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去了一次湖北省博物馆，看了很多馆藏珍品，但除了曾候乙编钟，我竟然不记得其他国宝的样子了。
当时的曾候乙编钟就挺让我吃惊，作为一件乐器，它的体形真是够大的，于是我站在它面前，对着它发呆了很久。
后来听了编钟演出，想不到体形这么大的家伙，奏出来的旋律却是轻柔悦耳，大有让我心神安定，忘却疲惫的感觉，它再一次成功地把我惊到了。
但也仅仅如此而已，那时我并不知道它真正独特而卓越的地方，我只是凭着那点直观的印象记住了它，甚至有点喜欢它。
直到偶然在图书馆遇见一本老书，探索发现系列的《国宝传奇》，再次见到关于曾候乙编钟的文字与图片，我才知道，它的65枚钟，每组钟的名称、大小、用途都不一样，按照发音原理排列组合；它的纹饰、它的漆色、它的立柱武士形象、它的铭文都有讲究。正是因为这些，它成了我国，乃至世界文物史上的瑰宝，被誉为“世界奇观中独一无二的珍宝”，“精神世界的圣山”。
就像年少时遇见的那个少年，一开始只是被他的容颜吸引，慢慢走近他，了解他，被他的内在征服，才真正地爱上了他。
“看”文物与“读文物”的区别大约也是这样，如今回忆起曾候乙编钟，我对它的痴迷似乎又深了一分。
《国宝传奇》以通俗易懂的语言，120幅清晰的插图，娓娓道出61件国宝的前世今生，我在那些淡淡的叙述里，或惊叹，或庆幸，或遗憾，或痛楚，我想，我是真的爱上它们了。
世间最让人惊奇而震撼的，是那些诞生于并不发达的时代，却是今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也无法复制的古物。
比如红山玉龙。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红山玉龙，来自距今5000到6500年的红山文化，它整体像个“C”字形，也像甲骨文中的“龙”字，用一整块玉料雕成，用了圆雕、浮雕、浅浮雕等技艺，上面刻着猪的头、马的鬃、蛇的身，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有一种风中飞舞的动感，被赋予“中华第一龙”、“天下第一龙”等赞语。
其实，红山玉龙最神奇的地方，是它的平衡性，它背上有一个穿孔，如果用绳子将它悬挂起来，它丝毫都不会倾斜，头和尾始终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据说，赤峰市的玉器市场曾经仿制过很多玉龙，但没有一件能像这样计算精确，基本上一系上绳子都会失去平衡，很难想像，在工具高度不发达的新石器时代，先人们是如何测算准确，又是如何雕出这样精美的玉龙的。
再比如神针绣画。
明朝嘉靖年间，曾经诞生过一代刺绣名品——进士顾名世家族独创的“顾绣”，对后来发展起来的苏绣、湘绣、蜀绣，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顾名世的孙媳韩希孟，是顾绣集大成者。她善于画画，将刺绣与绘画结合起来，以针代笔，以线代墨，运用独特的针法与配色技巧，临摹了很多宋元名画，使绣品达到了“不是绘画，胜似绘画”的效果，被当世誉为“画绣”。连当时的著名画家董其昌看到她的绣品，也忍不住惊叹：“此非人力也！”
只可惜，顾绣因讲究艺术境界，对刺绣人的艺术修养有很高的要求，而且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一幅作品有时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工夫，对它的普及形成了制约。到了清代末年，顾绣慢慢从历史舞台上退却，终至消失无痕。
而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韩希孟《宋元名迹册》，成了顾绣的遗世珍品。
这样的人间奇珍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在惊叹这些器物的时候，总是为先人的智慧深深折服。
有多少次，那些国宝，因为凡人不识它们的真面目，差点就淹没在了滚滚红尘中，直至消失，所幸，有识宝的眼睛发现了它们。
“菜瓮”竟然是国宝。北京西华门外曾经有一处真武庙，庙内有一个大菜瓮，常年贮满了水和石头，代表着“南海普陀”的含义。乾隆十年的一天，乾隆帝偶然瞧见了这只大瓮，非常吃惊，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元代的著名玉雕——渎山大玉海，他立刻命人以千金将其买了回去。
渎山大玉海是忽必烈亲自下令锻造的皇家大酒缸，数百名工匠用一整块黑质白章的巨型玉石，历时五年才完成，体形巨大，颇有蒙古汗国粗犷剽悍的风格。酒缸呈墨绿色，上有白色、黑色、紫色等不同的花纹，通体雕刻着海浪波涛，还有在波涛中浮沉的龙、马、鹿、猪、海龙等等，令人叹为观止。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玉制酒器。
这样一件宝物，幸好遇见了对诗画古玩都有研究的乾隆，它终于结束了贮水装石，日晒雨淋的日子，被安放到了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内。200多年后，1988年，人们又在北京法源寺发现了它的底座，底座八面八足，双层石雕，刻着浪花、龙兽等图案，气势恢宏，与酒缸浑然一体。
