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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前线”——给独自在中国工作的国际画廊代表的五个问题

 

 ☞  Industry

文 / Michael Guo

Michael Guo,工作生活于伦敦和北京,2017年毕业于芝加哥艺术学院,并于2020年取得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策展学硕士学位。独立杂志《te magazine》主编,策展人。

图片致谢艺术家、桑塔画廊、Balice Hertling画廊 、赛迪HQ画廊、格莱斯顿画廊以及受访者

西方画廊进入中国市场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前几年开始,国际大画廊纷纷在香港、上海落地生根。尽管佩斯画廊在2019年陡然宣布关闭在北京的展览空间,好像是对这种推进按了暂停键。然而,这两年繁荣的中国艺术市场似乎又给了从业者更多的信心,一些尚未深度涉足中国市场的西方画廊也在跃跃欲试,期待和中国的机构、藏家保持更加有机的交往方式。突破和保守这两个词似乎用在西方画廊身上并不矛盾,他们一方面需要拥有最敏锐的洞察力,去挑选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另一方面,又不会对于自己画廊版图的开拓贸然行事。于是,有一个群体便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们就是那些尚未在中国拥有实体空间的国际画廊代表们。我们时常能在各种开幕和艺术活动当中窥见到他们的身影。自新冠疫情爆发后,西方画廊主们根本无法涉足中国,藏家也难以像过去一样紧锣密鼓地将海外旅行付诸实践。国际画廊代表似乎是这种状态下的唯一纽带,扮演的角色也越发关键。他们既肩负起了自己代表的画廊的形象,又是我们去了解这些画廊的唯一出口。犹如当代的云端遣唐使一样,把国内艺术世界的动态和信息以最快的速度更新给国外的总部,以协助其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又能把国外新锐艺术家与项目推介到中国机构和藏家的视野中。

然而对于他们的工作方法,我们并未有过深入地了解。在没有实体空间,甚至实体办公室的情况下,如何与藏家实行有效沟通?又是如何在线上和画廊主进行交流?怎样去推广自己的艺术家和做出决策?同时,他们又一直以一种“代表”的身份接受采访和出席活动,而鲜有人把他们放到一个独立个体的位置上去考量,而我更想从他们自身出发,从他们的视角去理解画廊代表的身份与当下的艺术生态。

今年繁忙的艺术季还未到来,艺术圈暂时处于短暂的平淡期,我们也可以坐下来和来自桑塔画廊 (Galerie Chantal Crousel) 、Balice Hertling画廊 (Galerie Balice Hertling) 、赛迪HQ画廊 (Sadie Coles HQ) 、格莱斯顿画廊 (Gladstone Gallery) 的四位代表聊聊这一切。

王琬

桑塔画廊

Galerie Chantal Crousel

中国总监/代表

Michael:

你是几位受访者里唯一一位在疫情前就加入画廊的,之前我们在国外的博览会也时常能遇到。疫情后你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放在了国内,这期间你推进了什么项目?

王琬:

从2018年9月份加入画廊,不知不觉已经三年多了。无论是在博览会的选择上还是机构展览,画廊一直以来的推广策略,都是注重质量大过数量的。就我而言,疫情发生的这两年中,国际旅行的数量直接减到零,转而变成越来越多的国内差旅,我从原来忙忙碌碌到处飞的状态,变成了踏踏实实的每一天的日常规律生活。这样的转变反而给了我更多时间去思考、积累,变得有更多时间去和身边的朋友深度交流,也有大块的、完整的时间进行阅读。

这两年在国内的项目也是在稳中求进,2019年给我们其中一位艺术家联络的在北京一家美术馆的2021年个展,由于艺术家本人无法到场,所以一直推到了今年还未能落地,我们目前在考虑其他的可替代的方案来实施;去年也是在未能恢复通行的前提下,独自做了在北京博乐德的画廊pop-up空间,还有上海ART021艺术博览会等;今年才刚刚开始,但我们已经着手在准备今年全年的展览和项目计划,在数量上还是基本控制在2-3个这样的范围内。

桑塔画廊北京博乐德空间展览现场

摄影: Yang Hao

2021年桑塔画廊上海ART021展位现场

摄影:凌卫政

Michael:

画廊是否会考虑在中国做实体空间?这样的决定出于哪些考虑,利弊是怎样的?

