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在新光电影院举办过几次按国别划分的电影观摩活动，记得有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电影周，选片十分用心，部部精彩，让电影迷们过足了瘾。在德国电影周的片目中有一部名为《没有时间流泪》（Keine Zeit für Tränen）的纪实故事片，震撼之余，使不少上海观众流下了不少的泪。
到了汉堡以后，逐渐了解了《没有时间流泪》的故事背景，这是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生在汉堡附近的德国千年古城吕贝克（Lübeck）的真实事件。1143年建市的吕贝克地处汉堡的东北方，距汉堡七八十公里，滨波罗的海，历史上曾是汉莎同盟（Hanse）的盟首，威震一方，富可敌国。二战中吕贝克成为盟军测试空袭的破坏和杀伤效果的首个对象城市，遭遇疯狂轰炸，古城基本被毁。战后吕贝克旧城区完全按照被破坏前的原始风貌重建，修旧如旧，惜旧如金，是为古城复原的成功范例，1987年，吕贝克整个旧城被纳入人类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曾经陪美国规划协会的好友柳元游览吕贝克，柳元乃深谙城市规划的行家，走南闯北，尽管是见过大世面的，还是被吕贝克千余年前的城市规划震撼到了，惊呼任何一位城市规划师都应该好好地看看吕贝克，而美国规划协会的年会也应该放到吕贝克来开。
钟灵毓秀，因为其富足的生活，优美的环境和雅致的氛围，人口不足二十万的吕贝克对德国文化发展的贡献可圈可点，吕贝克的音乐和医学教育均为世界一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城竟然一口气为世界贡献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1929年托马斯·曼获诺贝尔文学奖（参见本系列《铁窗下那一丝神秘的震颤》），1971年威利·勃兰特获诺贝尔和平奖（参见本系列《枪口前举起双手的男孩》），1999年君特·格拉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参见本系列《由一场危机引出的泪奔往事 - 伯利恒星光下的平安夜》），可谓名闻遐迩。
然而，诺贝尔奖毕竟还是高大上阶层的游戏，能读懂托马斯·曼们写的那些书的大概也只是为数寥寥的社会精英，战后真正使吕贝克声名远播，乃至撕裂德国社会的是吕贝克旧城“提帕萨”酒吧（Tipasa）的女老板玛丽安娜·巴赫玛亚（Marianne Bachmeier 1950 - 1996）法庭杀人案。
玛丽安娜的原籍为东普鲁士，父母在二战末期为躲避苏俄军队，逃难到了英军占领区下萨克森州。玛丽安娜的父亲在纳粹时期当到了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Sturmbannführer，相当于建制军队的少校），正团级干部，战后郁郁不得志，借助酒精和对家人施暴消愁。玛丽安娜幼年时父母离异，母亲再婚，继父更非善茬，玛丽安娜是在一个不正常不安定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16岁时，玛丽安娜生下了第一个女儿，为此被继父逐出家门，两年后18岁时生下了第二个女儿，而在第二个女儿出生前不久，玛丽安娜还被人强奸。在第二个女儿出生后，自感无力承担养育责任的玛丽安娜将两个女儿都送人领养。1972年，玛丽安娜生下了第三个女儿安娜，这一次，玛丽安娜决心把安娜保留在身边，同时还做了结扎手术，以便专心抚养安娜。
