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沛县到红安县,两千年的时间里,历朝历代都有一个现象,人才总是扎堆出现。以消耗大量人才的开国为例:刘邦的基本盘是沛县的贩夫走卒、李渊是军事贵族的关陇集团、朱元璋是凤阳的一帮穷苦发小、湖北红安县出了共和国二百多名将帅。
上到门阀世家下到布衣白丁,与我们正常认知相悖的是,看似扭转乾坤的大事业似乎并不需要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起码初创阶段仅一个地域、一个小团体就足以发展壮大。
什么是人才?“是金子总会发光”?对于一块金子来说,只需要一张破抹布盖住它,它就永无天日。不由想起韩退之的千古名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为什么缺人才?因为自己不是伯乐看谁都不是千里马。
没有刘邦,所谓汉初三杰,一个是失败刺客、一个是不称职保安、一个是想要造反的县长秘书;没有刘备,武圣是一个犯罪后逃离家乡的亡命之徒、智圣是一个唱着《梁父吟》指点江山的自媒体兼种地达人、三将军每天回家计算生猪肉的进销存;没有朱元璋,徐达、汤和、常遇春等人也可能是一世名将,但好刀给谁用,陈友谅、张士诚?他们有能力培养出不世名将?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这首诗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里不赘述,但作为有名的帝王诗,足见与其出身极不符的气魄,冥冥之中与汉高祖的《大风歌》遥相呼应……
以上事例说明两件事:伯乐往往是“天选之人”,与学历、背景、身份等等没有关系,是历史或是事件进程的选择;其二世上根本没有人才,成功后默认进阶为人才。
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写到这里,有大部分人会以东西方科学家作为比较,其实和本文毫不冲突,属于另一回事,但我还是解释一下。
中世纪西方黑死病导致大量人口丧失,为了弥补人力短缺,开始了机器的迭代,最终爆发了工业革命,为了工厂的运行,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之前西方学校是研究针尖上站着几个上帝)而我们所熟知的一切西方科学家其实是该教育体系的次生品,它原本是满足工业需求。
牛顿成名时,海运早已盛行,但清政府宁承受巨额成本用大运河也不用海运,所谓“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它和西方人口短缺不在一个逻辑系统里。那么凭什么说牛顿就比乾隆年间的种地农民更聪明、更“人才”?农民也会感受到这个世界存在某种规律,奈何没有数学工具,草草一生罢了。换种情况,晚清的留洋幼童,虽受政治因素影响,最终也是各个行业的翘楚,如果是牛顿就一定比他们做的更好?
时代已经进程到今日,我们大部分人还认为西方科学家优于、多于中国,多是受西方官方、媒体、资本等影响,中国人为什么要以得西方奖项而荣耀?例如“诺贝尔”,仅上世纪后半叶中国科学家不论从专业、道德、理想、使命感等综合素质都毫不逊色于西方任何科学家。
回到本文主题,我认为这个世上没有人才,也人人都是人才,问题是每个人怎么先学会用自己。孔子对子路、子贡等人近乎是相反的教育方法,从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到苏轼的“书到今生读已迟”,他们都从不同维度讲述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价值与使命。
不要妄自菲薄,你在沛县时、三国时、凤阳时……也会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不世之材。
如果天命在你,你是伯乐,不要看轻任何人,俯身为丘壑、海纳百川;如果天命不在你,不要看轻自己,昂首立于世、厚积薄发。
一个县的人才就可开国,我们一个人怎么会掌握不了自己的人生?
虫二尤在 于 2022.7.15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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