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本文排除生理与遗传族群，好比天生的反社会人格、虐待他人以获得快感的变态，以及心神丧失的精神病人，仅针对在极端情况内的普罗大众。
既然有坏事，什么又是好事？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好与坏、善与恶的关系与定义始终有争论，一派认为有绝对的善，一派认为这些都是价值判断，仅具有相对性。
两派说法都对，好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塞维奇，她说：“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无所谓恶，因为恶可以通过艺术家成为美的事物。唯一的恶，就是杀人。”亚历塞维奇的说法体现了好坏、善恶的相对与绝对，也回应了今天讨论的问题本身。
我们做任何事，都叫“做”事，但做“坏”事则是一种道德判断，无关行动本身，而是由一个人的道德观决定。前者只是做或没有做，后者是就事论事，给予道德评价。
合乎道德的事，不见得会让我们感到快乐，也就是所谓的“爽”。有时我们择善固执，在于我们的理性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即使需要禁欲，甚至牺牲，我们仍坚定不移。
但做这样的“好事”对你的家人来说可能是坏事，因为你的牺牲可能让一家老小顿失依靠。好比在电影《蓝色茉莉》中，贾丝敏的老公靠诈骗维生，她也是共犯结构的一环，凭借老公诈骗所得能让自己过奢侈日子，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发现老公出轨，她愤怒地向FBI检举，导致家破人亡。她的决定满足了一时的爽，但让老公从此成为阶下囚，自己失去生活支柱，儿子从此埋怨她。
莫把坏事看成小事
日常生活中，小小的作恶让人得到某种快感，譬如贪图方便丢烟蒂；为了上班不要迟到，上地铁不排队；为满足自己，冒女友怀孕的风险不戴套等。这些坏事之所以做了会让人爽，在于通过这些被我们判断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能让我们获得更大的满足。
然而，诚如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言：人类对于低概率往往反应过度，对高概率经常反应不足。好比明明搭飞机的死亡率远低于交通意外，但人们更畏惧飞行。中乐透头奖的几率比被雷击还低，却在开奖前抱着高度期望。
做坏事带给我们的，更多是对生活的想象，这种想象使我们跳脱生活常规，使我们感觉不受拘束。简言之，那些小小的坏事，让我们感觉自己重获自由。
相反地，今天会让这些坏事成为一种自由，反映出一个社会对我们的禁锢，以及对自由的剥夺。也就是干“好”事不够爽的原因，因为那个“好”的价值并未真正被我们内化，还可能是我们生活压力的来源，而逃离压力是人之常情。
因此我们要深思的是“为什么干好事不爽”，当中似乎反映出人们对自由的不理解。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读书学习，长辈们耳提面命的都是“读书好能换到好工作，好工作能赚到好多钱，好多钱才能有好家庭、好生活，拥有这些才成功”。那么这样一个孩子，他从来没有机会理解什么是自由，因为生活的好与坏都被这些价值观限定住。成绩、事业、头衔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
当我们越是服膺外在价值，我们就越不自由。因为我们越看不清楚自己的面目，好像我们没有自我，而是他人组合出来的机械人。
于是我们干起坏事，想象超低概率的天堂能够降临，若不抱这些希望，生命与死无异。
做坏事的勇气
小小的越轨能让我们在被安排的人生中，获得一点自由。
我想起一位朋友，她酷爱开车。她说人生中没有什么是她自己决定的，只有握着方向盘，才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常人在生活中通过做点坏事，以获得快感，是对自由的呼喊，也是有意无意地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愿意用多大的代价换取自由？
每一件越轨的事，都是对自由的探问，也是换取自我存在价值、获得存在感的方式。这也是有些青少年叛逆的原因，他们渴望被看见，即使用造成伤害的方式。
我们做的坏事越来越出格，意味着我们对生活的不满越来越多，也愈加渴望真实的自己能够破茧而出。那些坏事让我们感觉自己和其他机械人不一样，我们还具备对生活的掌控力。
随着社会越来越自由化，过去某些坏事不再是坏事。曾经同性恋与SM都被污名化，现在相关族群皆能各取所需。
表面上，坏事似乎将因此减少，但我想做坏事的人还会继续存在，甚至可能增加。只要仍有许多人对自己一无所知，不明就里地活在他人期望中，被社会压力逼得喘不过气，就仍有通过做坏事来纾解压力的需要，只因这些坏事就像一面镜子。每个人都需要看见自己，以及被看见，好面对内心的恐惧，恐惧有天被世界遗忘，或者忘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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