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中学历史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唐代之前中国经济的重心都在北方？这不科学啊！南方气候湿润，日照充足，河流密布，自然地理条件要远远优越过北方，为什么在中国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是北方胜过南方，北方代表着先进，南方代表着落后呢？
最近读了《瘟疫与人》这本书，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角度，瘟疫阻碍了南方的发展速度。
当然了，自从“鼠疫灭亡了明朝”这样吸睛的观点爆出来后，瘟疫阻碍一个区域的发展已经不算什么特别震撼的观点了。但这个观点的证明难度是很大的，从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史的假设来看，中国经济重心由北方转到南方，不过才1000多年的历史，在此前三千多年的历史中，都是瘟疫在阻碍南方的发展？
作者自己都承让这个观点很有“想象力”，那么他会怎么去论证，怎么圆回来呢？
如果从地域上来看中国文明的发展，我们很容易发现，北方文明的发展明显是早于南方的，并领先南方文明。而影响中国早期南方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疫病。
我们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在中国早期——在书中将这一界限定在了汉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重心都在北方，中国文明也就约等于中国北方文明，从春秋战国到两汉王朝，中国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趋势，并且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一统正式成为定势。之后，社会阶层和统治思想也基本确立。
▲秦朝疆域图
总的来说，地主和税务官征收的税收尽管繁重，但还没有过度到使得中国农民难以满足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要求；否则，中国人口在黄河流域冲积平原和邻近地区，就不会进行缓慢却极其壮观的扩张，乃至向南进入长江流域；中国农民也不会为建立其上的传统文化和帝国结构提供不断强固的基础—尽管存在为数不少的地方性乃至全局性的问题。
现有的文献还不足以使我们准确地把握中国扩张的脉络。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汉代终结，南方的巨大拓展并没有发生。换言之，从开始“驯化”黄河流域冲积平原时起，差不多过了1000年才在长江流域出现了类似的进展。
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南方扩张的缓慢呢？
乍看起来，中国人在移居南方方面的迟缓，可能令人不解。因为这里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政治—军事障碍；其农业生态又有利于定居：温热的气候意味着更长的生长期，丰沛的降水消除了经常威胁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灾之虞。
而且，长江在流出西部群山以后即在湖区穿行，没有沉积物淤塞下游河道导致像黄河那样高悬河床的棘手问题。这里的堤坝和人工渠网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样的压力，构成黄河流域历史特点的可怕的、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技术难题在此处也并不存在。
▲长江流域图
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现实优势，一种既不见于史料也不见于人的肉眼，但我们仍然相信是非常强大的因素，却隐然阻碍着文明的农村和城市生活迅速而成功地拓展到中国文化摇篮以南的地区：拓荒的中国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农业地区的同时，也正在攀爬异常陡峻的疫病阶梯！
在中国，从北到南气候发生着巨大变化。
群山——我们众所周知的秦岭即是代表——的阻隔使长江流域在冬季免受从蒙古高原吹过黄河流域的寒冷而干燥的西北风的影响。而在夏天，当季风反方向吹来时，来自南海的湿热气流则保证了长江地区的充沛降水。同时，由于夏季季风在穿越山岭到达黄河流域之前已降下了大部分雨水，黄河流域的降水经常不足以抵抗非灌溉区的破坏性干旱。
结果，中国北方与南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候类型，南方湿热的环境中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在整个黄河流域，严冬杀死了那些无法借助冬眠抵御漫长严寒的寄生物；携带有疾病的南来寄生物更难以幸免，它们根本不能适应北方寒冷而干燥的气候条件。
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则不然。习惯于北方疾病环境的人们，在适应南方迥异的疾病方式时不得不面临着可怕的问题。
当然，中国农民在黄河流域将旱地转化为灌溉农业的时候，肯定也经历了从未遇到过的可怕疾病，中国农民适应这一考验和更显著和更耗时的技术层面上的调整基本是步调一致的。
