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園的發現，特別是第一代海昏侯劉賀墓室的發掘，給歷史研究提供了許多新的資料，也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爲了幫助社會各界認識劉賀其人其事，也爲學術界進一步深入分析和利用劉賀墓出土的各類文物和文獻資料，我在去年6月，用一個月時間，趕寫出《海昏侯劉賀》一書。同年10月，在三聯書店出版。
書稿交付出版社之後不久，我就患病住院。此後較長時間內，病情都比較嚴重，就顧不上多關注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新進展，對相關情況，比較生疏。12月10日下午，我在三聯書店以“海昏侯三題”爲題，做一次學術講座，現場有朋友問我對海昏侯墓出土《史記》的看法。當時衹是恍惚聽人談論過此事，並沒有看到具體的報道，我簡略回答說，根據相關歷史文獻的記載，在劉賀墓室出土《史記》的可能性非常小。
因爲這實在不太可能，過後，對此也沒有在意，以爲是一時誤傳而已。昨天，也就是今年的5月24日，一位朋友手機轉發《江南都市報》的一篇報道，題爲《海昏侯墓重大進展！失傳1800年的寶貝，就要被找到了》，文中在未加清楚說明依據的情況下，驚歎“海昏侯墓中居然有《史記》”。因爲此文開篇即謂“日前，南昌考古發掘傳來新消息”云云，而且還提到了一位“南昌漢代海昏侯墓文物保護工作人員夏某某”正在整理所出土簡牘的工作狀況，給人以的真的真的實錄的感覺。
爲確證這一報道的真實可信，怕上流氓小報的當（同樣的文章在同一天搜狐的網頁上也可以看到），我特意到網上查看了一下，發現《江南都市報》很可靠，是我黨在江西的喉舌《江西日報》下屬的報紙，又近在海昏侯墓旁，絕不會隨便亂說。在向該報官方微博“@江南都市報”詢問之後，告知其來源是一個名爲“海昏侯”的微信公衆號，其主人是“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公園”。這是出自它在2016年10月15日發佈的一篇報道，題爲《海昏侯墓的最新考古發現！有生之年居然看到《論語》更新…》。對比了一下，《南昌都市報》的報道，這一部分有關《史記》的內容，基本上迻錄“海昏侯”微信公衆號的原文。不過這也正常，都是國家的正經單位，有黨有部管着呢，不像資產階級的新聞媒體，整天說胡話，用不着覈對，誰也不會撒謊造謠。況且至少從表面上看起來，所謂“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公園”，應該和海昏侯墓在一個地方，幾乎不分爾我，更不會有什麼差錯。
不過做歷史研究特別是搞考據搞慣了，心裏總掛着“無徵不信”那個弦兒，一刻也不敢放鬆。雖然文中提到當地參與考古發掘的著名考古學者徐長青的名字，但行文中還是沒有明確表示這樣的內容究竟是出自誰何人之口，不知道講這話的人是不是參與考古發掘或是對出土文物進行整理的知情人。
另一方面，“海昏侯”微信公衆號上的這篇報道，沒有“筆者”的姓名，不知道文章從誰的筆下冒出來的，這也讓人覺得懸得慌。再往上追查，發現此前一天，這篇東西在10月14日的“今日看點”和“搜狐”網頁上業已先後刊出，也都沒地方去找作者。
網上的世界實在太混亂，同樣的消息，到處亂轉，誰也不在意事實的準確性。在書呆子習性的強迫下，我又進一步追查。這下，終於找到一個讓我放心的出處：主持挖掘海昏侯墓的考古隊長楊軍先生。
在2016年9月9日的《解放日報》上，刊發了楊軍先生在所謂“一席演講”上演講的內容（由該報記者徐蓓整理）。據此，楊軍先生講述說：
海昏侯墓一共出土了10000件（套）文物。首先是竹簡，共5000多枚。海昏侯生前讀的書或者喜歡的書都被埋進了这个墳墓。从目前來看，有《論語》《史記》《醫經》，還有《孝經》《醫書》《日書》，包括筑墓的賦。
我想，上述那些有關海昏侯墓出土《史記》的報道，若非真的另外做過一個新聞媒體本應進行的實際採訪，或許都是源出於此。我想，考慮到楊軍先生在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方面的權威地位，誰也不會對此表示質疑。