当时，玛丽安娜在吕贝克旧城与人合伙经营着“提帕萨”酒吧。在酒吧夜店行业里，有不少被称为“场所”（Szene）去处，即指这些地方是为特定人群服务的，陌生人进入酒吧尽管不会被驱赶，也会得到服务，但往往会感到不自在，不得要领。距著名的卡特琳娜教堂（参见本系列《死亡也并非是所向披靡 – 致敬巴尔拉赫》）只有一个街区的“提帕萨”酒吧在吕贝克因其特立独行的风格而被唤作“场所酒吧”（Szenekneipe）。
因为经营打理在深夜营业的酒吧，家中无人照顾小安娜，玛丽安娜只能将年幼的女儿带到酒吧。场所酒吧人员混乱，环境嘈杂，小安娜就是在这种“少儿不宜”的氛围下长到了七岁。事后有酒吧常客回忆，小安娜长相甜美，性格活泼开朗，而且也很有个性，客人们也都喜欢安娜。小安娜常常在酒吧的长凳上入睡，直到酒吧打烊被母亲唤醒回家。
1980 年 5 月 5 日，七岁多的小安娜没有去上学。关于她没有上学的原因有不同说法，一说是那天早晨玛丽安娜睡过了头，同意小安娜不去上学，安娜遂去一小伙伴家，但小伙伴在学校，小安娜便在街上闲逛；另一说是一大早小安娜跟妈妈拌嘴，遂赌气离家，出走逃学。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靠谱，结果是到了晚上，小安娜被发现没有去学校，也没有回家，玛丽安娜在小安娜可能滞留的各处遍寻不得，只能报警。
几乎在玛丽安娜报警的同时，一位女士向警方举报，称其男友克劳斯·格拉波夫斯基（Klaus Grabowski）告诉她，当天他在家用她的丝袜勒死了小安娜。根据举报线索，警方当晚在环绕吕贝克的运河边发现了小安娜的尸体。小安娜是被勒死的，死后被塞在一个纸箱里，纸箱里胡乱地被填进了河边的泥土。据当年办案的检察官回忆说，现场极为惨酷，以致他一生都无法忘怀。
格拉波夫斯基犯案时年35岁，职业为屠夫，之前有性侵幼女的前科。1976年，格拉波夫斯基因为性侵幼女被捕，后因自愿接受化学阉割，即通过注射雌性激素抑制性欲而重获自由。但是两年之后，格拉波夫斯基向法院提交申请，称化学阉割导致了他的健康问题，法院批准了荷尔蒙调整疗程，调整疗程实际上使格拉波夫斯基的性欲恢复到了化学阉割前的状况。
格拉波夫斯基于当晚被捕，在接受警察审讯时痛快地承认了他杀害小安娜的事实，但是格拉波夫斯基声称他遭到了小安娜的勒索，迫不得已才下了狠手的。格拉波夫斯基与小安娜是街坊，之前就认识，出事那天他在街上看见无所事事的小安娜，遂邀请小安娜去他家看小猫。到了他家以后，小安娜向他索要一个马克，否则她会告诉妈妈他“摸”她。格拉波夫斯基称他害怕因此会重新入狱，惶恐之下，情绪失去控制，杀死了小安娜。
案发十个月之后，1981年3月初，吕贝克州法院开庭审理格拉波夫斯基杀害小安娜案。格拉波夫斯基的辩护律师采取的是此类案件屡见不鲜的辩护策略，格拉波夫斯基并不是预谋犯罪，是在特定情况下，被体内的荷尔蒙驱使，完全无法自控，才失手杀害了小安娜，而造成格拉波夫斯基荷尔蒙失控的责任则是德国司法机构。至于小安娜身上出现的伤痕以及性虐痕迹等格拉波夫斯基均辩称自己已经失忆，坚称自己一时冲动之下才杀人。
联邦德国1949年立国时就已经废除了死刑，所以无论被告最后被如何定罪，无论是故意奸杀虐杀或是冲动误杀，格拉波夫斯基都不会有性命之虞，区别只是在于刑期的长短。如果律师辩护得当，甚至都可能免去囹圄之苦。
1981年3月6日，开庭第三天，因为辩方律师声称被告人将在这一天在法庭上做系统陈述，引起了玛丽安娜的警惕。据玛丽安娜后来的陈述，她认为格拉波夫斯基会在法庭上用被小安娜勒索的谎言为自己的犯罪辩护，而冤死的女儿在公开场合再被泼污水，是她绝不能容许的。
