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得莫夫卡事件”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俄共

（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的演说）

首先来谈一谈关于索斯诺夫斯基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中心问题。人们责备他，说他似乎在刊物上断言全部苏维埃机关甚至制度都已经腐朽。我没有看到过这种断言，而且谁也没有指出索斯诺夫斯基在什么地方谈到过这一点。如果他在什么地方说过苏维埃制度已经腐朽，那他就是反革命分子。

他的书就在这里。书中写道：“我对乌克兰农村知道得不十分清楚，因此，我不来判断得莫夫卡对整个乌克兰农村具有怎样的典型性。让那些更熟悉苏维埃乌克兰的人去判断这一点吧。但是我敢断言，得莫夫卡事件决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从地方报刊上，从我同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同农民的会晤中，以及偶然看到的一些文件中，都觉察到'得莫夫卡事件’的因素在其他村庄中也存在。”

这话说得很温和，这里根本没有讲到苏维埃制度或全部苏维埃机关在腐化。因此，委员会或个别同志对索斯诺夫斯基提出的责备是不正确的。不管这种责备是省委员会还是专区委员会提出的，是委员会还是个别人提出的，都毫无根据，都没有文件来证明。

相反地，我倒想指出索斯诺夫斯基在这里的功劳。关于这一点谁也没有谈到。“真理报”的功劳，索斯诺夫斯基的功劳，杰米杨·别德内依的功劳，就在于他们有足够的勇气把实际生活中的片断抽出来给全国看。这个功劳一定要指出来。应该谈到这一点，而不应该说他们过火了。

有人说索斯诺夫斯基过火了。可是在普遍倾向于官僚作风，而脓疮还在什么地方隐藏着并且损害着全部工作的情况下，过火是应该的，是完全应该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别的。当然，这要使某些人受到委屈，但是对事情有利。如果不使个别人受到某种委屈，事情倒搞不好了。

我认为这里的基本问题并不是农村通讯员被害，甚至也不是我们这里发生了得莫夫卡事件，——这一切都很不好，但是事情的根源并不在这里。事情的根源在于：在村、乡、区、专区的某些地方，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只是面向莫斯科，而不愿意转向农民，他们不了解仅仅和莫斯科搞好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和农民搞好关系。我们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错误、主要危险就在这里。

许多工作人员说在我们首都时兴发表关于农村的新言论，说这是对外耍外交手腕，说我们似乎并没有强烈而不可动摇的愿望要改进我们的农村政策。我认为这就是最危险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地方工作同志不愿意相信我们已经认真着手教导我们的工作人员用新的态度对待农村，对待农民，如果他们觉察不到这一点，不愿意相信这件事，那末这就是最严重的危险。消除地方工作人员的这种情绪，急剧地把路线转向另一方面，使人们把我们对农村的政策看成一种重大的、绝对必需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我们有三个同盟者：不急于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行动得很慢的殖民地以及农民。关于第四个同盟者，即关于我们敌人阵营中的纷争，我现在不谈。很难说什么时候会爆发国际革命，但是它一旦爆发，就会成为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也很难说什么时候殖民地会行动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非常困难的问题，决不能下断语。至于农民，我们现在和他们一起工作着，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同盟者，并且是一个能够立刻给我们直接援助，能够提供军队、粮食等等的同盟者。我们和这个同盟者，就是说和农民一起工作着，我们和他们一起建设着社会主义，不管好坏怎样，我们总是在建设着，因此正是在现在，特别是在现在，我们应当善于重视这个同盟者。

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把农民问题提到我们工作的首要地位。必须指出，目前我们的政治方针是新的方针，这个方针确定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对待农村的新的政治路线。有些同志不愿意了解这一点。如果他们不去了解这个基本的东西，我们就不能进行任何工作，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社会主义建设。既然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这个基本的东西，而陶醉于所谓本位主义的思想，认为必须把“商品的外表”给莫斯科看，认为他们那里似乎一切都很顺利，认为必须把脓疮掩盖起来，似乎用不着批评，因为批评会损害地方当局和地方工作人员的威信，——既然存在着这类言论，我认为这就是产生最严重的危险的根源。必须消除这种现象，必须对这些同志说，不要怕把生活中的片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管它们是何等令人不快。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同志有所转变，使他们不单是面向莫斯科，而且还学会面向他们所服务的农民，使他们不去掩盖脓疮，而相反地来帮助我们揭露我们的错误，纠正这些错误，并且按照目前党所拟定的路线进行工作。

二者必居其一（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一点）：或者是我们同非党农民一起，同我们苏维埃和党的地方工作人员一起进行自我批评，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或者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起来以至发生暴动。请你们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新的唐波夫暴动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决不是没有可能的。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暴动提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如果我们不学会割开我们的脓疮并且把它们医好，如果我们还要在表面上装得太平无事，那末这样的暴动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里应当谈的不是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陷的个别作家的缺点和他们的过激行为，而是他们的功劳。

这里我应当谈一谈关于我们的作家、我们的通讯员的问题。我认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在改进我们的农村建设工作、揭露我们的缺点以整顿和改进苏维埃工作方面，能够成为一根主要杠杆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一点也许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了解到的，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正是要从这一端来开始改进我们的工作。这些人大多是富有感受力的，他们心里燃烧着真理的火花，愿意不顾一切地揭露和纠正我们的缺点，这些人是不怕枪弹的。我认为正是这些人应该成为揭露我们的缺点和改进我们党和苏维埃的地方建设工作方面的一根主要的杠杆。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倾听这些同志的呼声，而不应该指责我们的报刊工作者。通过他们，通过这个直接反映我们建设工作中的缺点的晴雨表，我们就能揭露和纠正许多缺点。

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我认为它通过的决议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可能有些地方应该修改或重新修订。

在报刊上报道得莫夫卡事件时，应当使我们的同志了解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问题不在于农村通讯员被害，更不在于不使专区委员会书记或省委书记受到委屈，而在于把改进我们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纳入轨道。这是基本的东西。问题就在这里。

载于约·斯大林的“农民问题”

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