那麼，爲什麼我要對這一說法的可信性表示懷疑呢？因爲劉賀墓室中是否出土有《史記》，關係到太史公書的早期傳佈過程，進而關係到《史記》文本的變化，是一個《史記》研究中很重要、也很基本的問題，所以我非常關心，而從我所看到的歷史記載來說，劉賀生前能夠讀到《史記》並鈔錄其書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海昏侯墓出土《史記》的消息傳出之後，大衆媒體關注的重點，主要集中在這個出土文本的“初版”性上，說什麼“《史記》已被後世修改得面目全非，如果初版能被成功解讀，不知多少歷史将被顛覆”！這雖然衹是媒體人習慣的隨意說法，卻很典型地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學者對待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關係的態度，即急切期望用剛剛從地底下挖出來的文字材料來改變傳世文獻所告訴我們的歷史樣貌。
我認爲，以這樣的態度對待出土文獻，已屬迷信，而似此迷信出土文獻的重要性，必然極度輕視傳世文獻。即以《史記》的傳佈過程而論，像對待所有歷史問題一樣，首先還是要充分尊重傳世文獻的記載，即使偶爾有出土文獻所反映的情況確實顛覆了傳世文獻的記載，也衹有在清楚把握傳世文獻記載的基礎上，纔能深刻而不是膚淺地闡釋新出土文獻的價值。
況且歷史的發展，總的來說，是有規律的；中國古代的歷史記載，總的來說，也是相當翔實可靠的，我們的祖先並不是專把虛假的情況寫入史書。
我們所經歷的實際情是：從孔子舊宅秘藏的經書，到漢武帝陵墓出土的《茂陵書》，西晉時期的重大發現《汲冢書》，以及近年入藏的清華簡、北大簡等等，到目前爲止，並沒有多少史書記載的大事被新出土的文獻所顛覆，出土文獻的作用，基本上還是補充和完善舊史，而不是什麼“顛覆”。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衹要有合適的機緣，什麼樣的現實，都可以“顛覆”，但要想“顛覆”歷史，卻並不那麼容易。
即以海昏侯墓出土的《論語》“知道”篇殘簡而論，它衹是讓我們重見了這篇被漢魏之間諸多博學鴻儒棄置不用的《齊論》中很少一部分文字，而把這篇文字清除到廢紙簍裏去的學者，就包括《論語》傳承史上大名鼎鼎的著名西漢人張禹和東漢人鄭玄，其後曹魏時期專門和鄭玄作對的王肅也同樣對其置之不理。除了能讓我們稍稍增廣見聞之外，實在看不出能夠“顛覆”什麼《論語》流傳的歷史過程。
做學術研究，要是總想着僅僅依靠出土新材料就能輕而易舉地“顛覆”些什麼，弄不好很可能會走向癲狂。以一種平靜的心態，合理地對待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那麼，回到《史記》的問題上，我們就會看到，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裏，對其傳佈於世的過程，有如下記載：
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班固這樣記述的前提，是司馬遷在所謂《報任安書》中講，要把《史記》一書“藏之名山”，以待能行其書之人以傳之“通邑大都”。在這裏，“藏之名山”衹是個形象的說法，實際上不過是將書稿留存於司馬氏後人而已。這意味着在司馬遷生前，並沒有把自己這部著述公之於衆，故班固纔會有“遷既死後，其書稍出”云云的說法。
斟酌上下文義，所謂“其書稍出”，應該是講在司馬遷去世之後，世人纔對他寫的這部《史記》有所瞭解，然而還無法獲得此書。直到漢宣帝時期，由於他的外孫楊惲，秉性和司馬遷頗爲相似，能“讀外祖《太史公記》”（《漢書》卷六六《楊惲傳》），纔使這部書得到了傳佈於“通邑大都”的機會。班固說楊惲“祖述其書”，也就是對外闡揚這部著作的意思，而所謂“遂宣布焉”，就是說將《史記》的書稿公之於世，在一定條件下，有意者可以鈔錄傳播。
按照班固的記載，這應該就是《史記》流通於世的時間起點，而這是在宣帝時期纔發生的事情。雖然我們無法確定楊惲“宣布”乃外祖之書更爲確切的具體時間，衹能依據其死亡時間，把下限卡定在宣帝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十二月之前（《漢書》卷八《宣帝紀》），然而僅僅知道這是宣帝時期的事情，就可以對劉賀其人是否能夠獲取此書做出大致的推斷。
衆所周知，漢宣帝登基稱孤，是以劉賀被廢黜帝位爲前提的，因而宣帝當政時期，也就是在劉賀被驅離長安之後。
離開長安城後，劉賀的生命歷程，可以分爲兩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從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六月底，到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三月，前後將近十年時間，他生活在昌邑國故宮；第二階段，從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三月，到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約四年時間，他生活在海昏侯國，直至去世。這時，楊惲依然在世。純粹從時間的角度看，邏輯上，劉賀在上述十四年間，似乎都有獲取《史記》的可能。然而，實際情況，卻未必如此。