玛丽安娜通过“提帕萨”酒吧的客人买到了一把手枪和弹药。当天一早在正式开庭之前，玛丽安娜身着风衣，将手枪隐藏在风衣下，径直走进法庭。因为还在等待开庭，除了已经坐在被告席上的格拉波夫斯基，法庭内只坐着几位零零星星的听众。格拉波夫斯基背对着走入法庭的玛丽安娜，玛丽安娜事后说起，向背对着她的格拉波夫斯基开枪并不理想，她希望的是面对面，对着他的眼睛开枪。但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玛丽安娜在距离格拉波夫斯基大约3.5米的地方果断拔枪射击，连发八枪，直到打空弹夹。玛丽安娜打出的八发子弹中，有七发击中格拉波夫斯基胸部，且几乎枪枪致命，导致格拉波夫斯基当场死亡。
玛丽安娜开枪之后，现场一片混乱，据现场目击者回忆，玛丽安娜一边开枪，一边叫着：“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玛丽安娜被法警控制住的时候还在嘟哝：“他死了吗？我希望他死了！”
玛丽安娜的行为引起舆论哗然，原来一桩在德国并不鲜见的刑事案件一夜之间发展成了德国司法史上第一件“私刑”杀人案（Selbstjustiz），不仅受害人变成了凶犯，更为匪夷所思的是法庭居然成了私刑的行刑场所。一时间，不仅德国的各大传媒，更有众多世界主流媒体纷纷涌到吕贝克进行报道采访。民众的反应也是林林总总截然不同，一部分民意当然是不认可玛丽安娜的做法，认为法律的尊严必须得到维护，玛丽安娜应该被视为预谋杀人受到严惩，另一部份民意则明确支持玛丽安娜，问题的症结是在德国法律的不公和司法体系的拉胯，认为玛丽安娜是在为民除害。记得一位被媒体采访的老人认真地对着记者说，他不认可玛丽安娜用枪弹杀死格拉波夫斯基的方式，如果换上他，他会把格拉波夫斯基剁成碎块。当时民间还发起了捐助活动，在很短的时间里筹集到了十多万马克，用于对玛丽安娜的法律援助。
1982年11月2日，万众瞩目之下，吕贝克州法院陪审法庭开庭审理玛丽安娜·巴赫玛亚预谋杀人案。玛丽安娜俨然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一时间各大媒体充斥着有关她的图文消息，她本人对此也显得颇为受用。在被关押期间，玛丽安娜允许在汉堡的《星》杂志（Sterne）记者定期入狱采访，并以25万马克的价格授权《星》杂志独家连载发表她的人生故事，这笔巨款和民间捐助使得玛丽安娜能够聘请有经验的辩护律师应付审判。
开庭之初，公诉方吕贝克检察院起诉玛丽安娜的罪名是（预谋）杀人（Mord），对此被告方为自己做了成功的辩护。首先玛丽安娜以一位艰难抚养女儿的单亲母亲出现在法庭上，女儿的遇害使玛丽安娜处于失控的境地，据玛丽安娜本人陈述，她在对格拉波夫斯基开枪的时候，耳朵里满是小安娜对她说话的声音，她神情恍惚，完全没有意识自己做了什么。至于携带武器进入法庭是否有杀人故意的问题，玛丽安娜解释为自从小安娜遇难之后，她感到不安全，因而时时处处带着手枪用以防身壮胆，而事实上，她根本就没有学过射击，也不会使用枪支。案发时，由于情绪失控，她随手拿出了手枪向格拉波夫斯基射击并且将对方击毙，纯属巧合，此时如果没有手枪在身边，她也会操起法庭里的椅凳甚至赤手空拳攻击格拉波夫斯基，总之她携带武器进入法庭没有杀害对方的故意。
对玛丽安娜的审判共开庭28次，其间舆情汹涌，也给公诉方形成了可以想见的压力，加上被告方成功的辩护策略，使得吕贝克检察院在审判期间就撤回了对玛丽安娜的（预谋）杀人指控，改控（过失）致人死亡罪（Todschlag）。1983年3月8日，吕贝克陪审法院终于作出判决，玛丽安娜因（过失）致人死亡和非法持有武器，两罪并罚，被判六年监禁，判决前在预审监狱羁押时间亦合并计算。1985年6月，在服完三分之二刑期之后，法院认定玛丽安娜有自杀风险，因此被取保释放。
