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数月的“关停”传闻之后，1月5日上午，虾米音乐发布官方声明表示，由于业务调整，虾米音乐播放器业务将于2021年2月5日正式停止服务。
虾米音乐团队在一封告别信中表示，“不可回避的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曾错失了一些关键机会。在音乐版权内容的获取上，没能很好地满足用户多元化的音乐需求，这也是我们最大的遗憾。”
但2年前离任的虾米创始人王皓（昵称“南瓜”），却在接受播客“坏蛋调频”采访中坦诚：“如果有幸活下来了，（虾米）跟腾讯、网易也不会有太大区别。不存在真空环境里的假设，如果可以的话当年也应该做到了。
我们或许是错过了一些机遇，但最后看，也许这就是必然结果。能被允许活下来的，都是按照某种故事情节发展的东西，给你提供了选择的那些平台，都已经被干掉了。”
这些矛盾的话语显现出了虾米过去几年的在“版权大战”中的挣扎，简而言之，谁抢到了热门综艺、偶像歌手的版权，谁就是版权大战中的赢家。
在那些年里，王皓听到的越来越频繁的词是流量。一个设计、一个想法，如果不能带来直观的流量收入，就会被否掉。音乐推荐、或者说音乐审美的传播，平台的付出则基本是徒劳无获。
“也是因为此，虾米和豆瓣遇到同样的尴尬，闪光之处有目共睹，但是没有资本愿意给他们续费充值。”音乐版权内容公司HIFIVE首席策略官张昭轶接受深燃采访时分析。
虾米拥有的数据体系不被市场看好，KPI也很难衡量，但它对用户来说却是信仰级别的情怀。这是无数人缅怀虾米，哀叹“只有虾米的算法最懂我”的缘由。
虾米建站之初，依靠的便是用户自行上传音乐，这也帮助虾米音乐创造了更多元的“音乐数据库”，在音乐风格分类和专辑单曲EP等分类上更专业和细致。
更不用说上面大量的歌单、小众音乐的共享和推荐，以及陌生歌迷之间因为一首歌产生的火花和惺惺相惜。这些都是建立在由用户一点点搭建起来的、相对完整的数据库基础之上。
组建乐队出身、热爱音乐的王皓一直在虾米的音乐推荐和算法方面有所坚持，但最后却不得不承认，“版权大战输了就没了，其他都不重要了”。
王皓的好友付翀则说，干掉虾米的不是对手，而正是对品质的优劣、资讯的准确性以及产品体验均“不介意”的用户。用户的“不介意”这三个字，足以干掉任何产品。
虾米的关停固然是某个公司商业模式的失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其中折射出的许多议题，正在不知不觉间改变和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如音乐、如算法，又如无所不在却又早已面目全非的互联网。
今天我们希望与你分享，看理想主讲人李如一在节目《明日世界生存指南：给女儿的三十封信》里，在音乐、算法这几个位面上，对于世界的鞭辟入里地观察和剖析。或许你会发现，正如王皓所说，有些结果是必然的。
01.
谈音乐
—《虾米创始人王皓：我觉得没什么好怀念的》
历史上有许多快人一步的音乐家在很多年前已经预言过，听众和音乐的关系在未来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例如加拿大钢琴家 Glenn Gould 在上世纪60年代就认为，未来的听众听唱片时，可以通过自行调节 EQ——也就是高、中、低音的比例——来为自己炮制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声音。
Gould 说中了未来，现在音乐在抖音等软件上可以如此“自由”地使用，但其实他只说中了一部分。他没有说中的那部分，正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我认为也是未来会继续发生的。
Gould 认为，电子技术对音乐的中介是一件好事，这种中介会改变声音，这种改变可以由听众根据自己的喜好控制。但是他的想像是局限于音乐本身的。他的前提是，人们会一直像他那个年代的人一样重视音乐。
前几个月，索尼公司发生了电邮泄露事件。泄露的部分显示，简单说来，就是音乐产业是在用老歌养新歌。
老歌提供了收入的 50%，但同时提供了 200% 的利润。也就是说假设一年利润是 2.5 亿美元，老歌的收入是 5 亿，而新歌是亏损 2.5 亿。如果不考虑唱片而是去看流播网站的情况，老歌贡献的比例就更多。
抱怨流行歌新不如旧是每一代人的惯例，我们其实很难从音乐本体的角度上得出什么结论。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在过去两年创作出来的音乐卖得并不好。
音乐最初是一种仪式和社交行为，它一定是发生在人和人之间：有人唱，有人听。但自从录音技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诞生以来，音乐可以发生在人和物——也就是唱机或是今天的手机之间。唱的人不一定会出现在听的人面前。
唱片工业是基于新技术的资本主义建制，本质上，这和人们今天热衷谈论的“创业”并无二致。聪明的人发明了新奇的玩具，有生意头脑的人将它推向市场。
