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梅林纳达，到华盛顿和莫斯科峰会，从1981至 1982年的经济衰退，到始于1982年年末，并一直持续至今的经济增快，我们已经创造了奇迹。
依我看来，我们取得了两项我为此而感到无比自豪的巨大成就。一项是经济的复苏，美国人民创造——并且胜任了——19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另一项是道德的恢复：美国再次受到世界的尊重，并被寄予厚望，来承担起领导世界的重任。
几年前，我亲身经历的某些事情多少反映了这种变化。回想1981年，我首次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一次大型经济问题峰会。会议地点在各成员国中间轮流。公开会议是为西方七国政府首脑举行的一次宴会。我就像学校里的一名新生，坐在一旁倾听，满耳不是弗兰科斯就是赫尔穆特。大家彼此之间不称职衔，而是直呼其名，以示亲密。当时，我几乎是俯下身来说道，“我叫罗纳德”。
同年，我开始采取我们认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的一些措施：减少税收、放松控制、削减支出，不久，经济开始复苏。
两年后，又一届经济问题峰会召开，与会者与上届极为相似。在大型公开会议上，我们汇聚在一起。忽然，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他们都注视着我。接着，其中的一位打破沉默，说道：“给我们谈谈美国发生的奇迹。”
回想1980年，当我竞选总统时，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一些权威人士说，我们的计划将导致灾难。我们的外交观点将引发战争，我们的经济计划将引起恶性通胀，导致经济崩溃。我对一位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在1982年所说的话还记忆犹新，他说“在美国，在全世界，带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已经停顿下来，并且在未来的数年里可能毫无起色。”
然而，他一一以及其他“舆论界的领袖们”一一错了。事实上，他们称之为“激进的”无疑是“正确的”：他们称之为“危险的”恰恰是“急需的”。
总之，那时我赢得了一个绰号——“伟大的传播者”。但是，我从不认为，是我的风格或者我使用的语言改造了世界——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不是一位，伟大的传播者，但是我传播了伟大的思想，它们并非凭空出自我的头脯，它们来自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内心——来自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智慧以及我们对两个世纪里引导我们的那些原则的信念。
他们将它称之为里根革命，我接受这种说法，但是，就我而言，这似乎更像是伟大的再发现：我们的价值观念与一致公认的常识的一次再发现。
常识告诉我们，当你必须为某件商品交纳大笔税款时，人们就会减少生产这种商品。因此，我们削减了国民的税率，而国民却生产得比以往更多。我国的经济就像一棵被修剪过的大树，现在生长得更加迅速，更加根深叶茂了。我们的经济计划促成了我国历史上最长的、在和平年代出现的一次经济增长：家庭纯收入提高了、贫困率下降了、工商界兴旺发达、科研和新技术迅猛发展。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出口更多，因为，美国的企业变得更具竞争力。同时，我们确立了这样一种国家意志：我们与其在国内构筑保护主义壁垒，但不如去拆除国外的保护主义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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