王琬:

目前来说,画廊还没有考虑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城市开设第二家画廊实体空间。首先,我们画廊本身就不是一家扩张型的画廊——从1980年画廊成立至今的41年里我们依然只有巴黎的两个空间。

除此以外,我们也要考虑其他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这个地区的经济/业态的发展,市场的成熟度,藏家的分布和潜在客户群,艺术家的创作逻辑与所在地区的匹配程度等等;当然开设成本及时机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旦画廊决定开设新的实体空间,需要保持住画廊性格和调性的同时,又要因地制宜地适当为本土的具体情况作出调整,这中间的度其实是很难把握的。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一切只要时机成熟。

桑塔画廊位于法国巴黎夏洛特街10号的大门 

摄影:Florian Kleinefenn

Michael:

画廊在为你制定过什么样的目标?你是否有自己的一些目标或者野心?很多人会拿是否卖的好去评价一个画廊代表,我觉得这个太片面了。卖得好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标准,如果光靠这个去评价,恐怕就让画廊的职能变得狭窄。

王琬:

画廊没有为我制定任何目标,一切都靠自主自觉。像你所说,画廊及画廊职员的职能除了“看得见”的销售数据,其实很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都是隐藏在背后的,比如我们需要大量的阅读、知晓大量信息(专业知识和即时讯息)

比如我们其中一位艺术家Thomas Hirschhorn,他两年前在画廊个展的创作主题都是围绕着法国哲学家西蒙娜·韦伊 (Simone Weil) 所展开的,我之前读过西蒙娜的著作,所以当时一下就能理解Thomas在作品中所传递的概念。

即时讯息包括新闻动态,比如哪家画廊新代理了哪位艺术家,艺术家在近期的拍卖表现,甚至很多艺术行业的八卦…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翻译工作,档案和艺术家资料的梳理,参与有效的社交活动等等。这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随着我个人的成长和阅历,也会自然而然地和画廊艺术家创作的粘合度越来越高。

我刚来画廊的第一年觉得挺难的,因为画廊已经开拓中国市场十几年了,我的老板和同事在我加入画廊之前,早已积攒了大批中国客户关系,画廊主Niklas甚至带过全家来北京居住过好几个月。对于我来说,要在这样的学术画廊来开发新的藏家是难上加难的。有一些国际上特别知名的艺术家放到国内却鲜为人知,这也是我加入画廊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加上在国内我们并没有实体空间能够让我随时了解艺术家的创作,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曾经一度不知道该如何入手,比如在和藏家交流的过程中,很可能被问到一个艺术家创作中的一个小细节,如果一下就把我问住的话会显得不够专业。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铺垫和学习。到了第二年,方方面面就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变——这是一个从质变到量变的过程。如果说个人野心的话,简单地说,我希望让Chantal Crousel成为大家心目中西方学术型画廊的No.1。

2018年10月艺术家Anri Sala在自己个展上讲作品,这是王琬加入画廊后参与的第一个展览

来自王琬的手机拍摄

Michael:

你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与同事的关系?

王琬:

和老板及同事最后一次面对面交流,还是在2019年的上海,我们一起参加那一年的Art021及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从那以后我们便再也没有见过面。

2019年6月,瑞士巴塞尔之前在画廊的一次午餐聚会,来自画廊主Niklas的手机自拍

虽然现在网络信息交换和流通的速度非常之快,但任何一种关系,其实要经历长时间的远距离交流都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一定会出现或多或少的沟通问题,这其中不乏有语气上的错误解读,不同工作分工导致的误会,时差造成的节奏困扰等等。

有时候我以为一个信息发出去了,但因为VPN不稳定的缘故造成了信息的滞后;还有就是时间上的难以协调,在我博乐德项目布展的当天恰好是巴黎FIAC博览会的VIP日,画廊所有的员工都铺在了那里,是一种叫天天不应的感觉。另外,我的角色相对来说发生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疫情前,我们的布展人员都是从法国飞过来的,画廊的主力成员也都会到场,我完全不需要参与到布展撤展的工作中。但是今年Art021和博乐德的时候,从作品摆放的位置到悬挂用哪种钉子,我都需要亲自上手,有时候也会录小视频问同事解决方案。Art021的布展时间仅有一天,画廊也给了我很大的决定权,这都是之前没有过的体验。

除了更加及时的沟通交流,相互传播信息之外,似乎只要无法恢复通行,就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后疫情时代与同事的关系,还会依然在相互依靠、信任,和偶然的小误解中共同生长。

王琬在ART021布展现场,2021

Michael:

如何看待你的工作输出,你的工作是围绕着什么人来进行的,是否在展出作品的时候承担起了策展人的功能?

