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调用物品的特殊性：希望它们来自特定时刻、特定人群、特定地方，讲述着特定的故事和议题，那么，最方便最容易调用的，自然是我自己就拥有的物品了。使用个人物品是当代创作传统的一部分。它最有名的事例，应该就是翠西·艾敏的《我的床》了。
《我的床》正是它标题的样子：这件作品由艺术家刚睡过的床、皱巴巴的枕头、凌乱的床单、脏纸巾和其他垃圾（包括个人卫生用品、避孕用品和酒瓶）散落床前的地毯上。1999 年这件作品首次在伦敦泰特美术馆首次亮相时，立即在媒体上引起了轰动——据说引发了数千封读者来信，“所谓的当代艺术作品”表达抗议。更有甚者，一名“愤怒的家庭主妇”因袭击这件作品时被博物馆工作人员逮捕。
翠西·艾敏（Tracey Emin），我的床（My Bed）, 1998
这个问题其实是严肃的，并非八卦而已，为什么你的床是艺术品而我的床不是？作为艺术家你通过这张床做了什么富于想象力、我们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呢？或者，你只不过比我们普通群众更自信、更自恋、更无耻和暴露狂？一个不拥有“艺术家”身份的普通人如果给泰特美术馆送去这样一张自己的床是否会被接受？这些都是我们在使用个人物品的时候要反复面对的问题。
多米尼克·朗（Dominik Lang）1980 年出生于捷克，其艺术实践直接源于对现成品的使用。在他的作品《群体的低语》 中，将 26 件夹克安装在金属挂钩上，用衣服代替了人体，创造了一个关于我们与空间和行为的关系的装置，这种装置令人不安、陌生而又熟悉。这些夹克看上去属于某个具体的个人，这个场景也完全有可能出现在某个劳动场所的一角，但此刻在画廊里的一根柱子上，它们被抽离出具体的语境，却又因为聚集而获得了私人性---单独一件夹克，那就是任何一个人的夹克，但26件不同样式挂在一起的旧夹克，看起来并不像一个人的衣柜或服装店，而是唤醒了很多个体，这正是标题的意思。
多米尼克·朗（Dominik Lang），群体的低语（Group Whisper），2015
宋冬的《物尽其用》算做是和ta1母亲赵湘源的合作。和我这一代人的很多的父母一样，宋伯母一生秉承节俭的生活哲学，什么都不丢掉，在小小的两室一厅中她所收藏的一切全部摊开来，能占满巨大的美术馆空间。宋冬用母亲50年的收藏为我们讲了一个中国人节俭生活和代际冲突的故事----这样的冲突1980年代我们在侯德健、陈琳演唱的《新鞋子旧鞋子》中就意识到了---更有趣的可能是这件作品在西方展出的时候和消费主义之间的巨大反差。
宋冬·赵湘源，物尽其用，2012
玛丽·凯利（Mary kelly）通过她的大型叙事装置和理论著作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重要贡献者。她的系列创作通常跨越数年——致力于研究社会和意识形态制度如何塑造人。在以展示身体、情感和家务劳动来体现“个人即政治” 的1960 和 70 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中，玛丽·凯利的理论性的心理分析显得特立独行。在她最早和最著名的作品《产后文档》（ Post-Partum Documen t，1973-79）中，凯利探索了母性的心理和意义过程。探索艺术家在六年中与她的婴儿的关系。从怀孕时开始拍摄腹部的录像，该作品分为六个部分，包含上百项文件，从上面显示的背心到日记笔记、图表和其他数据，以及人工制品如尿布垫和婴儿的脚的模印。
在《产后文档：简介》（1973年），四件婴儿羊毛背心装在亚克力盒子里。每件婴儿背心的正面都有虚线，并印有日期和拉康图（一种描绘随着孩子长大并远离她的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主体间性移动轴）。婴儿服装唤起的情感强度，似乎与图表的冷漠形成对比。
这是一项关于母子之间主体间关系的社会学研究。1976 年在伦敦的 ICA 展出，引发了一场媒体风暴，因为它构成并展示了一个社会禁忌——她儿子的脏尿布。其实这部作品没有以任何明显的方式描绘妇女和儿童，而是描绘了一个符号系统——对母子关系，特别是凯利作为母亲的经历，进行了复杂的心理、物质、索引性描述。凯利将拉康精神分析原则应用于她自己的育儿经验的研究。该作品通过关注母子之间的主体间性，质疑了抽象的观念艺术主体，将女性的经历带到了观念作品的最前沿，同时也突出了育儿中的分工——这个话题在当时还很少被讨论。
玛丽·凯利（Mary kelly），语料库（Corpus），1985
产后文件(1973-79) 揭示了严格规定的母性本性，而Corpus中的女性叙述者探索了中年生活的严峻、未知领域，因为她发现自己陷入了角色冲突。墙上的有机玻璃镜框文字和图像相交错。文字是手写的第一人称叙述，探讨了老年女性如何体验身体。 标题来自 19 世纪法国神经病理学家 JM Charcot 对歇斯底里的幻觉阶段的分类。每个文本都配着一件衣服（一件夹克、一个手提包、一双靴子、一件黑色睡衣和一件白色刺绣连衣裙）。凯利在自述中说：黑色皮夹克是她这个女性为了表明自己是“艺术家”而穿戴的道具或盔甲。