在第一階段，劉賀形同囚徒，先後處於霍光和漢宣帝的嚴密監管之下，不僅不能外出，甚至連維持生命的基本食物，都是在嚴格控制下被傳送到昌邑國故宮之中。除此之外，一切物品，皆“不得出入”，也就是完全斷絕了與外界的聯繫。同時，劉賀也失去了昔日侍從的文臣，同時還身患嚴重的“痿”病（疑屬類風濕），日常起居受到很大影響（《漢書》卷六三《劉賀傳》）。在這種情況下，他根本得不到楊惲“宣布”的《史記》，也不具備在宮中寫錄《史記》的其他條件。可以說，對劉賀來說，獲讀《史記》，這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
第二階段，在豫章郡的彭蠡澤畔受封爲海昏侯後，朝廷對待劉賀的境況雖頗有改善，但仍然處於地方官員的監視之下，其被豫章太守舉報“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而遭致削戶的懲處（《漢書》卷六三《劉賀傳》），就是清楚的證明。
另一方面，如同過去我所談到的，漢宣帝把劉賀冊封到荒僻的海昏，本身就是想讓他遠離中原，“不及以政”，爲防止他與皇室成員以及其他朝野人士更多接觸，在封授劉賀爲海昏侯的同時，還剝奪了每年到都城長安去參與宗廟祭祀的權利，而這樣做的目的，自是爲阻斷劉賀與外界的接觸和聯繫（見拙著《海昏侯劉賀》）。
考慮到當時這一形勢和海昏侯國的偏僻位置，估計腦筋稍微正常一點兒的人都會明白，與劉賀接觸，是很犯忌的，因而不會有什麼人沒事兒找事兒非跟劉賀往還不可，劉賀與外界特別是中原地區的聯繫，應當非常有限。加之劉賀在海昏不過四年就離開了人世，還有《史記》也不是像《論語》那麼通行的讀物，他就更沒有多大可能去鈔寫《史記》了。
以上是從劉賀本人是否有條件接觸並鈔錄《史記》來分析這一問題，下面再來看一看《史記》在西漢時期的流佈情況，看劉賀接觸其書的機會能有多大。
漢宣帝時期楊惲將《史記》“宣布”於世之後，在社會一定範圍內雖然有所流傳，但傳佈的範圍，仍十分有限。漢成帝時，宣帝的兒子東平王劉宇，在進京來朝時，“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漢書》卷八〇本傳記述朝廷議處此事的經過說：
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眀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逺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看了朝廷對東平王劉宇閱讀《史記》竟如此防範，就很容易明白，劉賀要想找一部《史記》讀讀，以他的身份和處境，這在當時應是一件頗犯忌諱的事情。觀楊惲遭除爵罷官，被禍的緣由，即因其“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漢書》卷六六《楊惲傳》），而這與他好讀太史公書顯然具有密切關係，可知好讀《史記》往往會導致很嚴重的後果，朝廷對劉賀自然也要加以限制。況且從上面的記述還可以看出，這也不是劉賀想做就能做到的事情。東平王好歹還是個王爺，想向朝廷討一部書都討不到，而劉賀的身份衹是一位曾經犯下大過、現今仍被監視居住的列侯，本身就對當朝皇帝構成一定威脅，怎麼能夠輕易讀到太史公的《史記》？
去年12月上旬我在三聯書店說海昏侯墓出土《史記》的可能性非常小。就是綜合考慮以上兩方面因素而做出的考量。不過，當時衹是憑藉自己的一般印象所做的表述，現在，通過上面所做的具體分析，我可以更爲清楚地說：按照常理，在海昏侯一世劉賀的墓室出土有《史記》的可能性，極小極小，甚至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這就是我根據自己瞭解到的一般歷史情況所做的推論。
對我這樣的推論，很多人一定會感到詫異，實際主持發掘海昏侯墓的楊軍先都已經講了，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公園和《江南都市報》也都是南昌當地的官方機構，我爲什麼偏偏還要懷疑？學術界那些篤信依賴考古新發現來“顛覆”自己有限歷史知識的人，往往還會唸叨什麼“說有易，說無難”那套三字經，以爲考古學家衹要不放下鐵鍬猛着勁兒挖下去，就什麼都可能挖出來，當然不能排除海昏侯墓中會挖到《史記》；而像我這樣的局外人根本探聽不到絲毫內幕消息，根本無法知曉海昏侯墓到底出了哪些簡，甚至在未經整理的簡文中到底還會包含些什，這麼恐怕連直接參與考古發掘的學者現在也說不清，我怎麼敢這樣放膽講話，難道就不怕打臉？