玛丽安娜一案可以说是德国战后争议最大的案件，由于媒体的广泛关注，玛丽安娜曾将小安娜之前的两个女儿送人的往事被翻出炒作，而她对小安娜疏于照护的事实也显而易见，人们还通过媒体知道玛丽安娜在小安娜遇害不久前，还在考虑也将小安娜送人。这些爆料使不少人对玛丽安娜产生了困惑，颠覆了她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来的护犊情深的母亲形象。至于玛丽安娜在法庭上陈述的杀人动机，是她所说的激情行为（Affekthandlung）还是她否认的预谋，只是对司法取证量刑有意义，一般人也都心知肚明，一笑而已。当时关于玛丽安娜案判决的民意调查的几乎三分天下的结果也反映了公众意见的极端分裂：28%的被访者认为六年刑期是对玛丽安娜行为的适当惩罚，25%认为判决过轻，反之27%则认为六年刑期过重。
1985年，出狱后的玛丽安娜与一位教师结婚，并随其远赴非洲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在拉各斯他们生活在当地的德国侨民的圈子里，丈夫则在拉各斯的德国学校执教。1990年，玛丽安娜与丈夫离婚，迁居意大利西西里帕勒莫，在当地一家临终关怀机构工作，扶持老年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在西西里的时候，玛丽安娜被确诊患了凶险的胰腺癌，为此她离开西西里回到了德国。
在玛丽安娜离开德国的近十年的时间里，她已经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人们的感觉是她已经消停。随着她回到德国，围绕着她的旧事重提，重新唤起了公众对玛丽安娜及其行为的记忆和兴趣。1994年玛丽安娜接受了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的采访并在著名的施奈克鲁特出版社（Schneekluth Verlag）出版了她的传记。1995年9月玛丽安娜作为嘉宾出席了德国电视一台（ARD）的脱口秀节目，情绪激动地承认她射杀格拉波夫斯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别无选择，只能以此极端行为声张正义，阻止格拉波夫斯基继续散布玷污小安娜的谎言。与此相印证的是，2006年玛丽安娜的一位朋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和她在法庭上她不懂射击的陈述相反，他亲眼看见玛丽安娜案发前曾经在“提帕萨”酒吧的地下室里练习射击。然而，时过境迁，即使德国司法机构在玛丽安娜生前掌握了她预谋杀人的证据，根据“不能对同一行为两次判罚”（ne bis in idem）的法理，亦奈何玛丽安娜不得。
1996年，病入膏肓的玛丽安娜自知时日无多，不甘寂寞的她邀请她熟识的北德电视台（NDR）记者卢卡斯·贝莫尔（Lukas Böhmer）对她进行跟踪拍摄并向公众播放。应该讲，这是一个甚少先例的，也是一位参透人生，坦然面对生命终局的人的勇敢决定，用玛丽安娜的话说，她要经历一次“在公众注视下的死亡”。
玛丽安娜无疑是一位公众人物，已经习惯了“聚光灯下”（Unter Lampenlicht）的人生站位。不难想见，外表看来不甘妥协退让的玛丽安娜之所以为自己安排了“在公众的注视下死亡”，潜意识中还是期望能够得到公众的关注和同情，能够在公众的陪伴下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以此克服任何人面对死亡时难免的恐惧或惶惑。
在摄像机如影相随的最后时限，我们看到了玛丽安娜的日常起居，吃饭聊天，接受化疗等场景记录。明显消瘦憔悴的玛丽安娜坦然地谈论着自己的身体状态，平静地与医生讨论病情恶化情况，预测自己的存活时间。她在为小安娜扫墓的时候，对着记者的镜头说，16年来她一直感觉自己的一条腿就站在小安娜的墓穴中。
与任何一位曾经在南方国度生活过的德国人一样，西西里岛于玛丽安娜来讲是魂牵梦绕的所在，更深层的也许是玛丽安娜在巴勒莫从事的临终关怀工作也为她本人对自己的人生谢幕做好了心理准备，玛丽安娜希望能够在西西里死亡并在当地埋葬。