农耕技术上的发展和调整，政治上的统一和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发展，与微观上的适应疾病——也就是适应环境——的调整基本是齐头并进的，我们讨论疫病阻碍了中国由北向南的扩张，就必然要明白在北方，疫病已经不再称得上是一种阻碍力量了。
▲北方旱地农业
但是，当中国农民从半干旱的黄土环境转为稻田里长时期的涉水劳作时，这种转变肯定会产生显著的后果。事实是，不管传染病如何盛行，新的传染方式都没有阻止人口的稳定增长，否则国家将得不到足够的人力用于不断扩大的堤坝和水渠网的修筑和维护，更不必说用于不断升级的大规模战争了。
事实上，当稳定的帝国政府所需要的统治和道德基础与有关的工程技术一起，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被建立起来时，除了疾病的障碍以外，已经没有别的什么因素能阻止华中和华南的快速开发了。而中国移民只是在5～6个世纪之后才完成了对长江流域的定居，这一事实只能凸显疫病障碍的巨大。
简言之，来自干冷北方的移民的大量死亡，使得南方在人口上无法迅速地发展起来。
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抽象的推断。我们几乎没有指望从古代文献中发现这些危害人类的病原体究竟是哪些。不过，古人在书中还是多少显露了他们对南方患病危险的意识，司马迁就曾写道：“江南地卑湿，人早夭。”他还提到这一地区“地广人稀”。
这是权威性证据，因为司马迁为写史曾亲身游历这个地区。在后出的文献中，南方之有害健康被视为当然，供南方游历者阅读的小册子为这里的恶疾开列了一些新奇的药方，但作用无疑非常有限，据史载，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且死亡率却高得出奇。
现代疾病的分布，仅就能够在中国地图上加以标识的而言，也证明了这一预期，即在湿热的南方会罹患更多的传染病。许多现代病的地域界线正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气候模式的差异表明这样的疾病梯度乃自古已然。
然而流传至今的中国医学经典通常掩盖了地域的差异性，因为中国医家习惯于将他们所认识的一系列疾病都围绕着流行的节气来组织。他们所记载的某些疾病，像疟疾，今天或许还可以辨认得出；但对于许多别的疾病，想把它们同现代的传染病对应起来，则如同要把盖伦（Claudius Galen，古希腊名医）的用词翻译成20世纪的医学术语那样困难。
▲目前，我国南方地区是登革热疾病的高发地
疟疾，尽管偶尔也出没于北方，但只是在南方才成为现代的健康问题， 事实上它可能构成早期中国南扩的主要障碍。另一种蚊子携带的疫病——登革热也影响着中国南部。像疟疾一样，登革热可能很早就存在了，静等着北来的没有免疫力的移民自投罗网。
热病，包括定期复发的疟疾类热病，在中国古代的医学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也表明了它在中国人的早期扩张中意义重大。中国19 世纪的本草学提到几种有效的退烧剂，甚至在欧洲医生的眼中，其有效性也可与进口的奎宁（Quinine）并驾齐驱。
血吸虫病是现代华南和华中的另一重大卫生问题。它的分布也可能与气候界线相符。近期考古发现了一具确定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的尸体，保存完好，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慢性血吸虫病的症状。这也证明了早在拓荒者把长江流域发展到类似北方的水平以前，这种疾病在中国已经存在了。
▲血吸虫病患者
总而言之，在大约公元前600年后，中国人在应对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严酷环境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无论是在物质技术上、政治上，还是在传染病的适应上。他们在大约公元前200年以后，又同样成功地在食物生产者和寄生其上的统治者之间形成了可持续的相当稳定的平衡。
然而，在北方的成功并没有顺利延续到南部地区，虽然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早已处于中国政治的覆盖之下，但知道汉朝消亡，因疾病造成的障碍使得南方地区仍然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有机整体。我们虽不能夸大疾病的作用，但我们应该很明显的看到，疾病在中国扩张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阻碍作用。
我们自然无法将对南方的文明扩张的缓慢归因于疫病的阻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疫病的的确确在文明发展的道路上扮演了拦路石的角色。
正如作者所言，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抽象的推断，但这些推断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瞎说，而是基于史料的大胆想象。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我们经历的生老病死会对文明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正如千百年前的人们不会认为在瘟疫中挣扎的他们在历史上扮演了什么重要的角色。
但千百年后，会有人和我们产生一样的感觉，他们看着前人，总结问题，得出各种结论，却忽视身边飞过的蜉蝣。而蜉蝣穿越时空，化作文字，成为铭记历史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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