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在网上“逛”时,偶然读到朱青生的文章“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原创性”。文章的着眼点特别好:人文关怀!他在开篇就说,“今天的艺术是现代艺术,(“现代艺术”是“当代艺术”的笔误吧?)现代艺术注重对人素质的推进,让每一个人成为更加独立的个体并具有更为完整的人性。”
说得多棒啊。
我与老朱是大学同学,熟得不能再熟。在我们读书时,班级上有一种风气,男女同学之间“较劲”。我们(女生)暗中联手,死活不肯把他们男同学放在眼里,在习作中能否做到不敢说,可我们至少,在眼神中,在头颅昂起的角度中,在语气中把这个意思说得透里透:咱虽为女流,才华照样可以“横溢”——这其实正反映了内心的某种紧张,正好是“弱”的另一种假面。可自己浑然不觉,一直迷在其中。
十几年后,老朱已经是北京大学名教授。一回我约他见面,他对我说,下午我在世纪坛有个讲座,只能讲座后见了,成吗?我因无事,就说,我也去听听你的讲座吧。
讲座内容已经不能记得,可是那个讲座效果终身难忘,因为那一个多小时,台上的老朱把我彻底领出了耽溺十几年的误区:他的讲座条理那么清晰,逻辑惊人严密,一句连着一句,丝丝入扣,一点赘物都没有,“嗯……”“啊……”“这个嚒……”“那个嚒……”一概没有,他的讲座给人一种鲜明的理性美感,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从此,我见人就说,老朱的讲课,一级棒,你不佩服是不行的。
那天我朝他说的是,“老朱,今儿你让我刮目相看,让我真正地佩服你了。”(潜台词是:在今儿以前,不曾佩服过。)老朱多聪明啊,朝我一笑——是对那个潜台词笑的,跟着就用惊人的谦词做武器,不失时机地把我从头到脚嘲讽一番,两个就拍拍打打,笑闹着一起吃饭去了。
对于老朱的文章,我倒读得不多,因为不常在国内。这次可巧读到了,读完我楞了一下,又忍了一下……但终于没有忍住,突然渴想跟老朱唠唠——怕怎的,哪怕说得不对,他也不许生我的气,谁让咱们是“发小”呢。
前面说了“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原创性”一文的着眼点关注的是提升人:一个人怎么才能……不间断地提高为一个完美的人?这种力量是靠“艺术”来创造的。因为科学理性在这种地方不见得帮得上忙。跟着老朱就开始说例子了,他举了毕加索为例——就是在这里让我大大地吃惊了。
老朱拿毕加索为例是因为“他引发了艺术风格的一次重大革命”:“他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把描绘的对象拆开来,按照画面的需要抽象成一个完全由他自己创造和构成的作品,史称“立体派”。……那个东西让世界多出了个崭新的东西”“他一生示范了新时代所谓“创意产业”的灵魂——竭尽创造。”于是“毕加索的作品之所以好,不在于细节如何做或者做得好坏精粗,而在于他开发出一种重新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这种原发的创造力令人敬仰,令人惊叹。”
早几年,我若看到这样的立场观点,会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在了解了西方当代艺术审美性之后,尤其是最近正在研读沃霍尔,问题就出现了—而且还是个根本越不过去的问题,所以只能来找老朱聊聊了,或者他竟没有错,出错的是我呢。
老朱文章起头的出发点完全符合当代艺术的审美性:由经艺术改善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获得尊严,刚开始是靠武力的强大,但最终则要靠文化的发达。”所以,“如果我们不理解毕加索,不把当代艺术精神(这里没有笔误了,是“当代艺术”)作为公民美育常识,我们的后代又怎么可能有原创性?我们的祖国凭什么获得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我们的父老乡亲凭什么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因为人的素质和价值而获得尊严?