首先，海昏侯墓發現《史記》一事，在《考古》2017年第7期上所發表的《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一文中，沒有見到相關的介紹，而這篇文章是考古工作者對海昏侯墓發掘情況正式、規範的報告。以此爲準，則《解放日報》上刊出的講演記錄，很可能會有講演者一時的口誤，或是整理、記錄者因不懂專業問題而造成的筆誤。我自己接受記者採訪，就刊登出來過很離奇的記錄錯誤。其他諸如“海昏侯”微信公衆號和《江南都市報》等各種媒體、特別是電子媒體傳播的內容，很可能又是在此基礎上隨意敷衍出來的結果，同樣不會是事實。
問題是這些報道即使確屬一時的誤傳，仍有必要對此做出深入、具體的說明，即：不是來說明海昏侯墓室裏到底是不是發現了《史記》，而是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來說明在海昏侯墓室裏能不能發現《史記》。——答案，是幾乎根本不可能發現《史記》；或者更科學地說，其可能性幾乎接近於0。這一點，正是我撰述這篇文稿的意義。
我們研究遠去的歷史，實質上就是根據已知的部分史實來推測其他未知的史事，而這已知的部分史實首先就是來自於歷史文獻的記載。陳寅恪先生論治史方法時所說“據可信之材料，依常識之判斷”（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實際上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不言而喻，這樣的推測或者判斷，往往存在很大風險，有時會出現差錯，但也正因爲如此，纔激發出研究者濃烈的興趣，這就是歷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傳世文獻的記載，是我們認識歷史的第一步，也是我們認知古代社會最重要的基礎，它不僅是中國古代史研究最重要的基礎，也是中國古代在進入有清楚文獻記載的年代以後從事考古學研究和出土文獻研究最重要的基礎。衹有堅定地站在這一基礎之上，纔能切實展開考古學的研究，深入解析相關考古發現的各項物品和文獻資料（其最具直接關係者，譬如已經有人在分析海昏侯墓出土所謂“孔子衣鏡”背板上有關孔夫子生平事蹟的銘文時，考慮這篇銘文是否鈔錄或是利用了《史記》的相關內容），不然，比盜墓賊挖寶也強不了多少。
儘管像這樣以傳世文獻爲基礎來認識歷史，會有很大不足，往往還會出現偏差，正因爲如此，我們纔需要考古學的發現和其他手段來彌補缺陷，修正錯誤。出了錯，是很正常的，但不能因此就什麼都不做，不對眼前面臨的問題說個明白話；更不能聽任流言蜚語四處傳播而不予以說明。
那麼，要是新聞紙所說楊軍先生介紹的情況完全準確無誤，在海昏侯墓室中確實發現了《史記》，那我豈不是自己找抽？另外，海昏侯墓出土的簡牘，總數在5000件以上，目前清楚辨識出文字內容的衹是其中很小一小部分，還有大量的簡牘，等待識別，即使現在還沒有看到，但在這些有待辨識的竹簡中若是真的有《史記》存在，我又顏面何在？我想，許多人一定會有這樣的想法。
海昏侯墓中是不是有《史記》存在，這是關係到太史公書早期流傳狀況的重大關節。我判斷海昏侯墓室不可能埋藏有《史記》，是基於傳世文獻所做的推斷。由於歷史判斷的複雜性和研究者個人學識的局限性，誰做這樣的推斷，都可能出現差錯，我當然也不會例外。假如我的看法確實錯了，那我們就根據新的事實和材料來重新分析已有的文獻記載，從而進一步豐富和深化我們的認識。事實上，也衹有在對既有記載做出深入分析的基礎上，纔能更好、更快地闡釋考古新發現的內在價值。這根本打不着我的臉，我提出上述認識，對深入認識《史記》的早期傳佈情況，仍然具有積極意義，至少比空泛地大肆宣揚用這一發現來“顛覆”些什麼會更有意義。
儘管我的認識可能會有差錯，但在非常清楚地看到從事海昏侯墓發掘和出土文獻整理的專家對此進一步做出確切的說明之前（如考古工作者目前認定爲《易經》的某些簡文，就還值得斟酌），我對海昏侯墓中出土《史記》的說法，終究還是不能不心猶豫而狐疑。
2017年5月25日晚初稿
2017年5月27日上午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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