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所要研究的作家是在德语文学批评中经常与罗伯特·穆齐尔和弗兰茨·卡夫卡相提并论的奥地利著名作家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赫尔曼·布洛赫（1886~1951）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奥地利小说家。他的写作手法深受乔伊斯、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就是194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维吉尔之死》（Tod des Vergil），小说描写了这位罗马诗人临终前18小时的内心活动。当这部小说第一次用德文和英文出版的时候，就有人拿它的实验性同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相比较，认为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堪与《尤利西斯》相媲美的经典之作。而本文正是尝试对布洛赫后期这部号称最重要、最复杂、也最著名的长篇小说进行阐释。
文学文本的阐释并不是要固守历史的事实性，把文本中的精神还原为历史事实，而是要寻访文本中所蕴含着的对现世个体生命的意义，个体通过精神的这种建构活动来超越给定的现实，修正无目的的世界，确立自身在历史中的生存意义。意义追寻可以说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本质。而这也正是人文科学的基本特点，即只关涉事实意义，不关涉事实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阐释就是要探寻文本中的现时意义。但是这一现时意义决不是对于个人而言的意义，这一意义应该具有客观的普遍有效性。这里所谓的“客观性”，乃是诉诸于人的价值意向的客观性。人文科学所获得的客观性不关涉经验事实，而是人的灵魂定向，人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真实的普遍内在要求。所谓“客观”在此意味着，“意义真实必须能向每一颗心灵开启，满足每一个人对价值意义的内在意向，依靠其全部真实的力量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使人在内心中切实感到它的亲切和确定。”
价值真实应该具有普遍共享的性质，并不依随个人的意愿而随意变换。真实的价值意义应当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富有价值，都有意义。而其所获得的客观性简言之就是能够面向每一颗心灵的绝对的价值真实。而在探寻绝对的价值真实方面，最佳的方法莫过于通过价值现象学进行意义追问。
作为方法论，现象学的方法本身具有本质直观的特点：“现象学处于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之间。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是非常深刻的主张，它们深刻感受到世界的变化不定，难于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来把握，这正与形而上学相对；现象学则认为在变化的现象中能够把握到本质。”
现象学要求在现象中把握本质，即是说“现象”要先于“本质”，或者可以说“本质”是其“现象”所塑造的。从价值现象学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追问能够面向每一个心灵的绝对价值真实时，我们不能去统计分析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然后确定其共同的心理认知特征。相反，价值现象学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到的只能是人类浅层经验的结果，不能说明人类心灵更深处的问题。价值现象学认为，所谓“主观”与“客观”并不存在对立，个体的“主观”经历经过现象学还原就可以化约为普遍原则。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看，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深入分析某一文本的精神意向，而直接把握到普遍绝对的价值真实。所以，用价值现象学的方法解释文本，就意味着去追问历史文本当中所包含的超历史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和价值。
问题是：谁来承担这追问？同样只能是个体的思想者。人的价值意向的普遍客观性、人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真实的普遍内在要求，价值现象学的这个基本要素使得个体通过文本追问普遍有效的价值与精神意义成为可能。虽然文本的真实意义只能在个体的精神与价值意向中浮现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其历史主观性展开精神追问。恰恰相反，价值现象学追问的价值意义乃是普遍有效的。而这种绝对的价值真实绝不会是经验形态的东西，只能是超验形态的真实。如果价值真实来自经验现实和历史文化形态，就根本无法确保其真实性了。
