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我写了很久，起初只是想要验证和论述熵增和朝代更迭之间的关联性，而后又想要分析乡土文化在中国社会的演变与发展问题。
但由于我个人才疏学浅，发现文章越写越复杂，因此只能草草收场。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的学识能够提升到更高境界时，还能够再回过头来更深入的研究这两个问题。
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总字数达一万八千多，因此我将此文分为四个章节进行发布，这四章的主题分别是推动历史演变的规律、王朝的平衡与毁灭（上）、王朝的平衡与毁灭（下）、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发展的关联性。
文章如有错误之处，希望读者们能够多多指正！”
文中所有图片都是我在北京时自己拍摄的。
由于文章内容较长，我构建了一个思维导图，方便读者进行逻辑的梳理，如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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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平衡与毁灭（下）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原王朝，是儒家文化最后的巅峰时刻，因此我们以明朝为例，来探析王朝迭代、社会发展的奥秘。
书接上章，上一章我主要论述的是封建社会关系以及封建制制度中宗族与礼法对于文明发展的影响。
这一章论述的是明朝党争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为何没有在当时发展起来的原因。
1.1 体制僵化下的党争
无论是《大明朝1566》还是《万历首辅张居正》，明朝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体制僵化而引起的党争。
明成祖建立内阁，恢复了锦衣卫、设立东厂以及司礼监，将宦官集团引入参政，组建了一套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善的官宦治理体制。
但官宦体制本就是皇权的延伸，这种权力的延伸只会让皇权专制制度将天下兴亡的重任都系于皇帝一人的好恶之上，一旦皇帝变得昏庸无道，腐败便会开始肆意滋生。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官宦体制的完全成熟，官僚的人数也在日益增多。
而经济发展又造成了阶级的利益分化，既得利益群体便自然而然的划分出众多的派系，这也导致权力争夺的游戏变得愈发白热化。
1.1.1 党争的实质
党争看似只是朝堂之上的权力纷争，但实则是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无法满足新型社会关系利益均衡的需求，各利益集团斗争愈发激烈的产物。
内阁的巅峰
内阁所代表的文官集团势力既依附于皇权，又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着皇权。
在明仁宗朱高炽一朝，内阁通过票拟权掌握了行政决策权；在明英宗朱祁镇一朝，内阁从翰林院中脱离出来，成为了独立的行政机构；
在土木堡之变后，利用武将勋贵集团被重创的时机，内阁通过设立巡抚掌握了军权；在明世宗朱厚熜一朝，确立了首辅制，打破了内部互相牵制的制约；
直到明神宗万历年间，张居正担任首辅后掌握了检察权。
至此，内阁通过首辅再次掌握了全部的相权，通过新政改革成就了“万历中兴”，直达能够决定皇帝废立的权力巅峰。
但张居正的成功是仰仗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特例，不能看做是相权对皇权的胜利。
这些特例条件包括但不限于皇帝的年幼、太后的支持、大太监冯宝的交好、个人的能力与情商、改革的循序渐进、社会的紧迫需求等等。
内阁的权力再高也无法与相权相提并论，除了地位、产生渠道、集权程度不同外，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宰相的权力是由制度直接确认的，而内阁的权力终归是皇帝所赋予的。
因此只要无法突破制度的限制，内阁就无法真正与皇权相抗衡。这一点从天启年间宦官势力抬头，而内阁制度衰落的现象就能看出。
宦官集团的上位
宦官本身就是君主专制的产物，是皇帝用于制约朝臣从而达到集权目的的工具，朱元璋在位时，宦官体系的建设便已相当成熟。
在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发展后，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集团在掌握了“批红权”后直接成为了辅助皇帝决策的“行政机构”，与内阁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
在皇权的制衡下，内阁与宦官集团的斗争愈演愈烈。
最终在明熹宗执政期间，出现了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对于东林党赶尽杀绝的事件，这也预示着明朝的党争形势到达了顶点。
1.1.2 党争带来的破坏
在皇权主导下的党争虽然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政治态势的稳定，但这种既得利益群体的体系内耗，也让组织变得越来越混乱，最终导致系统内的熵增无法被缓解和打破。
随着党争的加剧与政治体制的持续僵化，这种内部分裂的态势最终扩散到了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层面，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也引爆了社会中的多重矛盾。
随着组织体系的逐渐混乱，政府再也无力应对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最终成为了明朝覆灭的核心的原因。
在党争中利益集团为了保障己方的利益，会将一切都当成斗争的牺牲品，比如党争中的核心利益点，也是帝国的命脉－－军事与经济的管理权。
以阉党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和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的明争背后，实则是皇权、官宦集团及其地方地主阶级势力（东南沿海的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暗斗。
