在专家特需门诊时，允许临床药师陪同，在医生处方完毕后，由临床药师对患者进行用药教育，并与看诊专家协议，拨出医师服务费中的一小部分给临床药师。
翟晓波也开始让组里的临床药师跟着专家看特需门诊。
在他看来，这是一次“三赢”的尝试，“专家可以更专心地看病，病人也能对医院的服务更满意。”
但这都是各家医院为了提高药师服务质量、推动药师角色转型各自想出的方法，更理想的情况，还是应该让收取药事服务费这一制度全面落地。
一个好消息是，就在今年9月，国内多个医药学术团体组织业内专家经过反复讨论和推敲, 达成了《中国药学服务标准与收费专家共识》，其中就包含对“药师咨询服务”收费的建议。
当数十名专家开始为药师收费联合发声，对于改善用药咨询服务的明天，药师们或许能多一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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