Chantal所展出的作品基本上并不是受市场追捧的那种。在这种条件下,你的工作重点还是藏家吗?还是以艺术家为轴心去构建的?

王琬:

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画廊人员的工作重点永远都应该是藏家,归根到底画廊是一个盈利机构。但这并不是说藏家是我们唯一的工作重点和服务对象。

对于像Chantal Crousel这样的画廊而言,艺术家同样是我们画廊工作最重要、最核心的对象之一,画廊所有的艺术项目和展览所建立出来的品味和口碑,都是依托和围绕在艺术家的创作之中;画廊主Niklas曾经说过“画廊的目标之一就是让艺术家和藏家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这句话一直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在选择带什么作品的时候,一定是要兼顾销售和整体呈现的。这些选择很多是基于自己前期对于国内藏家喜好做的一些调研,对于这种泛博览会性质的展览来讲,并不是完全从那么学术或者策展理念的角度去考量,这个可能是跟策展人的不同。

带画廊艺术家David Douard一起浏览长城,2019

其次我们与世界范围内顶级的美术馆和众多优秀的非盈利机构都有着非常深厚和牢固的关系,就今年来说,我们好几位艺术家都即将在世界范围内的美术馆有个展项目,比如米莫萨·埃查尔德 (Mimosa Echard) 在巴黎东京宫,她同时还刚刚被提名今年的杜尚奖;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Wolfgang Tillmans) 在纽约MoMA,多米尼克·冈萨雷斯-福斯特 (Dominique Gonzalez-Foerster) 在伦敦蛇形画廊等等。而我们的藏家系统,也随之建立在这样的逻辑线索里,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独立地去讨论。

我个人而言,我的工作对象也自然而然地属于画廊整体工作逻辑的一个分支:与艺术家及工作室展开有关中国项目的讨论和执行,拓展中国美术馆及各大非盈利机构的关系,与策展人、写作者交流沟通艺术家的创作,与媒体人建立对话从而提升画廊的曝光度等等,缺一不可。而我的工作也同样包含着为藏家服务,推荐优秀的艺术家及艺术作品,帮助不同类型的藏家建立他们的收藏体系。这样的服务性工作会自然地渗透在每一天的日常交流当中,事实证明,它不见得是立竿见影的,但一定是可以滴水穿石的。

梁慧圭 (Haegue Yang) , 《萦绕的智性》 (Lingering Nous) , 展览现场, 蓬皮杜艺术中心 × 上海西岸美术馆 (2021)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Galerie Chantal Crousel, Paris

© West Bund Museum

莫娜·哈透姆 (Mona Hatoum),《地图(透明)》丨Map (clear) , 2015

透明玻璃弹珠 ,1000 x 1800 cm 

”世间风物——和美术馆启动展'展览现场,2020

致谢艺术家及巴黎桑塔画廊 / 图片致谢和美术馆

张哲源

Balice Hertling画廊 

Galerie Balice Hertling

亚洲负责人

Michael:

你加入Balice Hertling一段时间了,但是可能很多亚洲的朋友并不熟悉这家画廊,可否先简单介绍一下?

张哲源:

可能大家的“不熟悉”很大程度来源于对我们画廊名发音的困惑。简单介绍一下,Balice Hertling画廊是由Daniele Balice和Alexander Hertling二位于2007年在巴黎创立的。画廊名字也是由他们二人的姓氏组合而来。

当前我们一共有两个常设空间,都位于巴黎,其中一个是位于Belleville的项目空间,会经常为我们欣赏的非画廊代理艺术家举办他们的展览项目,另一个则是位于Gravilliers街正在修缮中的主画廊空间。Balice Hertling画廊自成立以来一直非常关注对旅法艺术家的培养与支持,并致力于将法国艺术家推向国际。我们画廊目前在国内较为人熟知的艺术家例如:程心怡、卡米耶·布拉特里克斯 (Camille Blatrix) 、朱莉·博菲斯 (Julie Beaufils) 的生涯首展以及傅强 (Owen Fu) 等艺术家的欧洲首展都是在Balice Hertling举办的。除了年轻艺术家外,我们也代理了很多当代艺术史上颇具名望的艺术家,如超前卫主义代表人物恩佐·库奇 (Enzo Cucchi) 等等。