以下是作者根据网络信息整理的“明朝党派划分图”
主要分为虚君派、保皇派、中立派
1.2经济失衡与财政危机
一个王朝覆灭的起因总是从朝堂开始，但最终摧毁整个国家的总是经济与财政的失衡，明朝也不例外。
元朝受游牧民族基因影响，提倡农商并重，并大力发展商贸经济格局，建立了极为庞大的商贸体系。
也是受游牧民族基因的影响，元朝统治者对外扩张的需求从未被满足过。
依靠滥发纸币，元朝开始了对日本、越南、缅甸等国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巨大的财政亏空和通货膨胀。
明朝恢复了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祖制，以官营机构控制市场产业链上下游，从而抑制市场活力。
又建立空前严密的户籍制度，以减少人口流动与社会需求的办法，来规避元朝留下的货币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历史遗留问题。
这也是明朝前中期采取“海禁”等闭关锁国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古代，吃饭永远是第一大问题。
明朝统治者深知农业是社会发展的根基，所以明朝前期的农业税也一直保持在4%以下的低税率水平。
再加上设立军屯制的情况下（军队通过屯种自耕地，来维持军饷发放的制度），极大地减轻了中央财政与农民的生存压力。这使得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也为明朝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发展形势奠定了基础。
可惜明朝中后期军屯制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军屯制的破坏极大增加了国库的支出，成了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军屯制荒废的原因与党争亦有着密切的关联。
1.2.1 土地兼并下军屯制的消失
军屯制是朱元璋推行的军事管理制度，他要求“天下卫所，分兵屯种”，并将全国军队分为十七个都司，司下设卫，每卫五千六百余人。
他让这些卫所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并为之制定了严格的军籍制度，后人世袭军户，难以除籍，形成了一种变异的种姓制度。
在明朝前中期军屯制让明朝拥有了数量巨大且战斗力较强的军队，避免了宋朝时期积贫积弱局面的出现，而且这些军队在平定西南地区土司叛乱，促进民族融合的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军屯制毕竟是建立在对军籍户口的残酷剥削基础上的封闭式制度，尤其到了土木之变的明朝中后期，党争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变得越来越弱的情况下。
各级宦官、屯官、将领、豪强在地方利益的争夺中不断地侵吞着屯地的同时，却又未曾降低军户缴纳军粮的标准，这导致受到惨重剥削的军户出现了大量逃亡的现象，最终屯田荒废，军屯制度也就名存实亡了。
1.2.2 军事管理混乱对经济的影响
明王朝的覆灭直接原因，与当时混乱的军事管理有着重要的关联。
一方面是武将集团上层势力的衰弱对于顶层军事力量的打击，另一方面是基层军事制度的破坏重建与经济现状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土木堡之变
先说顶层军事力量衰弱的现象。
正所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明初之后，随着政权的稳定和文官制度的愈发完善，重文轻武就成为了一种权力更迭的必然趋势。
尤其是在“土木堡之变”中武将集团核心力量的折损，对于武官势力的发展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而武将势力的削弱对于明朝军队的核心力量又是一种极大的打击。
募兵制成为主流
再加上由于党争中的贪污腐败和土地兼并导致了“卫所制（军屯制）”的全面崩坏，于是明朝便开始推行募兵制。
并在嘉靖时期彻底成为了主流的军事制度，如大名鼎鼎的戚继光的戚家军和俞大猷的俞家军就是募兵制下的典范。
募兵制极大的提升了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却也削减了军队的忠诚度。
由于募兵制是完全依赖于国家财政的拨款的军事制度，而明朝末年受农民起义与边疆战事的影响，军队在变得日益庞大的同时，军饷开支也也为国家的财政增加了极大的负担。
募兵制的管理秩序混乱，官兵私有化问题愈发严重，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部队不愿意再接受朝廷的统一指挥与调配。
在此前提下，一旦财政无法支撑军饷的发放，军队就会出现叛乱事件，而平叛又需要付出巨大的财力和物力，至此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由皇亲国戚和宦官豪强所主导的土地吞并现象不仅破坏了军屯制，也致使更多的商田和农田被侵占，导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流民。
土地兼并严重破坏了作为帝国根基的小农经济，更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与动乱的现象。
三饷制度施行
在朝堂之上，自崇祯减除阉党后，再无势力能够掣肘的东林党（代表东南沿海工商业与大地主、大商人利益）在此时推动了“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制度的落实，将各类军事行动产生的庞大的军费开支压在了底层民众的身上，加重了农民的徭役和赋税。
这种杀鸡取卵的制度为明帝国敲响了最后的丧钟。
此后，天公亦不作美，随着小冰河时期的降临，致使土地的收成变得愈发不稳定，最终迫使没有生路的农民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由此形成了一个流民起义－镇压－加重赋税－流民再起义的“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模式。
1.2.3内忧外患的多线作战
在行政管理混乱、军事管理混乱、财政失衡等内因的推动下，明朝可以说是直接亡于内忧外患的两线作战（表面原因）。
在统治者的多次失策后，关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数次涅槃重生，关外有后金八旗铁骑在长城下虎视眈眈。
