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隧道”
夜里，街上空无一人。冬天的积雪刚刚融化，街道显得既肮脏又纯洁。几盏街灯坏了，还有几盏街灯亮着。昏黄的灯光无法照亮每个角落，在黑黢黢的夜色中显得既胆怯又勇敢。
一个男人独自走着，默默地走着，走着……他戴着一顶帽子，胡子拉碴，呼出的热气旋即消失。他的手插在外套口袋里，身体仍在瑟瑟发抖。背景音乐响起，一个绵延的长镜头。这个男人的名字叫迪马。这是俄罗斯电影《危楼愚夫》（Дурак，尤里·贝科夫导演，2014）中的一个场景。他想走快一点，因为有一个惊人的消息埋在他的肚子里，他想快一点把它吐出来；他又想走慢一点，因为他并不知道，说出那个消息会给自己带来什么。
电影《危楼愚夫》剧照
迪马仿佛行走在一条漫长的隧道中，身后是绝对的黑暗，身前可能有稍许光亮，却也可能是另一种更为黑暗的黑暗。看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隐喻”（Allegory of the Cave）。
二
“囚禁”
《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前427-前347）的一本名著，大致写于公元前三八〇年前后。全书采用了对话体，大致就是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玻勒马霍斯等人的讨论。在该书的第七卷中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段落，它有些许荒诞：
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以让洞穴一样宽的一路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第272页）
《理想国》
柏拉图著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电影《危楼愚夫》在一开始就向我们描绘了一个普通甚至过于普通的“洞穴”——那是一栋住宅楼，确切地说是一幢大板楼。它是如此缺乏特征，以至于我们并不知道它在哪里。它只是一个小城市中无数大板楼中的一栋。整个城市是灰褐色的，地平线上矗立着几个大烟囱，有气无力地吐出灰白色的烟。
这个城市里的房子半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大修过。负责管理大楼的官员（费多托夫）只给大楼涂一层涂料，剩下的钱就进自己腰包了。大楼的墙都烂了，天花板坍塌，走道昏暗阴湿，到处都散发着霉味。大楼里的一个男人有一项执着的“业余爱好”——喝完酒打老婆、打孩子，打完孩子再打老婆，然后继续喝酒……
管道工迪马一家住在另一栋类似的楼里。大楼附近的小年轻们也有一项执着的“业余爱好”——破坏大楼前的长凳，等迪马的父亲把长凳修好，他们会回来继续胡闹，再次把它弄坏……迪马的家则是另一个“洞穴”。他的一家是如此平庸：他的父亲衰老而消瘦，抽了二十年烟，每晚都咳个不停；工作了一辈子，却依然让一大家子蜗居在这里。他的母亲臃肿而虚弱，在医院的内科干了二十年，最后因为健康的缘故不得不成了清洁工。她不满自己的丈夫，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他守着一个仓库，却连一个螺丝都没有拿回家过。
迪马的妻子玛莎还年轻，儿子安东还年幼。不过迪马仿佛可以从父亲身上看到未来的自己，从母亲身上看到若干年后的妻子，从今天的自己看到将来的儿子……然而在这个洞穴中，仍还有一个奢侈的梦想——迪马想自学建筑，有朝一日可以不再干管道工，当上房屋管理员。他说，总得试试吧。然而他的母亲并不看好自己儿子的未来，她想让儿子省下学费，去买下邻居酒鬼家的车库。
饭桌上，迪马的母亲对父子说：“你们这两个废物。你们俩之间就出不了一个明白人，永远别想。”她又指着儿子说：“你就是个傻子！”（此处的傻子就是这部电影片名中的“愚夫”[durak]）父亲受不了了，叫她“老蠢货”。
或许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柏拉图笔下的洞穴。他们从小就住在那里，被生活的条件、重担绑在那里，动弹不得，无法反抗。如果用雅克·卢梭反对卢梭的句式，可以说，人生来不自由，每个人自己都无法选择被缚在怎样一个洞穴之中。
三
“离开”
《理想国》的英文译名是“The Republic”，字面意思就是共和国，来源于拉丁文的翻译“De Res Publica”。其实它的希腊文原名为“Πολιτεία”，直译为拉丁文是“Politeia”，中文为“政制”，也就是讨论一种理想的城邦。在第七卷中，洞穴隐喻并不止于被囚禁的状态，它用一种更为荒谬的方式继续：