此外，正是由于录音技术可以帮助音乐方便地进行空间上的移动，唱片工业从一开始就是高度国际化的。既然能把声音固化成一个东西并四处运输，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去听远方的声音。欧洲的唱片公司如百代等，早早就来到了亚洲各国，采录闻所未闻的音乐，但录好之后常常还是要运回欧洲做成唱片，卖给欧洲人。
这种腾转挪移发生在近百年前，但和全球化的生产销售模式已经非常近似。现代人和音乐的关系，已经被技术和资本主义系统中介了很长的时间。
但事实上，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了变化。音乐录影带（MV）出现了，唱歌跑调的偶像出现了。我认为这两件事都说明人们——至少是能让音乐作为一个产业持续正常运转的那批人——渐渐开始不如以前那么重视音乐，“音乐人长得好不好看”开始变得至少和“音乐好不好”同样重要。
视觉性和音乐的关系是一个没有得到足够研究的课题。越是资深的乐迷，往往越是乐于强调音乐是纯粹的听觉领地。照封面买唱片是羞于承认的，谈乐队成员的穿着打扮是不懂音乐的假乐迷干的事。
“重视觉、轻听觉”在今天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音乐成为了影、视、游戏作品的附属物。
虽然在影像作品里，视觉和听觉是共同作用的一体化元素，但我们从一个事实就能看出人们对听觉的忽视，那就是很多人如今都会在手机上关闭声音、透过字幕来看剧。对他们而言，没有声音的影像并不是不能接受的。
这就是 Gould 没有说中的未来。电子技术确实对音乐在进行中介，但这种中介远远不只表现于 EQ，也不仅仅表现于任何作用于声音本身的变化。它同时表现于对音乐的否定。
如果说唱片和乐谱一样是对音乐的一种编码，那么唱片的出现否定了演奏乐谱的必要性。现在，电子技术和电脑、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正在否定演奏唱片的必要性。
从最浅表层说，这当然是指你不必再把唱片放到唱盘上，只要打开 YouTube 或 Spotify 就可以听歌。但正如唱片是对乐谱的取代，如今新一代听众的这种随时在听、又很少单单专心听的听法，就是对于“规规矩矩把唱片放到唱盘上，不干别的，专心听音乐”的行为模式的否定。
这一时代现实告诉我的是，一个或几个人面对一套音响（或是耳机）“沉浸在音乐世界”，这种生活方式已经不再代表当代听众和音乐的主要关系。
英文里有 muzak 一词，用来表示专门做来在商场、电梯间等公共空间播放的音乐。在近百年前，法国作曲家萨蒂曾经说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像家具一样单纯地存在于背景，我认为这就是音乐在今日的处境。
02.
谈算法
虽然在种种阻碍虾米实现理想的原因里，有唱片公司、版权问题等等，但王皓心里觉得最无力改变的、或者说最终阻碍了理想无法实现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大多都欣然接受了系统塞给他们的东西，忘记了自己还有主动选择的权利，他说豆瓣和虾米都尝试让用户去记录自己喜好、发现更多有价值的推荐结果，最后也失败了。
—《虾米创始人王皓：我觉得没什么好怀念的》
互联网让我们有一种似乎可以快速联系一切的感觉，但回溯过去，发掘新鲜内容的一些核心原则，和现在这复杂而高级的推荐算法并无本质区别。
在大量音乐青年主要的精神食粮是打口唱片的年代，我曾经无数次感受到唱片店老板貌似漫不经心的目光。我在一盒盒唱片中翻翻拣拣的动作，都被他暗自看在眼里。有时我刚选出了两张唱片，他就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地从另一个箱子里掏出几张别的递给我。他就是一套人肉推荐算法。
和 Netflix 比，这套算法很不周全，不过颇有些特别之处。例如，有时他会通过某种无伤大雅的羞辱来达到让人消费的目的，具体表现为“这你都没听过！”之类的话术；还有的时候，他也会诉诸于社交性，比如说哪个资深乐迷都买了。
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推荐系统，那就是乐评。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简直原始得难以想像，一个由许多活人组成的推荐系统，效率何其低下，人工成本又多么高昂？
那个时候的乐评（也包括影评、电视评论、书评等）首先当然是刊载于杂志，但在售卖或租赁唱片、影碟的店里也会有一种乐评，那就是店员的个人心水推荐。
有的店会专门辟出一块空间，用来摆放各店员本期推荐的音乐或电影，用卡片纸写上几十一百字的推荐放在旁边。久而久之，顾客和店员的口味会自然形成匹配，产生专门买某店员的推荐的习惯。
九十年代的美剧《宋飞正传》，有一集的设定，就是 Elaine 由于喜欢一位店员的推荐，在想像中爱上了他，由此展开故事。在日本的许多唱片店，这种做法至今得以保留。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还有读乐评习惯的年代和如今这个年代的重要区别，那就是活人在整个推荐过程中的能见度。文化产品在那个时候已经过剩，消费者已经需要专业意见来帮助自己做出选择了。但我们并不是只会读有关自己可能会买的唱片的评论，也不一定只读自己喜爱的乐评人的评论。