在摄像团队陪同玛丽安娜自驾南下西西里的旅途中，她看望了当年她送人的第二个女儿，长大成人的女儿早已经原谅了玛丽安娜，母女俩短暂的重逢和永远的告别，伴随着眼泪和欢笑的场景，既使人释然也使人心酸。
玛丽安娜到达西西里以后，临时寄宿在朋友为她租下的一栋可以看见地中海的房子中，对南方的大海和蓝天日思夜想的玛丽安娜多少得到了抚慰，但是，现实骨感，因为保险和财务不济等一系列原因，玛丽安娜无法实现在西西里死亡和长眠的初心，而是必须重返吕贝克。
玛丽安娜回到吕贝克之后，病情明显加重，很快就被送进了医院，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出现在公众前的玛丽安娜仍旧保持着镇静自控，观众感受不到一丝慌乱，1996年9月17日，玛丽安娜在吕贝克医院去世，时年46岁。根据玛丽安娜的遗愿，她在吕贝克的“城堡门墓地”（Burgtorfriedhof）与小安娜合葬。
玛丽安娜去世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在吕贝克，玛丽安娜经营的“提帕萨”酒吧仍然在开门营业，只不过物是人非，老板已经换了不知多少茬，经营范围也已经从“场所酒吧”变成了以新生代为主营对象的特色餐馆。在此就餐的大多是年轻的食客，他们并不知道围绕“提帕萨”餐馆发生的故事，更不会去关心“提帕萨”名字的由来。
提帕萨（Tipasa）是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滨的一座古城，因为其上溯至古罗马帝国的悠久历史和珍贵的文化遗迹于1982年被纳入人类文化遗产名录（2002年被录入濒危人类文化遗产清单）。而真正使提帕萨声名远播的却是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文学家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 1913 - 1960），加缪写下了《提帕萨的婚礼》和《重返提帕萨》两部散文集，在加缪的笔下，“提帕萨”从一座破落颓败的滨海古城名升华成了意像符号，用来象征加缪毕生思索的“自觉去死”的主题。在《提帕萨的婚礼》一书中加缪写到了“自觉去死”（bewußt zu sterben）：“我想到的是，人类一步步为自己实现的唯一真实的文明进步是，自觉去死。......自觉去死意味着，缩小横贯在我们和世界之间的裂痕，在淡漠中自觉意识到，这个世界的辉煌将一去不返，而终结这一切则将是我们承担的责任。”我们无从知晓玛丽安娜把自己的酒吧取名“提帕萨”的初衷，也不知道玛丽安娜有没有读过加缪“自觉去死”的辩述，但是冥冥之中，我们感到了某种神秘的契合，玛丽安娜似乎是在践行加缪的“自觉去死”，随着小安娜的离开，这个世界的辉煌一去不返，为之作出了结，应当是玛丽安娜自觉承担的责任。
不过，作为一位混迹于“场所”，为生存艰苦打斗的单身母亲，玛丽安娜当然不可能像伟大的加缪那么哲学，那么诗意地去“淡漠地自觉”。在玛丽安娜击毙格拉波夫斯基之后，法院曾经请心理专家为她作精神鉴定，这位专家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玛丽安娜在接受心理测试的时候在纸上写下了一句话：“我是为你而作，安娜”（Ich mache es für dich，Anna），然后小心翼翼地在这句话的周围画上了七颗心。玛丽安娜告诉专家，七颗心象征着小安娜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的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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