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爵士分析《宫娥》的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他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一个人物，没有这个人物，《宫娥》将不会有现在这么伟大，从这个意义上，也许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不亚于蒙娜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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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拉斯开兹本人必定会拒绝这么夸张的诠释。他最多也就会说：准确记录事实，让他的皇家帝王满意，这是他的分内之事。他也许会继续说：年轻时，他就已经可以按照罗马式的风格准确描绘人的头部了，但在他看来，那些头部都没有生气。此后，他从威尼斯人那儿学会了如何赋予人物血肉，但是这样的人物好像都虚无缥缈。最后，他找到了一种方法避免这样的问题：用更宽阔的笔触；但到底是如何发现的，他也说不出来。
出色的画家谈到自己的作品，常常就是这样。然而，经过两个世纪的美学发展后，我们可不能听之任之。现在，有理性的人都不再把模仿看做艺术的终结。那么做，就等于把书写历史视为记录所有已知事实。人类所有的创造性活动，依赖于选择，而选择意味着心智感知关系的能力，还有发现业已存在的模式的能力。这种活动不仅限于艺术家、科学家或是历史学家。
我们每个人都会测量，我们每个人都会匹配颜色，我们每个人都会讲故事。每天从早到晚，我们都在致力于一些相对低层级的美学活动。当我们在放置自己的梳子时，我们就是抽象艺术家；突然被一片丁香花影打动，我们就是印象派艺术家；从下巴的形状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就是肖像画家。我们产生的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完全不可解的，而且彼此也毫无关联，直到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把它们融为一体，永世长存，让它们传递他自己的秩序感。
心中有了这些推测，又回到《宫娥》面前，我发现，委拉斯开兹在众多现实细节中做出的个人选择是多么不同寻常。他选择这些细节，作为正常的眼中印象加以表现，也许会误导他的同代人，但不应该误导我们。从头说起，他在空间中的安排布局，那是我们每个人对于秩序感最有启发、最个人化的表现；然后，是人物之间的眼神互动，营造出不同的关系网络；最后，是这些人物本身。他们的性格，虽看上去那么自然，却是极其独特的。没错，小公主主导了整个场景，她的尊荣，体现在她已经拥有了让人惯于服从的气质，还有她精致华美的淡金色头发。但是看过她之后，我们的眼睛马上就会跳到她的侏儒——玛丽巴尔博拉——那闷闷不乐的方形面孔上，还有小公主的狗，沉郁、冷漠，像个阴郁的哲学家。这些位于画面现实的第一个平面。那么谁在最后一个平面中呢？国王和王后，退避为一面阴暗镜子中的映像。在画家的宫廷帝王看来，这只不过是记录了一个迎合他的喜好的场景。而我们是不是可以确定：当委拉斯开兹如此彻底翻转广为接受的价值观时，他一定是无意而为之？
置身于普拉多博物馆巨大的委拉斯开兹展厅，他感知人类个性的神秘力量，几乎完全将我压到。我的感受就像灵媒，他们在抱怨“灵异的存在”叨扰了自己。玛丽巴尔博拉就是这样的叨扰因素。《宫娥》中的其他人物出于纯粹的礼貌，加入到这个“生动的场面”（tableau vivant）之中，而她在面对、挑战观者，如同裹住的拳头打出的一拳。我记起委拉斯开兹和他画过的侏儒和丑角之间的关系，奇异而又深刻。无疑，记录这些宫廷宠臣的面相，是他的分内之事。然而，在委拉斯开兹主展厅中，有多少宫廷丑角的肖像，就有多少皇家成员的肖像（各有九幅）。这当然超越了官方的指导意见，从而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偏好。他的某些原因也许纯属绘画层面。比起皇家成员，丑角可以听命多当会儿模特，而他也可以更认真地观察他们的头。然而，有没有可能糅合了这样的感受：他们遭受了身体上的侮辱，比起皇家模特，这让他们多了某种真实感？拿掉国王和皇后崇高地位形成保护壳，他们就变得那么粉嘟嘟的，面目不清，就像被剥了壳的虾。他们不可能像塞巴斯蒂安·德莫拉，或是怒目圆睁、沉郁而又自主的玛丽巴尔博拉那样，用如此深沉的质疑目光盯着我们。
《塞巴斯蒂安·德莫拉肖像》
要想更多了解这幅画，点击：塞巴斯蒂安·德莫拉，《权力的游戏》中“小恶魔”的原型
我开始反思，如果玛丽巴尔博拉从《宫娥》中移走，替换为一个优雅的年轻宫女，这幅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会有那种现场感，颜色会更微妙，色调还是那么严谨、正确。但是整幅画的气场就完全掉下来了：我们也许会失去一整套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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