其中有一人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起来，转头环视，走动，抬头看着火光，你认为这时他会怎样呢？……如果有人硬拉他走上一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的阳光，不让他中途退回去，他会觉得这样被迫着走很痛苦，并且感到恼火；当他来到阳光下时，他会觉得眼前金星乱蹦金蛇乱串，以致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称为真实的事物。……要他能在洞穴外面的高处看得见东西，大概需要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这样一来，我认为，他大概终于就能直接观看太阳本身，看见他的真相了……就可以在它本来的地方就其本身看见其本相了。（同上，第273-274页）
就在大楼里的那个著名的酒鬼打老婆的时候，他家的暖气管爆裂了，蒸汽喷涌而出，灼伤了他的脸。不过这反而让他清醒了一小会儿。
管道工迪马被派去查看情况。他立刻明白了，暖气管爆裂是小事，要命的是大楼的承重墙出现了巨大的裂缝。他在大楼外看见，从大楼一侧墙角到顶层，有一条贯穿整栋大楼的裂缝，另一侧也有同样的裂缝。他知道，这栋年纪比他大好多的楼房，已经五十年没有大修了。地基塌陷，大厦将倾。
一条贯穿整栋大楼的裂缝
（电影《危楼愚夫》剧照）
暗夜里，走出大楼，迪马回望一眼，大楼的窗户里透出点点灯光。他明白，这楼里住着八百二十个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在这楼里住了三十多年了。于是迪马决定去找人。那一刻他不再是管道工，而是一个人，一个挣脱了束缚的人。他看见了真相。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段长镜头。
迪马要去找市长尼娜·谢尔盖耶夫娃。今天恰好是她的生日，所有的官员都在一家餐厅里为她庆祝生日。派对上眼神迷离，觥筹交错，歌舞升平。迪马似乎注定是要来扫兴的。
市长尼娜·谢尔盖耶夫娃被周围的人亲切地叫作“妈妈”。没有“妈妈”，这个小城市将回到二十年前的破败状态；没有“妈妈”，仿佛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她的名字被生日派对上的每一个人称颂着。在他们口中，她是这个城市的缔造者、守护神和哺育者——妈妈。
“妈妈”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左膀右臂召集到了餐厅的一个包间里——虽然其中一些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迪马不安地站在他们面前，像先知（抑或是顽童）一样宣布：那栋住宅楼已经倾斜十度。“理论上，它已经在倒塌了。”而负责这片楼的房屋工程师因为醉酒已经失踪三天了。
话音刚落，房间里的人立刻开始了无休止的相互指责。房屋巡视员马特维奇说，这小子凭什么就知道楼会倒？消防队长马图金对他怒吼道，你想坐牢吗？大修的时候我没管你贪钱的事儿……他们心里知道，如果大楼倒塌，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人脱得了干系——一起完蛋，所有人都会被拖下水。尼娜也知道，如果事发，她会被判刑十五年。这是一屋子相互包庇的聪明人。
于是，马特维奇、马图金和迪马去现场勘查，很快就证实了迪马的判断。
“妈妈”出离了愤怒。下属问，派对上的客人怎么办？她回答道，再给点酒，让他们睡过去。她自己一抬脖子，咚咚咚喝光了一瓶酒说：“我想活得正常点，但我头上有三道疤……溃疡、高血压、离了两次婚。我是个女人，是位母亲，是名妻子。我想正常地生活！”她歇斯底里地拍着桌子，仰头又狠狠灌了自己一口酒。是啊，谁都不容易。
“妈妈”最后决定，立即进行疏散。所有人都开始运转起来。
然而各方面的信息纷至沓来。“妈妈”陷入了绝望：安置这些人可能花两个月的时间都不够，此外需要两亿多卢布的资金；会计拉祖米西娜回来报告说，账目上有一亿多的维修费用对不上；还有，城市里住房短缺，根本无法安置八百二十个人。“妈妈”崩溃了，她捂着脸说：“尼娜、尼娜，你他妈就是个傻子。”
寒夜里，尼娜问，楼里的老百姓怎么办？“老百姓，你以前为他们着想过吗？只有八百多个人一起死掉的时候，你才来管他们。要是他们一个一个死掉，你为他们想过吗？”尼娜的丈夫这样问她。她沉默了。
她的丈夫继续说：“在这里要么过得像个人，要么像个畜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过上好日子。”柏拉图，你来回答一下，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离开洞穴？
尼娜沉思了几秒钟，问：接下来怎么办？
四
“返回”
二十世纪哲学家怀特海曾说：“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而已。”此言不虚。有些脚注如此沉重和庞大，横亘在每个人面前。
离开了洞穴的人，可能有两种选择——继续留在洞穴外的世界，或者返回洞穴。然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如下的窘境：
……如果他又回到地穴中坐在他原来的位置上，你认为会怎么样呢？……如果有人趁着这时就要他和那些始终禁锢在地穴中的人们较量一下“评价影象”，他不会遭到笑话吗？人家不会说他到上面去走了一趟，回来眼睛就坏了，不会说甚至连起一个往上去的念头都是不值得的吗？要是把那个打算释放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上面去的人逮住杀掉是可以的话，他们不会杀掉他吗？（同上，第275-276页）
