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和最新出版《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及其失败的原因。全书以王安石变法为主线，将北宋中后期的历史分为变法、反变法和后变法三个阶段，完整地叙述了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全局的演变。
本书获柯睿格、邓小南、赵冬梅倾情推荐，并有宋史名家虞云国长篇导读。以上文字节选自虞云国导读（略有删减，小标题为本文编者后加）。
官僚体制堕落 派系斗争严重
王安石的官僚体制改革虽然具有儒家理想主义的追求，现实政治中却是官僚机构庞大而分裂，官僚队伍风气颓靡，许多官僚的行为往往低于儒家标准。刘子健大笔勾勒了变法、反变法与后变法三个不同时期中各派官僚的政治行为，有一段总结性论述：
回顾过去，官僚的政治行为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远离儒家标准。除了旧有的腐败和政治手腕，任人唯私也加剧了。然而，不能只责怪王安石一人。他的反对者拒绝与他合作，攻击他的所作所为，徇私偏袒，比他更应承担责任。偏袒很快发展成派系斗争，派系斗争从政策冲突堕落到报复性迫害。官僚体制非但没有如王安石所希望的那样得到改革，反而受到了许多弊端的影响，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只有像蔡京那样，不顾儒家标准地进行密谋的人才能久握权力。官僚体制的堕落，随之而至的即是帝国的崩溃。（第92—93页）
刘子健接着划分了王安石新政中的官僚类型，以此探寻官僚体制彻底堕落的原因究竟何在。他认为，以往出于儒家道德性评判仅将官僚分为君子与小人的两分法，完全不能解释为何以君子为主体的保守派也未能构建良好的行政管理。他运用自定的方法，采用多元的标准，将这一时期的官僚分为三大类型：理念型指具有理想主义的少数士大夫官僚，仕进型指追求仕途的官僚，渎职型指滥用职权的官僚。在这三大类型下，可再细分若干特色类型。
在他看来，理念型官僚大致可以归入传统所谓的「君子」，他们「有个人操守，有公认的学术水平，有为崇高理想献身的精神，有将政治原则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坚定信念」（第96页）。在王安石变法时期，理念型官僚又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北方保守主义者（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朔党与程颐为首的洛党）、西南温和派（指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与南方变法派（指王安石及其阵营中的理想主义者）。在其后的论文中，他也分别以德治型、治术型与改制型来定义北方保守主义者、西南温和派与南方变法派。
仕进型官僚可再分为因循型与干才型两类，因循型官僚占其中绝大多数，他们一开始倾向于反对激烈的变革，支持保守派反对变法，当变法既成定局后也会因循执行；干才型官僚急于进取，颇具行政天赋，推行新政不遗余力。
渎职型官僚又可分为贪污型与弄权型两个类型，贪污型官僚只是凭借职位利用权力而贪污腐化，中饱私囊，弄权型则一身兼具干才型与贪污型的特点。在区分官僚类型后，他选取了王安石的四位干才型盟友，再据传记材料罗列各人的行为特点，认为曾布是干才型的典型，吕惠卿次之，章惇与蔡确介于干才型与弄权型之间，他俩可视为权臣蔡京的先驱。
随后，刘子健再将三种一般类型官僚及其内含的各种特殊官僚类型纳入政局演进中进行动态的考察。当王安石及其干才型盟友推行新政之初，理念型中的北方保守主义者、西南温和派在原则上都反对新政；绝大多数因循型官僚与贪污型官僚出于因循守旧与回护私利的考量，也自然而然地加盟反对者阵营；致使王安石不得不一心依靠宋神宗的倾力支持。进入后变法时期，弄权型官僚不仅恢复了新政，且有足够的权力驱迫因循型官僚奉行遵守，其时，兼具干才型与弄权型的蔡京同时也是贪污型官僚，其他贪污型官僚当然乐随其后，从中大捞好处，新政改革彻底堕落为弊政，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贪污的官与滥权的吏