朱莉·博菲斯 (Julie Beaufils) 画廊个展现场,2018年,法国巴黎

图片致谢Balice Hertling

傅强 (Owen Fu) 画廊个展现场,2021年,法国巴黎

图片致谢艺术家和Balice Hertling

Michael:

一开始就是跟一家西方的年轻画廊合作,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是在共同成长,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画廊主近期无法到访中国,他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是否也需要你的帮助?会有分歧吗?通常是如何平衡画廊主的心里需求和国内的现实状况?

张哲源:

我认同你的说法。其实我和画廊的关系也是在不断磨合中达到了目前一个彼此信任的阶段,当下我们也正在筹划国内空间的落地事宜。

两位画廊主有将Balice Hertling画廊的视野和品质带到国内的计划,而我彼时也在寻求一个稳定的平台机会,所以我们合作的开始算是一拍即合吧!但是由于疫情的缘故,很多展览和项目包括两位画廊主在内的巴黎伙伴们都无法来到现场,这确实也给我的工作增加了难度和挑战。

画廊主之一的Daniele更是对国内充满了兴趣和期待,前几年艺博会期间他也多次来到过中国,所以也熟知了很多优秀的国内机构,他经常会给我在微信上发一些推送,推荐我一些展览,而我看完后也会和他交换意见和看法。但他因为这两年无法来到中国,所以时常询问我对于某个艺术家展览或者美术馆项目的看法。我记得每次和Daniele的通话内容都会有这样一个环节,就是说到了某个即将在国内发生的,令人激动的展览,Daniele便会说,“这个我一定要来!”,但很可惜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另外,我最欣赏他的一点是,他对中国的艺术市场始终保持着相当开放的态度,并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而他在面对艺术家时候的直觉和眼光更是让我由衷钦佩。所以我也会愿意把我知道的讯息和我产生的想法分享给他,这些沟通过程中总是让我受益匪浅。

同时,两位画廊主也给予了我很多的支持和信任,国内的大小事宜,例如项目选择、策展方案、搭建执行、销售分配的决定他们都非常认可我的意见。随着我们合作的深入,很多在运营方面待完善的工作也都提上了日程,实话说,这些工作的细节程度确实也是我在加入画廊之前未曾预料到的。但随着我们对于落地国内空间这一计划的确定,我也把统筹这些工作当作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这当然也会帮助我去全面了解画廊在国内的发展状况。

张哲源在2021年上海ART021艺博会现场

Michael:

加入画廊后的这段时间里,你的心态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吗?长时间未能见到画廊主,也去不了欧洲,有什么事情是无法去完成或者是抱有遗憾的?如果工作非常顺利的话,这是否也证明了线上工作也同样高效?

张哲源:

我更多时候是保持在一个轻度焦虑的状态里,因为在一些特定场合我是代表着画廊形象出现的,而且我所负责的每一个项目,里面每一件作品的销售也都会反馈到画廊在国内的整体印象,一方面我必须确保画廊日常工作能够在国内正常推动,另一方面也要保证我个人的决策能够帮助画廊的水准在国内有完善的展示,这种压力和动力并存的情况让我必须学会灵活调节自己的心态和工作方式。但是由于我习惯把参与的每一件事情尽力去做到最好,所以很多的焦虑也是从这里而来,并且将持续伴随着我。

如果说遗憾的话,其实无法和巴黎画廊的伙伴们近距离接触、一起工作是最大的遗憾。外人眼中,可能我们所谓的“线上工作”开展的非常顺利,但是其实这种有时差的工作节奏还是给我带来蛮大的挑战,尤其是在一些国外博览会举办期间,很多现场作品的洽询都需要很快节奏的沟通,有时候还涉及到现场的作品“翻台”,于是在快节奏、不在场的情况下,及时有效的传达现场情况并和画廊同步藏家意向变得尤为重要。有趣的一点是,现在画廊全员都注册了微信,这个也算是提高我们彼此间交流效率的一种方式吧。

波尔·塔布瑞特 (Pol Taburet) 迈阿密巴塞尔个人项目,2021年,美国迈阿密

图片致谢艺术家和Balice Hertling

穆斯塔法·萨拉比 (Mostafa Sarabi) 个展现场,2021年,中国北京

图片致谢艺术家和Balice Hertling

摄影:杨灏

Michael:

一些藏家可能对你的熟悉要多过于画廊,或者一直知道你画廊代表的一个身份,但对画廊的概念却感到抽象,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并如何对画廊的整体概念进行普及?