苏格拉底的对话伙伴格劳孔说，他们一定会的……
回到餐厅。房屋巡视员马特维奇、消防队长马图金和迪马被安排上了一辆面包车。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车并没有开往即将倒塌的大楼。车来到了郊外的河边。警察局长的几个亲信用枪口顶着他们，来到桥下。马特维奇说，迪马就是一个管道工，他什么都不会说，让他走吧……迪马在大雪中飞奔，桥下传来几声枪响。
另一头，“妈妈”烧掉了所有账本。她喃喃自语道：“是上帝想出了这样的生活，迫使我们这样活着。”
迪马在寒夜里狂奔。回到家里，他把一切告诉了父母。“上帝啊，这下可惹祸了，上帝啊！”迪马的母亲说。面对灼眼的真相，她几乎晕厥过去。迪马的父母太老了，走不动了。但是迪马必须走，否则警察还会来灭他的口。
迪马带上妻子和沉睡中的儿子，开车逃离了城市。然而在半路上，他发现危楼前空无一人。妻子流着泪说：“你怎么像一个孩子一样？你活在哪个世界？……醒醒啊，走吧。”迪马说，我要留下！
五
然后呢？
清晨，天还没有亮透，一切都半暗半明、朦朦胧胧的。迪马一个人坐在有轨电车上，沉默无语地穿过整个城市。天逐渐亮了起来。
通常的解读认为，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包含了三个阶段：囚禁状态、肉身解放和灵魂解放。同时，这也意味着发生了两次重大转折：离开洞穴和返回洞穴。但并不是每一个走出洞穴的人，都选择回去。柏拉图曾经暗示，在洞穴之外有一处乐土（蒙福小岛），离开洞穴的人可以选择去那里，而不必返回洞穴。
影片中，尼娜其实是一个早已经走出洞穴的人，她选择不回去，或者说她回不去了。不仅如此，她还选择不让任何人回到洞穴中说出真相。她决定把离开洞穴的通道永远堵上，让里面的人自生自灭。她甚至要把其他试图返回洞穴的人（迪马）杀死，以免他惊醒了洞中沉睡的人们。
也并不是每一个回到洞穴中的人，都选择说出真相。迪马本可以选择永远离开，不向被囚禁者说出洞外的真相。究竟是因为人是愚夫，才永远留在洞穴中，还是因为人不想离开洞穴，才永远只能做愚夫？
电影中，迪马再次回到了楼里，发疯一般地敲开每家每户的大门；他赶走了在地下室鬼混的小青年们；他一脚踢翻了酒鬼们的牌桌……他呐喊着，楼要塌了，快出去，快！他一层一层地叫醒了人们，来到了楼顶。整个城市被包裹在白色的烟雾中，看不到地平线。
莫名的人群衣衫不整，吵吵闹闹地聚集在大楼外面。他们口中嘀咕着什么，听不清。为什么吵醒我们？你有病吗？男人们挥舞拳头砸向迪马。或许是因为迪马打扰了他们的好梦。打够了，人群散去。迪马蜷缩着，躺在地上。全剧戛然而止。
迪马蜷缩着，躺在地上
（电影《危楼愚夫》剧照）
六
上升——太阳、线段和洞穴
众所周知，洞穴隐喻处在《理想国》全书的高潮之处。在第六、第七卷中，柏拉图连续抛出了三个比喻：前两个分别是太阳隐喻和线段隐喻——它们都是用来说明柏拉图的理念论（又称“理型”或“理式”）的。而洞穴隐喻将前两者融贯起来，形成了一个整体。
在太阳隐喻中（507b-509b），柏拉图将理念比作太阳。虽然太阳光芒耀眼，令人无法直视，却毫无疑问是一切视觉的原因。他以此来区分可思世界与可见世界，并认为“善本身不是实在的，而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高于实在的东西”，即理念。在线段隐喻中（509c-511），柏拉图提出认识是一个“上升”的过程。他在区分可见世界和可思世界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两重划分：可见世界分为想象和信念，可思世界分为理智和理性。它们四者分别对应影像、实物、数字/图形和理念。所谓“上升”就是要求从想象到达信念（doxa），再到理智和理性的领域。
在洞穴隐喻中的每一个阶段后可以对应前两个隐喻中的对象：被囚禁的人最初看到石壁上的光影，即想象；转身后看见火堆前的道具纸马——可见世界中的实物；洞穴之外水面上太阳的倒影对应理智领域；而洞穴之外的太阳无疑代表了终极的理念本身。
然而在《理想国》的极简叙事之后，还有太多悬而未决之难题：譬如，人是如何摆脱囚徒状态的？又譬如，如何确知自己摆脱了囚徒状态？以及，为何返回洞穴？返回之后可以/应该做什么？哲学史家认为，柏拉图的老师，也就是《理想国》中的真正主人公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或许在洞穴隐喻中，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样要谈论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理念，而是人的生活本身。
七
下降——你回去吗？