在北宋官僚体制下，无论地方衙门，还是中央官署，主政官无不实行定期在任制，而由科举出身的文官占据其位，他们在短期内对新职位与新环境的特色很难谙熟洞悉而应对自如，必须借重属下的吏役；而胥吏作为负责日常公务的专业群体，其社会地位虽远低于文官，在机构运作中的作用却至为关键。他们长久甚至终身任职于特定的衙署，却几无可能跻身于文官体系，故鲜有道德顾忌，兼之谙悉官府运作内幕，惯于串通贪污型官僚上下其手、牟取私利，这些从来就是公开的秘密。
王安石新政也包括了吏役次官僚制的改革，试图使吏役无论质与量都有所提升。改革的内容涉及削减吏的数量，提高吏的俸禄，让吏员经过考试提拔进入下层文官序列，强化监督的机制，严惩贪污的吏役。但随着北宋文官体系的确立，胥吏日渐呈现阶层固化与职务专业化的两大趋向，新政改革吏役次官僚制的设想不仅完全落空，反而给这个次官僚群创造了更多机会去操纵与滥用权力，以致刘子健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措施部分地是被腐败官僚和不可救药的次官僚制联合起来打败的」（第111—112页）。
在其后《宋人对胥吏管理的看法》中，刘子健对吏役制的考察向纵深推进，不仅揭示了辽金元统治下胥吏制的特殊形态，对其在明清的演进更不乏卓见。限于主题，这里仅介绍与王安石新政有关的内容。他总的认为，「官、吏之间的差距在北宋之初并不大，其后始渐加深。王安石变法，在某些方面拉近了它，但也使政府事务扩张而超出合理的控制范围，造成监察上的松懈」；反变法时期， 「旧党试图再拉大此种差距，他们甚至渐渐无法从知识上对胥吏问题进行了解」；及至后变法时期，「复起的变法派承继了变法派与反变法派某些共同的缺点」。刘子健还探讨了吏役制在南宋的恶化：「这个政府名义上是专制统治，但通常是由贪污的官与滥权的吏共同主持，而其行事则常与这两个团体不足道的利益有关。」
失去「得君行道」的支持
折回《宋代中国的改革》，在接下来讨论政府运作中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趋势时，刘子健指出，这种中央集权在财政管理、人事政策、行政权力等层面都呈现出同一性趋向。王安石力主这种同一性对政府运作的必要性，因此留下了行政权力中央集权化的遗产，也成为其后政府结构的永久性特征，连反变法派主政时也未见有所颠覆。这种「同一性」的趋向，其原点正是王安石倡导的政治与教化必须贯彻唯一道德标准（即所谓「一道德」「定于一」）的思想。进入后变法时期，这种「官僚主义的同一性」在日趋强大的专制集权下表现为官僚群体在思想层面的同质化，以蔡京为首的主政者滥用中央集权带来的巨大权力，藉助州学设立的 「自讼斋」（类似自省室）来统一学子的思想观念，利用皇城司侦缉与整肃批评性言论。令著者大为感叹，这样的不幸结局是王安石生前从未预见到的。
最后，刘子健考察了新政运作与专制政体的关系。皇帝掌控终极权力是君主专制的最基本特点，但这一终极权力仍然受到儒家传统的约束、习惯性边界的限制，并在不同程度上必然要与士大夫官僚分享。但不论官僚能分享到多大的权力，「都只是一种派生的权力，是君主让渡的，并且始终保持在专制加于其上的限度之内」。在变法前期，由于宋神宗鼎力支持，王安石在「得君行道」的同时也助推了这种专制。关于这点，刘子健在后来有进一步表述：「在他的新政或称变法体制之下，政府变得自信而武断。」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君主专制的根本特性最终导致宋神宗不仅「担心赋予王安石过多权力会引起其他主要官员的不忠」（第 120页），而且「收回了对变法的全心全意的支持」（第121页），新政运作也必然难以为继。
宫廷政治是君主专制的孪生物，刘子健依次勾稽了宫廷政治对新政不同时期的具体影响，得出结论说：「宫廷政治不仅与王安石的倒台相关，也与反变法和后变法的激变相关，并最终导致后变法时期的堕落。」（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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