两线作战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专注于一处击破，而内部的混乱又让明朝无法打长时间的消耗战。
在崇祯在煤山上自挂东南枝后，一个统治时间长达276年的强盛王朝就在起义军的兵戈下烧成了漫天的灰烬。
1.2.4精英阶层奋斗的局限性
明朝在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众多优秀的人才，如张居正、王阳明、申时行、于谦、海瑞、戚继光、李贽、李时珍、袁崇焕等等。
无数的仁人志士都在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挽救这个衰败的政权。
但他们也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一份子，是属于体系内部的力量，因此无法突破制度的局限性来打破熵增，所做的万般努力也只不过“草场的柴垛在救火－添薪而已”。
从东林党人的“三饷制度”亦能看出这种局限性的存在。
东林党等官僚势力代表着大商人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在危难之时将炮口对准了利益群体之外的普通人。
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国破家亡的场景，但是在人性的挣扎中，对于个人利益的保护欲望终究是击碎了家国情怀的守护立场。
1.3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下的阶级对立
目前主流学术界已经不再承认明朝出现过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定论，包括高中历史中对于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文字都已删改，因此我也将文中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修改为“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定义。
1.3.1 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条件
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在想，为什么明朝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下没有催生出的资本主义呢？
为了解答以上问题，我们从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条件来逐个解构，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具备三个必要前提和四个重要条件。
三个必要前提分别是稳定的社会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制度的支撑，四个条件分别是持续扩张的市场、充足的资本与资源、自由的劳动力、先进的科技变革。
1.3.1.1 三个必要前提
首先制度的确定是由政府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而封建皇权与资本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的对立关系。
这种对立体现在，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形态，资本家如果要凭借资本（货币）形成了一套生产资料流通交换的剥削体系，那么就必须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控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方向。
私人资本积累得越多，它能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就会越大。但是资本快速积累的前提是市场能获得极大的自主权。
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社会，所追求的是政权的绝对稳定性。
与之相对应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所追求的是至高权力的统一与独裁。
小农经济的稳定性虽然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但皇权绝不会允许私人财富扩充到难以控制的程度。
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资本威胁到了皇权的至高性，这两种力量便形成了绝对的利益对立。
而当资本威胁到皇权时，封建体系便会开始对催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进行全面封锁。
中西封建体制的差异化
许多人都存在的一个疑问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在欧洲能发展起来，在中国却不行？
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之间有着极大差异性。
首先欧洲长期存在神权和皇权相互制衡的局面，而中国自汉武帝之后便统一了神权与皇权；
其次欧洲的分封制持续时间极长，君主专制只持续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就转变成了君主立宪制，而中国则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
因此本质上来说欧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政治权力都是分散的，这也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创造了空间。
而这种政治权力在中国，则是由皇权所统一控制的。
而当权力的过于集中时，必定会遏制新生事物的产生与发展。
加上受到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家国同构体系与道德伦理观念，以及对经济生活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体系的支撑，这种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早已进入了一种无懈可击的状态。