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 是超现实主义形象生产的多产的子宫。而众所周知，深受弗洛伊德影响的超现实主义关注梦境、童年和自传。布尔乔亚在法国长大，后来在美国的多年生活中，乡愁一再转化为梦幻形象。《细胞》 (Choisy) 以她度过青春时光的Choisy-le-Roi命名。“Aux Vieilles Tapisseries”实际上是挂在父亲店外的标语牌。断头台的利刃安装在栅栏上方，暗示着路易丝家庭生活中的紧张气氛。
路易丝·布尔乔亚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创作了大约60 个“Cells”。这个词有很多内涵，它指的是生物细胞，也是监狱或修道院隔间。她在 1989 年建造的第一个Cell是由旧门窗、金属丝网和玻璃等回收建筑材料与制造和发现的物品混合而成的。到 1990 年代中期，Bourgeois 开始在她的Cells中添加纺织品，包括旧衣服，主要是她自己和她母亲的旧衣服，这些都是她保存多年的。
她总是说她的艺术是存在主义的，让她能够理解一切。就像精神分析的练习一样，它使她能够深入潜意识的深处，并升华过去的某些方面，尤其是那些与她的童年和家庭关系有关的方面。这些作品中的针、线和纺锤暗示了艺术家的童年和她父母，纺锤和针让人想起她家人经营的挂毯作坊。
路易丝·布尔乔亚，《七号牢房》，1998
87 岁时，布尔乔亚创作了《七号牢房》。这件作品由一个由旧木门制成的类似房间的空间组成。其中一扇门是打开的，邀请观众看到里面，展示着对艺术家有强烈情感影响的家具和物品。每一件物品参考了她的童年和她父母的作品：艺术家在巴黎南部的Choisy-le-Roi的房子模型，艺术家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角落里的蜘蛛暗示着她母亲的形象；挂在骨形衣架上的个人衣物；与缝纫和修补有关的物品是她Cells的核心项目，代表她的父母经营挂毯 修复工作室，布尔乔亚从小就在那里协助。“我的回忆帮助我活在当下，我希望他们活下来。我是情绪的囚徒。你必须讲述你的故事，你必须忘记你的故事。你忘记并原谅。它解放了你。”
韩国艺术家Geumhyung Jeong 接受过表演和舞蹈、木偶和动画等多学科的培训，2017年她在英国展出了《私人收藏：未曾表演的物品》，展出了在她作为编舞、舞者和表演者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协商人体与其周围物体之间的关系。她收集了一系列平淡无奇的日常用品，人体模型、吸尘器、训练机、充气娃娃和具有潜在潜力的医疗器械。探索了她的“收藏”和她的创作过程之间的关系。
通过与自己的身体进行激烈而冒险的互动，挑战关于性、技术和女性身体的概念，赋予了一种奇异而令人不安的生活。一系列录像中Jeong 玩弄了从医学到色情的运动——我们看到 Jeong 使用看似为非常特定的身体或治疗目的而发明的物品，强调人与物体之间的色情和个人关系。Jeong爱上了一个人形拳击袋，和他一起在地板上打滚；陷入性和暴力的身体争斗。人们在展厅中法医式的展示中猜测它们的预期用途，它们可能的“误用”以及它们变化和滑动的象征意义。
艺术家是收藏家，购买物品、收藏物品、和物品相处是艺术家工作的重要内容。
加布里埃尔·奥罗斯科（Gabriel Orozco），工作台，2000-2005
墨西哥艺术家加布里埃尔·奥罗斯科（Gabriel Orozco）以质朴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工作台》，他说：
“工作台是多年来在鞋盒中积累物品的结果，所以，在某些时候，经过多次试验和试验，试验和试验，试验，试验和试验，我有这个物品集合，我决定很高兴看到所有这些在一起，作为探索的积累，这些探索本身可能并不那么成功，但它们帮助我理解其他事物并发展想法等等。所以，当你到达并看到所有这些物体的堆积时，我认为你可以穿越它们，你可以看到它们的意图和小实验。
当我去别的艺术家的工作室，甚至去机械工作室时，我最喜欢看这样的东西。当你到达时，你会看到一点工具，或者你看到一些东西的剩菜。所以我想也许人们会很高兴看到一个艺术家的剩菜，剩菜剩饭什么的。所以我用剩菜来创作，它们只是一个过程的证据，我的很多工作就是展示一个过程的证据。我希望一位艺术家会来看看我怎样黔驴技穷，也许那个艺术家有更好的想法搞定”。
作业：《物品的自画像》
用一些最能“代表”你的物品形成你自己的一种“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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