张哲源:

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同时我也觉得是很难避免的,尤其在疫情背景下,大家的视野都会受到局限。于是随着更加频繁的国内交流,无形中大家就会把画廊代表的形象和画廊重叠到一起。我觉得这同样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面对国内很多新藏家的时候,如何通过个人的方式把画廊的风格面貌和艺术家项目做准确和有效的传递,这将会是我不断思考实践的课题。

由于我们对每一位代理艺术家都有一个长期的计划和愿景,这也对画廊在国内的负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需要不断深入的了解艺术家既往创作的脉络,实践上面的最新探索,以及作品承载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同时也需要去了解他们周边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可以说,自进入画廊后我便开始不断的鞭策自己,尽量去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在一个藏家不熟悉画廊的时候,他可能会通过浏览画廊网站的方式了解Balice Hertling画廊,但认识我之后很多朋友就把我当成一个“活网站”,我也会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了解到需要的信息。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我们在国内工作的开展,我丝毫不担心画廊作为所谓“整体概念”的推广,归根结底,好的艺术家和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张哲源在北京画廊周Balice Hertling画廊展位导览

Michael:

在画廊工作,你最喜欢的环节是哪个,以及你们是否有最新的一些项目正在进行?

张哲源:

能够找到认可画廊眼光的“同路人”会让我非常欣喜,通过和他们的交流,以及聆听不同人对于我们画廊和艺术家的观点是我学习和进步的重要方式,而我作为画廊运营的一份子要做的便是把画廊珍视的艺术家及作品介绍给欣赏它们的藏家、机构,帮助艺术家的职业生涯走得更加扎实,而这恰巧就是工作中让我最开心的一个部分。

除了和我们合作代理艺术家们做线上的studio visit,我也经常会去拜访画廊目前唯一一个生活在国内的艺术家红妍,她在北京望京有一个非常宽敞明亮的工作室,每次去都会和她一起探讨她最新的创作和有趣的想法。目前,我们计划会在今年5月份在北京落地红妍老师的个人展览,可以期待一下。

艺术家红妍在北京工作室中分享创作灵感

我们在巴黎的新空间正在修缮中,预计四月份能够完成,届时第一个项目会是艺术家卡米耶·布拉特里克斯 (Camille Blatrix) 的个展。国内而言,我们从三月份开始便会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空间中落地几个展览项目,其中也将带来很多画廊新近合作的艺术家作品。艺博会方面,今年我们将继续参加Art Basel Hong Kong、Art Basel Basel以及ART021,另外还有一些正在洽谈的项目,我也希望在未来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

周冰心

赛迪HQ画廊

Sadie Coles HQ

总监

Michael: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Sadie Coles HQ画廊的? 是什么契机让你选择加入这个画廊?可否简单介绍一下画廊?

周冰心:

我加入Sadie Coles HQ还不到半年,但是我已经与画廊创始人Sadie Coles和画廊的几位同事认识蛮长一段时间了。最初认识Sadie是2016年,此后我们也曾有过项目合作,Sadie是我超级尊敬的行业榜样。在此期间,我对画廊的艺术家和展览项目都有持续的关注和了解。画廊团队合作的精神、不断去拓展项目和新想法的可能性,都很让我认同

Sadie Coles HQ一直都是我非常欣赏的画廊,画廊名字中Sadie Coles是创始人的名字;HQ是总部Headquarters的缩写。画廊自1997年在伦敦西区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国际当代艺术的推广,已经代理了来自全世界各地近50位艺术家。

画廊的长期合作伙伴艺术家Sarah Lucas曾代表英国参加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2016年,画廊艺术家Helen Marten获得英国当代艺术极具声望的大奖——透纳奖,同时摘得赫普沃斯雕塑专项奖 (Hepworth Sculpture Prize) ,合作艺术家史蒂芬·克莱顿 (Steven Claydon) 也曾入围此奖。