假设你是一个自认为摆脱了囚徒状态的人，你会选择回去吗？在柏拉图笔下，走出洞穴的“上升过程”和返回洞穴的“下降过程”构成了又一种对应关系。然而，对于是否返回，以及返回之后做什么，人们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如果让柏拉图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说，一定要回去！对他而言，这几乎是“义不容辞”（520e）的事情。因为，洞穴就是政治生活本身。哲人返回不仅是为了“城邦整体的幸福”（519e），而且是处于一种无法推脱的责任感，因为“城邦培养了你”（520b）。在柏拉图的政治设计中，只有哲学家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也只有哲学家才有能力参与哲学和政治生活（520c）。这是何等的殊荣？这是何等的重担？
洞穴隐喻作为一个“母题”其实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存思考之中。鲁迅在《呐喊》中的“铁屋子”比喻其实是对洞穴隐喻的改写和一种回答：“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这究竟是彻底的清醒呢，还是悲哀的反讽呢？
柏拉图在写作《理想国》时，何尝不清楚“返回”洞穴的危险。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公元前三九九年被雅典判处死刑，罪名是亵渎神明和误导青年。或许在柏拉图心目中，苏格拉底就是那个摆脱了囚徒状态的人，而那个洞穴就是雅典城邦。哲人为何要返回洞穴？苏格拉底说：“他们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515a）返回并非殉道，而是自我完满。然而有人认为，即便如此，“他们”不值得你返回。
在离开和返回呐喊之间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吗？柏拉图并没有直接给出回答，但稍稍留心的人一定会发问：洞穴之中，石墙之后那些傀儡戏演员是谁？——他们难道不也是一群挣脱了束缚，然而终究没有去揭穿谎言，反而给谎言添砖加瓦的人吗？这种谎言就是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noble falsehood，414c-415d）吗？
柏拉图承受着色诺芬（约前430 -前355）的愚钝和阿里斯托芬（约前446 -前385）的嘲讽，写下了《理想国》。他曾经写道：“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有柏拉图写的著作，现在以他署名的作品都属于苏格拉底、被美化与恢复了本来面目的苏格拉底。”（《书札二》）一本书放在那里两千年，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哲人的看法。伍迪·艾伦在电影《无理之人》（Irrational Man，2015）中将哲学家刻画为一个肥胖、自私、刻薄的小人，他的双眼经常充满血丝，眼圈永远乌黑。哲学家最终死于自己的笨拙。在另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电影《城市广场》（Agora，2009）中，亚历山大港的女学者希帕提娅（Hypatia of Alexandria）因为一项与信仰不符的天文发现而被信徒投石打死。而城市广场（agora）也是希腊化城市的一个“标配”，那里是城邦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所在，也是市民公共生活的场所。雅典的城市广场也恰是当年苏格拉底与人进行哲学讨论、论辩、恼人的地方。
电影《城市广场》中的女学者希帕提娅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描绘了一种反常识的政制：哲人成为王（philosopher-king）。在柏拉图看来，哲人具有的美德——好学、强于记忆、勇敢和大度，最适合统治。而在日常生活中，大概只有让哲人去死，常人（das Man）才能活得心安理得。
八
洞穴与启蒙
自柏拉图以来，离开和返回洞穴成为了哲人的使命，或者说宿命和诅咒。坚持要返回洞穴、唤醒沉睡者的使命感在启蒙运动中成为一种战斗口号。在德国哲学家康德看来，认识是上升的过程，启蒙是下降的过程。这也成为后世几乎所有“开启民智说”的范本。在康德的时代，所有人都生活在两个洞穴的束缚中——君权和教权。因此，在《何谓启蒙》（1784）一文中，康德提出了著名的口号——要敢于认识（Sapere aude）！也就是要求每个人都能够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公开地运用理智。对此，学者不仅拥有自由，而且还负有责任。然而，康德并未言明，如何来摆脱这种不成熟，以及如何来区分成熟和不成熟状态。
海德格尔在《论真理的本质》（1930）中提出了一种古希腊式的真理观——真理（ἀλήθεια）即无遮蔽（un-verborgene）。回到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海德格尔认为解放是“意外发生的”。而真正的解放必须包含暴力和勇气这两个要素。他还特别看重艺术中的本质的洞见。对海德格尔来说，自由人返回之后，应当保持镇静，而只有返回洞穴，才意味着自由的真正完成。