西周铜盘曾作喂马槽。清同治三年五月，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军追剿太平军，占领常州后住在护王府内，某天晚上，他听到马厩内传来金属撞击声，原来是喂马槽被马笼头上的铁环撞响，木质的喂马槽怎么会响呢？他命人将马槽清洗干净，发现竟是一个精美的大铜盘，根据上面的铭文，刘铭传推测这件器物年代久远，价值不菲，于是偷偷将它运回家乡安徽肥西刘老圩，临终前交代子孙要保护好这件国宝。
纸终究包不住火，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闻讯而来的军阀、日寇、国民党一拨又一拨，刘家子孙一直守口如瓶，为了躲避日军，他们带着宝物举家逃亡了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把宝物献给了国家。那时，宝物在刘家已经待了86年，传承了四代人。
经鉴定，宝物名为虢季子白盘，是西周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底下四只曲尺形的足，口沿饰有纹饰，是目前已出土的最大青铜器，更珍贵的是，它内侧底部的111字铭文，记述了白盘铸造的原因，其中包含某次军事情况的重要史料，铭文笔法还为书法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
如果不是刘铭传，这件重要的国宝不知将是何命运，如今它安然地待在国家博物馆，供世人瞻仰。《国宝传奇》里记录了多件这样的宝物，它们或被孩子当成玩具，或被当成废品贱卖，或在战乱中命运坎坷，最后它们能在博物馆找到归宿，于它们，于国家，都是何等幸运。
可是，总还有些国宝，或远隔重洋，或不知所踪，令人唏嘘。
人生最大的痛，莫过于骨肉分离，亲人失所。而原本是一家子的国宝天各一方，或者是国宝消失无踪，同样令人痛惜。
天涯相隔的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是唐太宗开创大唐伟业时乘过的六匹骏马，它们伴随李世民浴血奋战，最后都战死沙场，每一匹马都有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为了纪念它们，同时也是纪念自己的功绩，唐太宗命著名画家阎立德设计并组织雕刻昭陵六骏。六骏被刻成巨大的青石屏，安放在今陕西礼泉县的昭陵。
昭陵六骏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传神地表达出每匹马的不同神态与个性，每个观赏它们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昂扬向上的力量，很多诗人为它们写下过动人的诗句，就连鲁迅都夸赞它们“前无古人”。
只可惜，这样前无古人的文化遗产，民国初年国家动荡之际，竟被一个德国人盗走了其中的二骏飒露紫和拳毛騧，当地群众发现后，将二骏推下山崖，被陕西军阀张云山得到，后来又落到了袁世凯儿子袁克文手上，这位花花公子将它们私贩到了美国，作价12.5万美元卖给了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1918年，其余四骏又遭遇了美国商人的一次偷盗，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虽然尽力拼合，却难掩伤痕，再难恢复最初的样子。那被盗走的两骏依然远隔重洋，如今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复制品。
据统计，中国至今有1700万件国宝流落他乡，有的尚有档案留下，有的却没有留下丝毫线索，不能不说是国家之痛。
不知所踪的永乐大典。
更令人遗憾的，是那些不知所踪的文物。
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下令编修一部大型类书，系统收集古今流传的各种书籍七八千种，耗时五年，编成字数3.7亿、卷宗22877卷，装订成11095册的《永乐大典》。
嘉靖三十六年，宫中一场大火后，嘉靖帝下令将《永乐大典》重抄，将副本另外保存，为加以区分，分别将它们称作“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明朝灭亡后，正本就离奇失踪了。而副本在清朝几百年间，经历了无数偷盗、焚毁、掠夺后，1万多册竟然只剩下了64册，这样的损失真是令人痛楚。
61件国宝，件件背后都有故事，它们有时像仗剑走天涯的壮士，慷慨激昂；有时又像月下漫步的少女，神秘朦胧。它们带着某个时代的印记，以及曾拥有它们的人的情感，穿越时空而来，诉说着曾经的传奇。
读懂了它们，就读懂了曾经的文明与历史，也读懂了一个伟大民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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