一句话:艺术可以帮助建立人的素质,这种可以帮人提高素质的艺术在于有原创性——像毕加索那样原创性。
我过不去的问题是:如果要落实老朱提倡的靠艺术提升人的素质,实际情况是,毕加索这个榜样最好拿掉。
这里先说一个最浅显的理由吧:
我认识一位女艺术家王芳芳,9年前我们在宋庄相遇,后来她离开宋庄回到家乡陕西自愿去给当地的孩子做义务美术教育,因为那里严重稀缺。(在中国内陆,绝大多数乡村学校缺少“艺术教师”(音乐和美术老师),一般学校虽然开出了“艺术课”,但由于没有专业的艺术教师,音乐、美术课大多是让文化课老师兼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研报告)由于她做得好,今年香港福幼基金会就委托她在重庆市南川区三泉镇中心小学办“自然美术教育”项目,打算从自然入手,不是从艺术大师入手,来实施美术教育,如此可以让孩子们更加容易拿起画笔来坦然地表达自己。这个项目今年招募到三个有爱心的艺术家:宋秀云,懒云(杨嘉诚),央金,现在他们已经到达那个小学,在“给我们的孩子们奉献他们人生中的四个月”了。
王芳芳在电话里告诉我,中国乡村儿童的美术教育因极度缺乏,国家已经开始重视了,也编写了美术教材,而且编得很专业,里面介绍了西方的重要大师,其中当然有毕加索。“可我一翻就烦了,那些编的教材,对乡村的孩子根本没有什么用处,他们不会懂毕加索的,而且,对他们讲毕加索不光没用,反而会让他们更加害怕艺术,会觉得艺术特别高远,会把他们比得更加低贱。”要知道,目前中国乡村有大量的留守儿童,这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连一个人最起码的存在感—被父母关注,被亲人爱—都没有,所以他们在人格上最稀缺的就是自信。因此“自然美术教育”的下手处非常有眼光,只叫孩子们从最熟悉的大自然入手,以此来建立孩子们的自信。这个做法,这个思路,似乎更贴近老朱的目的:真的让艺术帮到人素质的推进,让每一个人成为更加独立的个体并具有更为完整的人性。
所有生活在都市的霓虹灯下,乃至是生活在聚光灯下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建立一点点的自信,对于弱势群体,是比金子,比钻石更加贵重的东西,那种东西比教给孩子们知道毕加索有用而珍贵一千倍。而在那些没有王芳芳们的地方,那些只能有“文化课老师兼任”美术课的地方,除了拿美术教材中的毕加索照本宣科,能落实让每一个人成为更加独立的个体并具有更为完整的人性吗?估计够呛。
说到这里,我想谁都可以帮助老朱马上站出来反驳:乡村美术教育在艺术版图里是多小的一块饼啊,那里眼下也许的确不需要毕加索。可人家老朱着眼的是艺术的大图像,是艺术的全局。嗯,我一点点也没忘记艺术的全局,它也在我心里也装着呢,接下来我要说的正是艺术的全局。因为在艺术的全局中,情况也正好是:毕加索这个榜样也应该拿掉。
没错,老朱的文章定义很清楚,“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原创性”,他的确没有涉及乡村儿童美术教育什么的。好,现在我们坚决不跑题,只来谈谈如今“艺术的生命力”在不在于“原创性”吧。
简单说,西方艺术的生命力活在这样几条“命”中,先是“古典艺术”,那个东西活呀活呀,活到现代化社会,生命力活没了,就换成了“现代艺术”来活了,可现代艺术那东西活到开始全球化的后现代时期,又活不下去了,生命力就转到“当代艺术”去了。结果是,西方艺术从古至今清清楚楚地分为三大块: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他们西方人把这三种艺术的审美性也都总结好了:古典艺术提倡“自然美”;现代艺术提倡“形式美”;当代艺术提倡“第三类型的美”。什么是“第三类型的美”呢?美国著名的当代艺术理论家丹托给的进一步解释是:第三类型的美涉及的是“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活”,“它与我们人类的生活幸福息息相关。”