读评论是在求推荐吗？肯定有这方面的考虑，但它更是一种参与公共话语的过程，用英文的说法，一种 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搞清世界是怎么一回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发现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和电影，但那从本质上说，并不是目的。
“给我推荐几个好听的歌吧”是一种相当无趣的请求，它的草率体现在“个”这个量词的使用中。歌的量词是“一首”，但由于其实并不在乎是不是真的推荐，所以使用了一个最通用的量词，用来体现一种“无所谓”的淡然态度。推荐算法是为这些人准备的。
推荐算法出现的时候，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认知和审美系统，比较知道自己想听什么、想看什么，所以算法最初的原始和简陋绝不可能令我满足，相反会令我鄙视。
对下一代，可能并非如此，大部分人可能不会经历细读杂志（或乐评网站）来塑造音乐口味的过程，而是一开始就接受了推荐算法的洗礼。
我并不抗拒推荐算法，在很多情况下，我也受益于推荐算法。当我要了解一个陌生领域的知识时，亚马逊的“你还可能对这些书感兴趣”，往往能够提供快速入门的方法。在 YouTube 上听未正式发行的古典音乐录音，也往往能训练它的推荐算法在日后推一些令人惊喜的录音给我。
我想，和推荐算法共处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意识到它的存在，并且自己去挖掘算法意识到的相关性背后的故事。
这是因为推荐算法是软件，它需要用精确的语言定义所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一切行为必然带有的混乱和非理性因子会被抹除。为什么你看了电影甲之后 ，Netflix 会推荐电影乙给你？或许是因为题材近似、风格近似，或是一万个看过电影甲的人里，有九千个都去看了电影乙。
这些是容易描述和定义的因子。但或许，只要通过简单的调研，就会发现电影乙的导演长期做过电影甲的导演的副导演；又或者电影乙最初是出于纯粹的商业与考虑对电影甲进行的抄袭模仿，但是在几十年后由于观众口味的变化被翻案重新评价，地位甚至超乎电影甲之上......
如此，你就可以开始画自己的知识谱系，深挖作品之间、作者之间、作者与时代氛围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而它，远比“找好听的歌听”更加重要。
03.
谈互联网
很多人对虾米的缅怀，不只是哀叹一个音乐软件的消亡，或许更令人惋惜的，是那个曾经开放、包容、充满着探索与新鲜事物，却又在悄然之间改变了模样的互联网。
互联网是让电脑连在了一起，但它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产品。一本杂志买来就可以读，Netflix 下载了就可以看剧，玩具买回来就可以开始玩。可是创始之初的互联网是一片荒野，而且也没有通用的地图。当你站在荒野或沙漠上，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可能往某个方向望去能远远见到一些房屋，或是引起你兴趣的某种东西。你手中可能有一本曾经到此地探险的人写的小手册，那就是你唯一的依靠。
在早期的互联网上，无目的地漫游几乎是能做的唯一的事，很容易、很自然地碰到陌生的知识，异国的情调。
互联网，就是一个让各种怪人都能充分伸展，自由跳舞的地方。这是我对上世纪90年代末到大约2010年的互联网的某种描述。
那是互联网的黄金年代。黄金，并不仅仅因为它欢迎所有人，更因为它尊重来玩的人的心智能力。
它认为自己可以从每个网民身上牵引出开放包容的心态、平和理性的思维、旺盛的好奇心、以及在荒野中冒险探索的能力。今天看来，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种对网民的期许过于理想化了。但那在多大程度上是我们试图在为互联网后来的走向合理化呢？
今天的上网生活以 App 为核心，它们经常被描述成一个个孤岛，可以是自给自足的存在，但是和其它 App 之间的通讯远不如网页链接那么理所当然。
大部分人通过 App 使用互联网产品。App 的开发者给同一产品的网页版增加各种限制，试图将人们引到 app 这边来，有的甚至干脆不提供网页版。
这并不代表万维网已经消失，整个由 App 构成的宇宙正是建立在互联网和万维网上，有一个事实可以很简单地证明这点，那就是如今绝大多数 App 都允许你把其中的内容的链接拷贝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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