成立二十多年以来,画廊除了在自己的空间定期带来展览,也经常与不同的机构、美术馆和其它画廊空间合作丰富多彩的项目;并以支持者的身份活跃在当代国际艺术前沿,不断支持艺术家的项目和展览。同时,画廊也独立出版图书与艺术家画册,或与其他的艺术出版商合作。

Installation view, Alex Da Corte, Year of The Hurricane, 2020, Sadie Coles HQ, 62 Kingly Street, London, 2021 

Credit: © Alex Da Corte, courtesy Sadie Coles HQ, London

Photo: Robert Glowacki 

Installation view, Sarah Lucas, Gold Cup Maradona, 2015, I SCREAM DADDIO, The British Pavilion, 56th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La Biennale di Venezia, 2015 

Credit: © Sarah Lucas, courtesy British Council and Sadie Coles HQ, London

Photo: British Council 

Michael:

目前没有办公室和日常上班打卡要求的状态下,你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这是否是一种高效的工作方式以及实体空间或者办公室对你来讲是否是必要的?

周冰心:

物理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变得很分离,常规的上班/工作时间 -- 下班/私人时间的界限被消解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有趣的体验。工作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但艺术不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吗?我个人物理上的行程变得自由和灵活很多,但邮件、沟通和其他工作会弥散在一天之中的不同时间段。时间感变得有点“混乱”,有时是“叠加”,这和有没有办公室已经不那么有关系了。保持在线和保持一个立体的工作状态很重要。实体的物理空间确实是有意义的,但因为时差的存在,也并非不可或缺。

周冰心在上海西岸博览会展位现场,2021

Installation view, works by Ugo Rondinone, Sadie Coles HQ, Booth A126, West Bund, West Bund Art Center, Shanghai, 2021 

Credit: © Ugo Rondinone, courtesy Sadie Coles HQ, London

Photo: Yip Kwongyu 

Michael:

长时间不能见到同事,会不会有时候感到孤立无援?或者会不会有时候因为自己是亚洲区的唯一代表而更加肩负一种使命感?

周冰心:

现在因为国际旅行的限制,虽然不能身处一处,但我们每个工作日都会有视频会议,讨论各种项目、艺术家、销售和其他各种事务。邮件、电话、微信都是非常便捷的沟通方式。现在我们有另一位同事也是远程工作,我们经常随时通话,因而更感觉有一种特别的联系。画廊同事们都很乐于分享、团队合作的意念很强,不同部门的同事都能彼此协作、互相支持,这让我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了更多能切身感受到的支持。我非常希望与同事们面对面交流和工作,并希望能恢复到像疫情前一样的自由出行,可以有更多国际旅行的机会去拜访艺术家、参加博览会和重要的展览项目,多维度地获取信息。

Installation view, Ugo Rondinone, clouds + mountains + waterfalls, Sadie Coles HQ, London, 11 September - 24 October 2015 

Credit: © Ugo Rondinone, courtesy Sadie Coles HQ, London

Michael:

Sadie Coles HQ是一家成熟的西方画廊,也是代表了英国YBA运动的一家画廊。但他们对于海外空间的拓展却一直很缓慢,这么多年只是在伦敦开设了几个空间。所以Sadie Coles是否有对中国市场开拓的想法?如果没有的话,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以及可以发挥的特点?

周冰心:

画廊来自于英国YBA一代,和那代艺术家有着深刻的渊源和联系。但画廊从成立之初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画廊,而不仅仅是英国本土的画廊。1997年,画廊的开幕展是美国艺术家John Currin的个展;同一时间,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我们呈现了英国艺术家Sarah Lucas的pop-up展览。这奠定了画廊展览项目的国际维度和多元空间的属性,并一直延续至今。

就像画廊名字里的HQ所暗示的,Sadie认为画廊的活动不应仅限于画廊空间,艺术家们可以通过各种off-site项目来被有效服务,与全世界范围内优秀的机构、美术馆、学院和其他各种形态的空间保持紧密的关系、合作呈现丰富项目非常重要。画廊是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在运营,Sadie喜欢亲力亲为,这也适合她与艺术家们的关系。我们反而更喜欢做pop-up的展览或者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通过合作项目来推广画廊艺术家。