所以,老朱在文章开头提出让艺术注重对人素质的推进,让每一个人成为更加独立的个体并具有更为完整的人性,文章的结语又落在:我们的父老乡亲凭什么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因为人的素质和价值而获得尊严时,完全首尾呼应,主题鲜明,让我看到,他的脚正站在西方艺术的第三条命(当代艺术)中,他关心的是人!他呼吁要让艺术提升人。可是,怎么弄的——他大概忙,没有留心到——在当代艺术的第三种审美性中,毕加索恰恰是要去掉的人。更准确的说法是,在当代艺术中,一切大师和权威必须去掉。整个西方当代艺术忙乎了半个世纪,忙的就是这件事!如果现在还在拿毕加索做榜样,尤其是要拿他才华超群的“原创性”作为标杆,那么艺术从“现代艺术”进化到“当代艺术”就失去意义了。
我们研究了西方艺术史都会了解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现代艺术”(毕加索为其中最大代表)那么璀璨,那么充满“原创性”,好好儿的,怎么会被啤酒罐,纸盒子,乃至垃圾废物的“当代艺术”取代呢?就因为现代艺术家们越来越把艺术看得至高无上:艺术什么都别去沾,要“为艺术而艺术”,而毕加索在这方面做的最为出色。作为一个人,毕加索也许素质挺高,创造力极强,可他做艺术与“人的素质推进”无关,他全心只关注艺术,一心一计只要做出一个艺术上新崭崭的玩意儿来。而他完全没有错——他也应该只关注艺术,那是所有西方现代艺术家的历史使命。可是,要让艺术来完成我们的父老乡亲获得人的基本素质和尊严,毕加索八成帮不上我们,不光帮不上中国的父老乡亲和留守儿童,甚至也帮不上中国艺术家,同样,他也帮不上西方艺术家。因为这厮才华太高,创造力太旺,七七八八的东西到他手里一捣鼓,冷不防就给人整出个新崭崭的玩意来(立体派),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做得到,连西方艺术家,比如意大利画家GianfrancoBaruchello这样抱怨说:我为什么要去学毕加索?谁能做到像毕加索那样,早上画三个人体,下午画四个人体?可是我却会每天看着镜子对自己说,今天你学了杜尚了吗?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毕加索让他紧张,杜尚让他放下,自在,轻松。这句话放大出来则是:现代艺术让人紧张,当代艺术让人放松。
这就要说说“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家的作用了,(老朱文章中列出了三个大师,杜尚和博于斯属于当代艺术,正好毕加索不是,可是他偏偏挑了个现代艺术家来支持他的观点,好像有些错位哦。)当代艺术家的祖师杜尚,是从来不鼓励人耽思竭虑弄出个新东西来的,他也完全不提什么“原创性”,他只叫人放松,尤其是在艺术面前放松,甚至可以放松到:不光别把任何大师当一回事,甚至也别把艺术当一回事!在他那里,“艺术家的状态比他的艺术更为重要。”(这里顺便说一下,“自然美术教育”的路子完全获得了艺术中最精准的“当代性审美”——只为让孩子们获得一种放松自信的状态。)当杜尚在1919年给《蒙娜丽莎》画胡子时,不是因为他讨厌蒙娜丽莎这位贵妇,或恨着那个叫达芬奇的意大利人,只因为他看见艺术界拿《蒙娜丽莎》来压迫人了。今天如果杜尚能赶到中国现场,看见理论家撰文提倡学毕加索,乡村美术教材中列毕加索做榜样,恐怕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会给毕加索“画胡子”吧。