列奥·施特劳斯对洞穴隐喻的解读走得更远，他提出了“第二洞穴”的说法：现代人在原本的洞穴之下挖掘了第二个洞穴，并自鸣得意地下降到这个洞穴中不愿出来。在他看来，启蒙运动本来要反对两重障碍——人为障碍和历史障碍，在当时的历史中主要表现为反抗宗教。然而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背反式的结果：一方面，启蒙运动反传统，但其自身却完全成为了一种传统；另一方面，启蒙运动反传统，也彻底摧毁了传统——犹太、基督教和古希腊的，进而陷入了西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危机之中。因此施特劳斯提出，回归古典可能是现代人的唯一出路。然而，人能两次返回同一个洞穴吗？
九
无知是福？
在二十世纪末的电影中存在两种类型的“洞穴隐喻”——洞穴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伪装、虚假和遮蔽。第一种的洞穴表现在《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彼得·威尔导演，金·凯瑞主演，1998）中：主人公楚门从小生活在一个小岛上，然而他周围的一切都是一场巨大的真人秀。他的邻居、朋友、同事，甚至爱人都是导演组精心安排的。他的一言一行都时刻被直播。这个小岛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影片的最后，楚门一个人划船来到了摄影棚的边界。那里的蓝天白云其实是画出来的舞台布景。他走上了阶梯，在蓝天白云上打开了一扇小门。他并没有直接走出去，而是转过身，向着里面鞠躬谢幕。摄影棚里的世界，一切物理对象都是真实的，但所有社会关系都是虚假的。问题在于，楚门走出了这个摄影棚之后，外面等待着他的世界会更为“真实”吗？
电影《楚门的世界》剧照
另一种洞穴的极端呈现方式则是《黑客帝国》三部曲（The Matrix，沃卓斯基导演，基努·里维斯主演，1999-2003）：一个巨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被一个超级人工智能“母体”所控制。他们被囚禁在一个个维生胶囊中，脑后插上了信息交换端口。他们“看到”“听到”“触摸到”和“感受到”的一切都是母体赋予的电信号而已。当一切物理的对象都是虚假的时候，社会意义还会是真实的吗？这个问题构成了反抗者的终极困惑。（参见《书城》2016年10月号《〈黑客帝国〉与钵中之脑》一文）当主人公尼欧被从母体中解救出来之后，曾经面对一个选择：一颗蓝药丸和一颗红药丸——他可以选择回到母体中，继续过上安安稳稳的生活；或者，他可以选择永远离开母体，过上奔波流离、时刻战斗、时刻面对死亡的生活。良善生活未必就是快乐的生活。在面对同样的选择时，地下反抗组织的叛徒说：“无知是福。”（ignorance is bliss）熟读哲学的导演是在讽刺“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吗？
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活在一个物理的洞穴中，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不愿离开的意义和文化洞穴。正因如此，《危楼愚夫》构成了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第三种类型的洞穴——存在论（existential）意义上的洞穴。迪马是一个管道工，他不会吟诵什么“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来寻找光明”。不过在俄罗斯影片《危楼愚夫》中，只有迪马一个角色经历了《理想国》中洞穴隐喻的囚禁—离开—返回和呐喊四个阶段。然而，更为清醒的意识告诉我，一个人逃离黑暗和让一群人寻找光明，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而且，苏格拉底在两千年前说过，无论你面向光亮还是背着光亮行走，都会感到眩晕。“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上，第277页）
电影《危楼愚夫》重复了一遍苏格拉底的话。不过，它只是如今市场上千万部电影中的一部。对很多人而言，它也不过是愚人的沉沉低吟。或许，有些人更愿意在洞穴中继续他们的酣睡——直到洞穴崩塌。有当代政治哲学的学者提出：“……柏拉图式的洞穴图景描述了人类的根本处境。人是其所处时代及场所中权威意见的囚徒，一切人由此开始，大多数人也在此结束。教育就是从这种束缚中获得解放，就是上升到某种立场，从那里能够看到洞穴。”（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这里的“教育”当然不仅仅是指现代的学校教育，而是造就人的事业。
装睡的人，你会如何选择？
本文选自《书城》2017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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