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对儒学的批评

（前几日整理电脑，发现之前自己阅读邓晓芒《儒家伦理新批判》之后写的一则笔记。略微修正之后贴在这里。）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对儒学的批评分成内在的批评和外在的批评。儒学之中不同流派之间的批评，可被视为内在的批评，而邓对儒学的批评则是一种外在的批评。这种批评并非是对儒学某些教义提出新的阐发，而是对儒学的基本结构提出批评，是一种“关于”儒学的批评。

邓对儒学的批评可以总结为一个基本命题，即儒学提出的道德规范只是一种道德箴言式的简单总结，是静态的和偶然的。

具体来说，邓指出，尽管儒学提出了很多在一般人看来相当正确的实质性道德主张，比方说尊老爱幼等等，其中甚至包含一些更深入的实质性道德主张，比方说人都有某种版本的“恻隐之心”，都应该遵循其本性行动等等。但为什么这些规范会成为道德的主张呢？恐怕所能提出的辩护只能是，这些是社会多数成员所接受的道德观点。儒学只是将这些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道德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但这并非是一个充分的辩护，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仅仅是一个经验性的事实，为什么这个事实会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判断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则并没有说清楚。

有人会提出反驳，指出儒学之所以认为这些规范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乃是基于对人性的某些基本看法，比方说恻隐之心等等。邓在这里提出，儒学对人性的这种分析，实际上依然是对那些被他们视为正人君子的人深层品性的总结。儒学将这些品性直接视为人性中固有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不断地通过检讨自己，去除杂念来自动地向善。这实际上是一个跳跃，即这种不完全归纳的结论，直接被视为人性中必然包含的属性。从逻辑上说，此处需要一个形式化的判准，以决定何种规范人们必须接受其为道德规范。这恰恰是西方道德哲学中所谓的道德形而上学。邓认为儒学完全缺失了这个关键一环。

正因为儒学实际上并没有提出关于道德的一般性原则做指导，而仅仅满足于经验的总结，那么哪些经验应当被视为重要的道德经验，而这些道德经验又该如何解释，就没有办法在原则的指引下进行解决。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那个在事实上获得权力的人说了算。换言之，我们只能将那个能够在事实上确定道德争议之人的自己的道德观点，视为正确的道德观点。这实际上就为价值专制大开方便之门。更糟糕的是，由于儒学将某些道德内容视为人本性就能自动实现的内容，因此诛心之论就成了道德论辩的重要环节。重要的不是客观的理由，而是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了赤诚，真的做到了没有杂念。而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肯定是心术不正。只要找到了其心术不正的证据，那么其主张是否合理，就完全不重要了。但正如上文所述，究竟哪些是杂念，最终只能靠那个拥有权力者来定夺，那么异见者实际上就完全受到了权力者的支配，价值专制也就达到了顶峰。

由于我们的本性实际上远远比儒学描述的要复杂，根本无法简单通过反本或者赤诚的办法，自动导向权力者所希望的道德方向。而与此同时，权力者的支配又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这就反而切切实实地提供了一个自我欺骗的动机。我通过假装承认权力者所提出的道德版本，确保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或许在高压下，这种自欺久而久之就从有意识逐渐遗忘到了无意识的层面。但由于儒学提出的道德规范在本质上是外在于我的，自我欺骗只是被遗忘而不是被反思认可所取代，那么只要社会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无意识的自欺就会再次转化成有意识的行为。我会意识到自己所持有的道德观点实际上并不是我真心接受的，而只是某种利己主义的外衣，那么在面对新的权力者的时候，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扔掉这个外衣，接受新的道德版本。相对而言，我也会意识到，真正发挥作用能确保自利的，就是依靠真正的强权，或者自己成为这个强权。

因此，邓认为儒学对自己的批评，总是满足于发掘邓背后子虚乌有的动机，这实际上就是儒学自身缺陷的暴露。儒学之所以需要批判，并不是去批判那些道德箴言，而是批判这一整套思维结构。这套思维结构重直觉，轻反思；重立场，轻理由。站在这个立场上，邓才会主张，虽然十年期间打倒了很多传统的东西，但这十年时间恰恰是传统痼疾的总爆发。这个批评无疑是相当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