关于杜尚我已经作过太多介绍了,来说说沃霍尔吧,他也该列入老朱的“20世纪堪称最伟大的艺术家”吧。瞧,这位最具当代性审美立场的艺术家,不多不少,正好是彻底反对“原创性”的人,他做下的所有作品,不只是美术作品,还有电影、小说,都故意与“原创性”反着走,只去复制和记录身边最普通最常见的东西,而且不加选择地复制。他不光不打算在手里创造世间所不存在的东西,那个东西让世界多出一个崭新的事物,反而是明明白白告诉人们:“艺术家这号人生产人们不需要的东西,但他自己却——由于某种原因——认为给别人这些东西是个好主意。”“人们为什么认为艺术家很特别?那不过是份工作而已。……有些人就是患有根深蒂固、经年累月的艺术绮想,而且他们紧紧抓住不放。”
沃霍尔如此贬低原创性,贬低艺术家,贬低艺术,竟让他做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因为整个西方已经吃到了“现代艺术”极度分别心的苦头。面对这样被重新洗了牌的西方艺术价值面前,我们理论家真的要与时俱进。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活”。毕加索代表的价值和沃霍尔代表的价值,对于我们心灵的影响力完全不同!选择毕加索,你会郁闷自卑,选择沃霍尔,你会自在放松。请问你选谁?人家西方可是把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们才会去放弃毕加索和他的“原创性”,转身去推崇沃霍尔的“什么简单就怎么做”。在当代的语境里,早已不再号召人人去“创造世间所不存在的东西”,那多累啊。现在,不妨让我们每个人都成名十五分钟吧!
这是整个事情的关键,这是当代艺术取代现代艺术的全部理由:给所有的人扫除精神上的障碍。不论那是毕加索,是杜尚,是沃霍尔,统统拿掉!对了,还有“原创性”。总之,在“当代艺术”中“原创性”的价值已经失效,有效的是如何让生命自在和幸福。所以当代艺术的鼻祖杜尚,其“工作重点”全在他的生活,一点也不是去“创造世间所不存在的东西”,他自己也说,“我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那是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我们必须接受艺术审美性中发生的这个转换,否则,我们就会继续留在现代艺术的语境中,继续生活在高高在上的西方大师投下的阴影中。结果,作为一个当代人,却完全没有享受到当代艺术的审美性,那可亏大了。那情形仿佛是,西方人已经用上了电发动机,我们还在用有污染的柴油机。
记得在2009年,我在北京遇到一位在中国文化美术界工作的美国人,她知道我的职业是研究西方艺术史,都来不及客套,张嘴就对我说“那太好了,中国很需要,非常需要。中国的当代艺术很热闹,但对西方的情况了解不够,尤其批评家们对西方艺术的史和论了解不够,这怎么行。”
她讲这句话已经过去七年了,可是中国美术界似乎还是在用“柴油机”,不是电发动机——这多叫人难过啊。我们史论工作者难道不该对此负责吗?老朱说,一个国家民族要获得尊严,“刚开始靠武力强大,但最终则要靠文化发达”,(这话对!)因此他说,我们“首先需要深切和全面地弄清楚何为当今世界精神发展的前沿,未来世界精神的引领力量在哪里。”嗯,前沿是“当代艺术”,不是“现代艺术”,请千万千万记得哦。否则,我们在艺术会比西方整整慢了一拍——错开了半个世纪!当我听说国内理论家在2011年在深圳召开“格林伯格艺术理论研讨会”时,就想,咦,怎么中国现在还会对格林伯格有兴趣呢?后来想,也成,先把格林伯格弄弄清楚,接下来很快就会召开“当代艺术审美性研讨会”的,就会一起来弄弄清楚格林伯格为什么会“出局”,毕加索为什么会“出局”的。这样的研讨会,国内开了吗?老朱?