画廊在伦敦开设有三个空间,这三个空间都位于Mayfair区域,步行可达。这三个空间有着不同的规模尺度和感觉,可以让我们呈现完全不同的展览。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在其他城市开设空间。Sadie觉得暂时在中国没有固定空间反而为我们的拓展和建立长期关系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我们因而可以创造和开拓不同类型的展览和项目,在不同形态和变化的空间里呈现。

Sadie对亚洲市场和艺术生态始终都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持续的关注,多年来在国内不断铺垫基础,建立画廊的形象、并和国内生态有机地建构起联系。画廊有代理中国艺术家于吉(我们之间经常会有沟通;她在画廊的首个个展“无视阴影”此刻正在Davies St.空间举办)。同时画廊也参与多个国内的博览会、机构展、实验性的画廊合作condo等。

Installation view, Alex Da Corte, Rubber Pencil Devil, Prada Rong Zhai, Shanghai, 13 November 2020 - 17 January 2021 

Credit: © Alex Da Corte, courtesy Prada Rong Zhai, Shanghai, and Fondazione Prada, 2020

Photo: Alessandro Wang 

Michael:

所谓画廊代表,所能代表的当然是这个画廊本身的一种姿态,但画廊代表自己同样有很多自己的特征、特质。这一点也是我一直好奇的,你会去隐藏自己的特质而保持跟画廊调性的统一,还是会把自己独特的个性融入进这个画廊体系中去?

周冰心:

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同时又可以很好地代表一个机构/画廊,并为这个整体带去自己的能量。这是“合适”的工作。拥有相同的价值观,这非常重要。

Installation view, Alvaro Barrington, Spider the Pig, Pig the Spider, South London Gallery, London, 1 October - 21 November 2021 

Credit: © Alvaro Barrington, courtesy South London Gallery and Sadie Coles HQ, London

Photo: Andy Stagg 

华沁蕊

格莱斯顿画廊

Gladstone Gallery

画廊联络

Michael:

可以先介绍一下你工作的画廊吗以及工作内容吗?

华沁蕊:

我是格莱斯顿画廊 (Gladstone Gallery) 的画廊联络,负责大中华地区项目的协调和对接。这个职位涵盖的工作范围广泛:展览、艺博会、线上传播、线下项目等各个方面都有具体的参与。由于我们在国内没有实体空间,工作方式相对灵活,但我和纽约团队的沟通很紧密。我是在疫情后加入画廊的,画廊总监蔡秉桥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因此我们经常就在地的感受和观察进行交流,共同探讨这种长期例外状态下最有效的工作方式。

纽约格莱斯顿画廊外景

我们曾于2019年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呈现马修·巴尼 (Matthew Barney) 的中国首展,而此之前,马修从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个展开始已经和画廊合作近30年。我们也协助其他代理艺术家如伊丽莎白·佩顿 (Elizabeth Peyton) 亚历克斯·卡茨 (Alex Katz) 、菲利普·帕雷诺 (Philippe Parreno) 等呈现了他们在中国的项目。画廊还代理如凯斯·哈林 (Keith Haring) 和罗伯特·梅普尔索普 (Robert Mapplethorpe) 这样享誉全球的艺术家遗产,同时支持并见证着吉尔·穆利迪 (Jill Mulleady) 、郑曦然 (Ian Cheng) 和埃德·阿特金斯 (Ed Atkins) 等年轻艺术家的未来,并致力于将黄永砅与郭凤怡的作品呈现给世界各地的观众。创始人芭芭拉·格莱斯顿女士 (Barbara Gladstone) 曾将艺术品经纪人的角色和照顾家庭的责任相类比,她说:“作为一名家长,作为一名母亲,你必须要为他人的发展及实现潜能的过程负责”。因此,我们和艺术家的关系是长期并亲密的。

“马修·巴尼:堡垒” (Matthew Barney: Redoubt) 展览现场

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2019年9月28日至2020年1月12日

“亚里克斯·卡茨:锦簇” (Alex Katz: Flowers) 展览现场

格莱斯顿画廊,画廊周北京,北京798艺术区

2021年4月23日至5月20日

Michael:

在做这份工作前,你一定对这个职业有过一定的构想,有哪些是超出你预期范围的?或者是一开始并没有想到的内容与流程?

