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墨儒无迹
也就是说制度论和文化论分别要解决的是制度建立前的问题和制度建立后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两者都没问题，但，问题出在如今的制度论者是不包容文化论者的，具体来说他是不承认文化对于制度的加工打磨和塑造，而更多的是文化论者一直在包容制度论者的狭隘思维和认知不足。
而且制度论者是去文化决定论的，有制度论者就提出过“制度创造制度，制度来源于制度”的观点，其实我觉得是不值一驳，这无异于蛋生蛋，还是没有回答制度是怎么来的。他的关键还是在于不愿意也无力直面解释制度的来源。
那么浅薄的制度论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把同样的制度移植到不同国家时，却发现有些国家能以其文化思想的根基成功维系起制度，而有些国家比如阿富汗就未能成功把制度维系下去。这也严重打了制度论者一个狠狠的耳光。制度论者怎么回答同样一个制度下阿富汗就不行的严峻问题，所以这其实是值得制度论者一次反思的机会，但是我想这种反思可能由于往日的派系争论结仇等原因不大可能就此醒悟和反省。
那么提倡文化论的人士则是把目光放在追溯制度建立之前制度是怎么来的层面上，他们为此要考虑的东西就要比制度论者要多得多也复杂得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论就比制度论思考的问题更为现实也更为深刻。单独强调制度论的决定作用就显得把问题简单化片面化。
而在回答“如何建立制度”，和“如何让人做好人”两个问题上，我有些补充。建立制度之前的文化累积，除了道德素质教育文化的知识理解、社会形成后的契约共识以外，还不得不涉及到政治哲学，可以参照美国开国先贤们看过的书，受到过哪些思想家的影响，比如这其中就必须谈到英国的约翰·洛克《政府论》、法国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包括借鉴罗马的共和体制、希腊的民主体制、西塞罗的自然法、英国的传统法律秩序；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等等，作为制宪、组建三权制度、包括建立日后国民道德教育的思想根基。也就是说美国的开国先贤取材广泛，他们并不是局限于本国的政治哲学而是更多地以不问国家只寻真理的态度，去处理这些问题并学习治理能力。
又有人说是基督教救中国，唯有建立基督教信仰就能怎么怎么滴就能实现国家民主云云，但是今天国内的基督徒和国外受过现代化教育熏陶下的基督徒，无论从科学素养、逻辑常识、理性思维、公民意识还是道德修养还是有天差地别的差距。我们不否认宗教作为道德的基础，上帝教导人爱人行善等积极因素对完善制度的影响，但是即便在数量上信仰人占有很大比例，如果信众没受过良好的公民训练、逻辑训练、科学常识理性思维的学习的话，也是很难支撑起一个好的制度。因为目前国内的基督教徒身上所表现的往往是反民主，甚者自身就不允许别人说话的自由，甚至是过分反对世俗，死抠圣经教义，即原教旨主义者。再加上有些人缺乏包容，这对于以世俗社会为主体的制度建设并不是一个好的影响。
言归正传，但是光有这些无异于纸上谈兵，还必须有夯实的经济基础，俗称钱袋子（经济实力），枪杆子（军事实力），因为没有这些，英国的资产阶级也无能力颁布《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对王权进行明确限制进而确立议会君主立宪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这些，美国十三个殖民州也没办法抵抗英军进而实现独立为制度的建立打下安全的保障和基础。
其实我本人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论者，更確切地說我是条件论者，即建立制度之前，要满足了脑子（美德和思想）、钱袋子（经济）、枪杆子（军事）等条件，包括民众是否大多数人予以配合的“人和”优势；现实社会人们对改变制度是否达到十分迫切渴望的地步（天时）等等，只有充分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大大提高制度改变乃至建立新制度的成功率。
所以，围绕制度这个问题，是门不简单的学问。制度论者行之偏颇，而我一直避其锋芒，乃因这种争论容易陷入无意义的争执；文化论者本质固然是不错的，但要加强读书，多学习，弥补自身认知短板，遍览群书增进知识面，提升思想水平道德情操方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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