从现代艺术审美性转入当代艺术审美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为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大家一起出力来完成艺术界的这个历史任务。告诉大家实话,我从现代性审美转入当代性审美是花了不少时间的,但这个弯一旦转了过来,就再也不肯回去了。因为我可以想象,在山区小学教室A,一位教师在台上讲毕加索,向他们亮出精美的立体主义画作,希望他们能像毕加索学习,去创造世间所不存在的东西,那个东西让世界多出一个崭新的事物。底下的小伙伴们会看得屏住气,一声都不敢出,眼神中充满了敬畏和迷茫。在教室B,台上的老师在给孩子们讲杜尚和博于斯,给他们亮出了杜尚的铲子,博于斯的种树……课堂秩序估计会渐渐开始控制不住了,小伙伴们哄笑四起,一片叽叽喳喳:哎,铁蛋,哎,二愣子!瞧,人家老外拿把铲子也算艺术,种种树也算艺术……啊,你瞧我这个……算不算……哈哈哈!在那种时候,丹托先生定义的“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活”“它与我们人类的幸福息息相关”的“第三类型的美”,就真切地转化成了孩子们清亮的笑声了。(芳芳,我说得对嚒?)
因这样的立场,当我看到老朱还在文章中这样写到:“中国艺术的本质在于一个人怎样把他/她的精神灌注到一条线里去,而这条线要尽可能地脱离实际,超越现实,使其达到某种境界。这个境界和我们的生活无关。只有达到这种境界,人才能从一个普通人变为一个永恒的人。”是让我挺吃惊的,因为这个立场的“现代主义”气味太重了。我们研究了西方艺术史不是都知道吗,西方现代艺术就是因为大谈超越,大谈“脱离实际,超越现实”,才被后来种种抹平艺术和生活界限的当代艺术踢出局的。尤其现在,在一个农民为多数的国度里,在一个贫困线人口数量还相当庞大的国度里,在一个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特殊群体“留守儿童”的时代,我们来谈艺术中的“超越”会不会太奢侈?再说了,如今艺术在中国不是不超越,而是太超越!连我这样还不能算不懂艺术的人,在国内但凡碰到华丽耀眼的开幕式,高大上的研讨会,置身其中时,心中只剩一种感觉:惭愧,一个劲儿地惭愧自己怎么就这么不精彩,不耀眼,不高大上。艺术在中国远比在美国“超越”生活太多了,太太多了。说句实话吧,现在托在锦盘里的中国艺术让我喘不上来气,美国当下的艺术却断断不会。
而且我估计,像王芳芳、宋秀云、懒云、央金……这样的艺术家正好是不肯“超越”的,他们心中未必有老朱说的那条线——“这条线要尽可能地脱离实际,超越现实,使其达到某种境界。”他们反而是拼命要往生活靠,甚至直往生活的芯子里钻,还刻意把毕加索从他们的教学中剔除。我非常怀疑,这种反向的方式,会不会倒更有可能让王芳芳们“从一个普通人变为一个永恒的人”,会不会呢?老朱,如果事情真的是那样发生了,那又是怎么弄的呢?
“当代艺术审美性”让我知道:创新有多少重要,艺术有多少重要?还是活得好顶顶重要--不只是自己活得好,若能帮助大多数人活得好,这个艺术才算特牛的艺术。我们若能动用一切艺术上的手段,帮助一国的人民活得舒心,自信,幸福,那才是作为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中最最伟大的作品,是不是呢?
以此请教老朱,请教各位方家。
写完之后,我心中生出一个疑虑,老朱提倡的那种“原创性”,在西方艺术结构中现在是失效的,是否针对中国的现实又有不同?中国艺术眼下的抄袭,模仿,粗制滥造,也许正需要拿毕加索来“修理”一下?否则愈加拿着当代艺术开放出来的“自由”做成“放纵”,“胡搞”,让人素质反而更加往下沉沦?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可叫人无语了。却同时也由此可以知道,中国艺术的语境还留在“现代艺术”中(这就是为何在美国已经过时了半个世纪的现代艺术理论家格林伯格,在中国美术理论界还很流行的原因吧?)可是,乡村的孩子们怎么办呢?老朱提倡的由艺术提升人素质的任务又怎么办呢?——真的没法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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