从这种政体诞生的那一刻开始，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皇室争位、权臣谋权、农民造反，异族吞并等事件后，它不仅没有分权或者破损，反而是走向了集权的巅峰。
我们之前在分析小农经济时提到过，可以说这种政体的产生与发展趋势，是这片土地与人们的共同选择。
但这种集权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却是一种噩耗。
所以从制度上来说，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就缺少良好发展的前提条件。
1.3.1.2 四个重要条件
在数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诞生的以汉民族为主导封建政权，是一种半封闭式的政权。
小农经济的稳定特性，导致其缺乏对外扩张的底层需求，因此追求政权的绝对稳定，成为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思想钢印。
解除海禁（市场与资本）
除了元朝之外，历朝历代的对外政策整体来说都是封闭的朝贡贸易。
明朝也不例外，朱元璋出于对经济控制和防备倭寇骚扰等目的，实行了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海禁”政策。
这迫使沿海地区的许多以出海为生的渔民为了养家糊口，从事走私甚至海盗的生意。
最终倭寇之乱不仅没有平息，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在“嘉靖中兴”后，明朝的资本主义关系发展改变了社会阶层结构。
东南沿海地区以手工业和贸易为主的地主豪绅，通过资金往来、师生关系联结等各种方式在朝堂之中组建了强大的政治势力（以东林党为首），这些势力为了追求利润空间的最大化，自然是极力主张解除“海禁政策”。
于是从洪武至隆庆年的数百年间，海禁政策出现了数次从松弛到强化，又从强化转向松弛的反复拉锯的状况。
一直到了16世纪后期，明王朝统治者终于认清了倭寇的根本解决办法在于疏而不在于堵的道理，加上出于对白银等重金属的需求。
便在隆庆元年（1567年）宣布解除了从元朝末期便实施的“海禁”政策，史称“隆庆开关”。
海禁的解除让明王朝通过海外贸易打开了西方广袤的自由市场，售卖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白银黄金，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还为资本主义关系发展赢来了一个春天。
但是明朝本质上还是一个内陆国家，并且秉持着朝贡贸易的原则，政策上对于海外贸易的限制性极强。
受到内忧外患的侵扰，加上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很快便摧毁了明朝刚刚兴起的海上贸易潮流。
随后战争迅速的摧毁了之前的繁荣与安定，所谓持续扩张的市场和充足的资本与资源也就无从谈起了。
繁荣的商品经济（劳动力与生产关系）
在社会生产力快速提升的前提下，为了满足西方市场多元化的商品需求，大量的民间资本开始开设雇佣制的手工工场，投入到商品的规模化生产中。
恰好严重的土地兼并让失去土地农民沦为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创造更高的经济收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就从田间地头转移到了手工作坊中。
由于社会制度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变革，手工工场主与手工业者建立的仍旧是封建主义的雇佣关系，所以掌握核心生产要素的依旧是披着资本家外衣的地主阶级。
由于制度的限制，这种生产关系先天不足，既无法律的保护也无道德的约束，充斥着残暴的剥削与压榨现象，这也导致资本主义关系在演变的过程中变得愈发畸形。
而所谓的自由劳动力，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来看就是一个虚无的梦。
市民阶级意识的觉醒（思想与阶级关系）
生产关系虽未发生彻底的改变，但也在逐步地瓦解小农经济的基本格局。
尤其是在张居正用“一条鞭法”建立了白银货币制度之后，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商贸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级意识的觉醒。
在思想领域以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民本思想家，提出了反对孔孟主义教条化，抨击程朱理学的思想，并对当时男尊女卑、重农抑商、思想僵化、社会腐败等社会现象进行批判和反思，对当时的礼教统治思想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在学术民间化、儒学平民化的背景下，明代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大量反映民间思想与平民需求的小说和戏曲问世。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代表的经典小说开始在民间大范围流传，对当时的文学与社会人文教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催化了被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人性解放，于是人们追求自由的本能需求与统治者为提高统治地位而不断抑制人性的教条主义，形成了愈发鲜明的对立矛盾。
而繁荣的背后，迎来的却是腐败封建政权施加的愈发沉重的苛捐杂税。
这种残暴的剥削不仅对民间资本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彻底断绝了自由市场形成的可能性，也摧毁了整个国家的创造力，科技发展也就此衰退。
至此为止，明帝国自然经济的根基已被破坏殆尽，又因为无法突破“重农抑商”的局限性与帝制皇权的封闭性，最终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希望也扼杀在了摇篮里。
失去了走向近代的方向与道路，系统内的熵增也随之达到了顶点，王朝破灭便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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