华沁蕊:

我在学生时代最崇拜的艺术家有很多都是由我们画廊代理的,如亚瑟·贾法 (Arthur Jafa) 、安妮卡·易 (Anicka Yi) 和卡梅隆·詹米 (Cameron Jaime) 等,能够获得这个职业机会和这些艺术家一起工作对我来说是梦想成真。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入职画廊,我对艺术家和他们的创作从时间和空间的多重纬度都有了新的感知,学习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每当艺术家在开新展前夕进行对内导览讲述创作和思考过程时,我都感觉到这种直接的信息来源和在学院中依照业已形成理论体系框架的学习非常不同,这促使我更努力地感受并理解艺术家在当下创作的阶段和变化——可以说我实在地感受到自己正在参与艺术史的每一天。

另一方面,由于我长时间生活在国内,日常工作生活中我和本地的创作者、学者、专业从业者保持着频繁的交流。而这些交流则自然地与和身处各地的画廊代理艺术家的创作内涵形成一些比较。比如我对国内不同地区的艺术生态都很感兴趣,其中在广州看到了一种参与式艺术、社区集体实验的可能性,这和90年代里克力·提拉瓦尼 (Rirkrit Tiravanija) 进行的参与实践本质上并不相同,却十分相关。过去两年经常去广州让我重新思考了提拉瓦尼作品中被参与和互动的亲切特质隐藏的有关身份的内核。这种重新审视批判性的经验是我在做这份工作以前虽有预想但是没有办法身体力行地感知的。

里克力·提拉瓦尼个展“恐惧吞噬灵魂” (Fear eats the soul) ,展览现场,Glenstone博物馆,马里兰州波多马克,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

“伊丽莎白·佩顿:练习” (Elizabeth Peyton: Practice) 展览现场,格莱斯顿画廊

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2020年8月15日至11月29日

Michael:

其实在去年的上海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中你也做了很多布展方面的决策,在平时也会进行一些画廊视频的剪辑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你也有一些自己的艺术层面的输出?

华沁蕊:

我的本科时期的老师Susan Kismaric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的前摄影策展人,她曾说“学习艺术的最好方式,就是去'看’。”这句话深深影响我至今。

我想你说的西岸的案例是当时展出的薇薇安·苏特 (Vivian Suter) 的作品,她的画作根据不同场域可以有不同的悬挂方式,画布悬挂的方向也都依据现场情况决定。因此,在进场布展之前,我看了所有她之前在画廊、美术馆和艺博会的布展方式,对这次展出作品做了充分想象,希望能够凸显她创作理念中对绘画展出形式的挑战。

视频剪辑往往也融合了个人观看作品的方式,但这些理解也都是在试图强调艺术家创作的内核。在最后的呈现的几十秒中包含着剪辑者对作品的感情,也包含着和团队同事讨论时感受到的其他专业观众的领悟。我将布展和剪辑这类输出中的自己看作一个中介,运用习得的观看经验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作品

薇薇安·苏特作品展出于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2021

Michael:

有了画廊等于有了一种官方立场,那么你自己同样对于艺术的表达有个人立场,你如何做到一个权衡?

华沁蕊:

我的学习背景是艺术创作而非艺术史或艺术管理,因此我对自己的工作期待是以具有创造性的方式讲述艺术家的故事。前面也提到,我所受到的训练帮助我建立了去“看”的方式,而我个人则希望能够试着不断超越固有的主观意念,参考广泛的历史维度,回应当下的相关性。也许这种融会贯通的表述就是所谓的画廊官方立场——从这个角度说,个人的和官方的不也是紧密相关的吗?

线上会议等候时段和艺术家书架的合影

Michael:

西方画廊的画廊代表似乎经常能出现在不同的开幕或者活动,尤其是在有自己画廊艺术家参与的展览里。你如何看待这种在场以及它的必要性?

华沁蕊: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画廊和艺术家关系的本质还是人和人之间的相联。尤其是现在受到国际旅行限制的影响,很多艺术家无法到场看到自己所参与展览,画廊代表则需要扮演艺术家的“眼睛”去协助项目的落地,确认作品的状态,记录展览的呈现。我由于工作的特殊地缘性得以从项目筹备初期就一直和艺术家保持交流,经常进行线上会议讨论。除了代表艺术家,开幕也是专业艺术人士无需约定就会到场的时机,能够保持向同行请教和交流真的很好。只是很可惜,由于国际旅行受限,无法到场的艺术家失去了和其他参展艺术家交流的机会,这可能是画廊代表无法代为完成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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