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又说回来，'工人党'的两派加在一起也只不过占巴黎工人群众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工人群众至今还追随克列孟梭这类人；盖得反对克列孟梭的论战也带有过多的个人性质，而且完全不是以正确的方式进行的。其实，克列孟梭是一个很可以发展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比现在走得更远，特别是如果他懂得了问题在于阶级斗争的话；当然，只有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才会懂得这一点。盖得固执己见，认为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甘必大的'雅典共和国’比起克列孟梭的'斯巴达共和国’危险要小得多，因此想要预防后者，似乎我们——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党——可以阻止某个国家经历其必然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也没有考虑，在法国，我们不经过克列孟梭式的共和国，未必能从甘必大式的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而如果不这样理解必然的历史联系，以及事变发展的大致进程，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党的政策。但是我已经对这些人不抱希望，随便他们怎么干算了。比利时人的劝告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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