基于这一前提，个体必须突破历史文化形态造成的事实性，而应当关注终极价值问题。对终极价值的信念，基于对任何时候都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两个基本问题：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应该是什么，世界的命运亦即这个世界中我与我的同类的命运应该是怎么样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才是个体通过文本所要追问的终极问题。个体完全有权利追问：历史中的思想价值传统是否能够解答现时生命所提出的问题，是否能使现实历史中的个体生命借此找到真实的安身立命的根据。询问历史中的精神文本，询问另一种形态的精神，意味着要求它对现时历史负责，要求它对精神困境给出确实可靠的解答。正是凭借着个体的这种权利，笔者不得不询问：诗人维吉尔为什么要焚毁《埃涅阿斯纪》的手稿？维吉尔在死亡体验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与认识？对于经典文本的阐释也因此将最终演变成一场通过价值现象学追问绝对价值真实的对话。
本篇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探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布洛赫在时代中的定位”，即主要探讨在其所在时代，布洛赫与世界的关系。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都是他的时代的产儿，布洛赫也不例外。布洛赫的一生反映的乃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史，现代虚无主义的盛行造成了整个欧洲文化都陷入困境之中，这是一个绝对真实与终极价值遭受质疑的“价值崩溃”的时代。布洛赫自己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这里讲述的是一个问题的历史，这个问题恰好与我同龄，这个问题在我的眼前不停地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自传。这个问题就是绝对的丧失的问题，是相对主义的问题，在相对主义那里，已经没有绝对的真理，绝对的价值，也没有绝对的伦理，简单地说，那就是作为问题与现象出现的那个巨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简言之，布洛赫的一生即是不断追求绝对的价值真实的一生，是坚决反对虚无主义的一生，本章中对布洛赫生平和作品的介绍就是要将布洛赫所遭遇的时代问题加以还原。另外考虑到，在小说家布洛赫逝世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在目前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奥地利作家，他的任何一部作品或哲学随笔都没有得到过译介，只有零星的言论现诸于世，或者只在相关的文学史及工具书中稍有提及。而本文则是国内第一篇以布洛赫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所以笔者在第一章当中特意增加了有关作家生平的叙述，希望能够弥补一些缺憾。
鉴于布洛赫是一位象牙塔作家（poeta doctus）的事实，对于布洛赫作品的阐释很难绕过布洛赫本人的哲学思想。所以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是对布洛赫的思想（哲学与美学）进行意向性考察，探究作家的精神意向的基本结构，重点集中在布洛赫的价值与价值崩溃理论（包括死亡问题），以及布洛赫在哲学与美学理论中所体现出的宗教性倾向。正是借助于布洛赫思想的意向性考察，笔者才在第二章中将布洛赫定义为“救赎诗人”。
论文的第二章围绕“维吉尔为何焚书”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展开，提出书中的时代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譬喻，而我们的时代乃是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本文从历史和现象学神学（海德格尔）的角度对虚无主义的成因进行了认定。在这个世界黑夜与贫困时代里，诗人和艺术的角色变得面目可疑。本文借助于现象学神学（海德格尔、舍勒）的观点对维吉尔如何由一名审美诗人转变为救赎诗人进行了阐释，并且提出，维吉尔焚毁书稿的意图乃是其在虚无时代不断寻找自身定位的必然结果。
布洛赫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诗人维吉尔在虚无时代的自身定位，更为重要的是，布洛赫试图通过自己的小说来给出一个克服虚无主义的答案：成为了救赎诗人的维吉尔通过重新坚守神圣价值的信念来遏制虚无主义。这也正是论文第三章所要阐释的内容。维吉尔所找到的神圣价值的信念就是基督教的“爱”的伦理和基督教神秘主义。布洛赫认为，这个时代的罪就在于人们对于上帝以及他人的痛苦变得无动于衷。这种虚无主义表现背后所潜藏的就是自我与世界（包括他人）、主体与客体之间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隔阂与分离。而消除这种隔阂与分离的解决办法就是基督教神秘主义。
因为时代的贫困，终有一死的人连自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了。死亡带给现代人的是无限的焦虑与恐惧。而在《维吉尔之死》当中，布洛赫就小说的主题、即死亡这一人的存在的原初问题展开诗意追问。而其所找到的答案就是通过爱与“死亡认识”来克服死亡与焦虑。布洛赫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正是其向西方宗教传统、特别是神秘主义传统回归的表现。布洛赫认为，人只有认识死亡，才能够克服死亡带来的焦虑。而维吉尔达到死亡认识的途径就是基督教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所主张的人与上帝的“神秘的合一”，一方面消除了虚无主义带来的主客体对立，另一方面在神秘主义的“狂喜”（Ekstase）中克服了死亡带来的焦虑。基督教神秘主义乃是布洛赫在面临绝对的价值虚无时所重新找回的自我与他人的拯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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