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沛县到红安县，两千年的时间里，历朝历代都有一个现象，人才总是扎堆出现。以消耗大量人才的开国为例：刘邦的基本盘是沛县的贩夫走卒、李渊是军事贵族的关陇集团、朱元璋是凤阳的一帮穷苦发小、湖北红安县出了共和国二百多名将帅。
上到门阀世家下到布衣白丁，与我们正常认知相悖的是，看似扭转乾坤的大事业似乎并不需要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起码初创阶段仅一个地域、一个小团体就足以发展壮大。
什么是人才？“是金子总会发光”？对于一块金子来说，只需要一张破抹布盖住它，它就永无天日。不由想起韩退之的千古名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为什么缺人才？因为自己不是伯乐看谁都不是千里马。
没有刘邦，所谓汉初三杰，一个是失败刺客、一个是不称职保安、一个是想要造反的县长秘书；没有刘备，武圣是一个犯罪后逃离家乡的亡命之徒、智圣是一个唱着《梁父吟》指点江山的自媒体兼种地达人、三将军每天回家计算生猪肉的进销存；没有朱元璋，徐达、汤和、常遇春等人也可能是一世名将，但好刀给谁用，陈友谅、张士诚？他们有能力培养出不世名将？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这首诗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里不赘述，但作为有名的帝王诗，足见与其出身极不符的气魄，冥冥之中与汉高祖的《大风歌》遥相呼应……
以上事例说明两件事：伯乐往往是“天选之人”，与学历、背景、身份等等没有关系，是历史或是事件进程的选择；其二世上根本没有人才，成功后默认进阶为人才。
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写到这里，有大部分人会以东西方科学家作为比较，其实和本文毫不冲突，属于另一回事，但我还是解释一下。
中世纪西方黑死病导致大量人口丧失，为了弥补人力短缺，开始了机器的迭代，最终爆发了工业革命，为了工厂的运行，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之前西方学校是研究针尖上站着几个上帝）而我们所熟知的一切西方科学家其实是该教育体系的次生品，它原本是满足工业需求。
牛顿成名时，海运早已盛行，但清政府宁承受巨额成本用大运河也不用海运，所谓“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它和西方人口短缺不在一个逻辑系统里。那么凭什么说牛顿就比乾隆年间的种地农民更聪明、更“人才”？农民也会感受到这个世界存在某种规律，奈何没有数学工具，草草一生罢了。换种情况，晚清的留洋幼童，虽受政治因素影响，最终也是各个行业的翘楚，如果是牛顿就一定比他们做的更好？
时代已经进程到今日，我们大部分人还认为西方科学家优于、多于中国，多是受西方官方、媒体、资本等影响，中国人为什么要以得西方奖项而荣耀？例如“诺贝尔”，仅上世纪后半叶中国科学家不论从专业、道德、理想、使命感等综合素质都毫不逊色于西方任何科学家。
回到本文主题，我认为这个世上没有人才，也人人都是人才，问题是每个人怎么先学会用自己。孔子对子路、子贡等人近乎是相反的教育方法，从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到苏轼的“书到今生读已迟”，他们都从不同维度讲述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价值与使命。
不要妄自菲薄，你在沛县时、三国时、凤阳时……也会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不世之材。
如果天命在你，你是伯乐，不要看轻任何人，俯身为丘壑、海纳百川；如果天命不在你，不要看轻自己，昂首立于世、厚积薄发。
一个县的人才就可开国，我们一个人怎么会掌握不了自己的人生？
虫二尤在 于 2022.7.15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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